比“杀人、破案”要丰富得多|杀人破案的法制节目

　　一股悬疑推理小说的阅读热潮正方兴未艾。如果我们把范畴划得再大一点，蔡骏、李西闽、南派三叔都可以被划到这个圈里。然而，作者群的壮大、阅读热潮的出现，都不等于悬疑推理小说大国的形成。日前，西班牙顶级推理作家、金匕首奖得主何塞·卡洛斯·索莫萨首次来到中国，与书评人止庵谈论悬疑推理小说中的“观念与真相”。因为《洞穴》在全世界的成功，索莫萨被贴上世界知名悬疑小说家的标签，但仅用这样的标签看他的小说就过于简单了。在索莫萨的小说中，悬疑与推理只是一个工具，小说涵盖的内容要比“杀人、破案”本身丰富许多。
　　BQ：你从一位心理医生转行成为专职作家，曾经的这些背景和经历，对你的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JCS：其实心理学对我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从事心理医生这个职业的时间很短，当然了，虽然从事工作时间不长，但是对于这个行业的了解还是非常多的，我也不想否认这个事实。因为这是我过去的一种沉淀，而且我身边全是心理医生。我的妻子是心理医生，我最好的朋友是心理医生，事实上我想出去喝两杯，或者在家里喝，还是酒吧喝，我身边全是心理医生，谈的主要话题都是心理学，甚至家庭吵架都会吵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不能完全说我抛弃了心理学。但是这种影响，我坦白地说，更多的是来自于刚才我所说的对于人的兴趣，那么这种兴趣，让我开始研究人的心理。更是因为我对于人的兴趣，让我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这也是我认为可能对我创作影响最多的一个因素，我特别希望去认识了解其他人，去了解其他人的内心世界，并且是深入地了解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
　　BQ：《洞穴》是非常特别的一本书，也为你赢得了金匕首奖，能不能讲一讲这部书的创作过程？
　　JCS：《洞穴》最早是我的一个朋友，借给我希腊的音乐CD，后来我又看到了一些纸莎草上记录的人类最早的音乐，很多都是跟悲剧一起产生的。音乐比文学能够告诉我更多的东西。音乐突然让我能感觉到，我们有能力生活在古希腊的时代，让我回到了那个世界中，我的眼前立刻出现了一幅影像，是尸体，在街上有一具尸体，一个深夜，周围很多人，拿着火炬穿着长袍，我就在旁边注视着这幕景象，这种非常具有震撼力的形象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一下让我身陷其中，无法自拔。这个尸体是谁的？谁杀的他？之后发生了一系列探险的故事，之后我就创作了《洞穴》这本小说。
　　BQ：为什么对推理小说如此情有独钟？
　　JCS：我并没有想过我要写推理小说，或者是我要选择这样的题材。因为推理小说在西班牙叫黑色小说，无论是黑色、红色、绿色，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比如《谋杀的艺术》，有人说它是科幻小说，有人说它是警匪小说，它还获得警匪小说的奖项，甚至还被评为情色小说。我很高兴有很多的评价和分类，因为我并不想把自己限定于哪个范畴之内。我的作品是与神秘揭秘有关系的小说，其中都有推理和神秘的成分。无论是跟科学有关系，跟艺术有关系，还是跟哲学有关系，实际上都是惊悚小说。因为里面有神秘的谜团需要揭开，总是要进行调查和推理。
　　BQ：你怎么看待丹·布朗（《达·芬奇密码》作者）？他的作品和你的有什么区别？
　　JCS：丹·布朗是英国小说作家。他喜欢用历史疑团来写小说，或者说历史之谜。这是我与他最主要的区别。我也是一个写神秘主义的小说作家，但是，我并不是仅仅说历史的疑团。我想说丹·布朗的小说的模式非常相似，都是一种历史性的小说。当然我也参加过历史小说的讨论，但是我对历史小说并没有偏执。在《谋杀的艺术》中，我并没有在画中或者是艺术品中放一些谜团、线索什么的，因为这些艺术作品或者这些绘画对我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还是投身于解决那些被彩绘的人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与丹·布朗最主要的区别。
　　BQ：你最欣赏的作家是哪位？最震撼的作品又是哪一部？
　　JCS：毫无疑问是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我觉得柯南·道尔的作品非常神奇，他每次写福尔摩斯都能教会我们很多新的东西。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他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可能就是你能够去创造一个人物，并把这个人物变为不朽。你可以让你创造的人物留在人类的历史上，而且你可以把你所有的力量赋予这个人物，就像柯南·道尔，他甚至可以创造他恨的人，把他恨的人创造得非常有感染力，最后，再把他杀掉。他可以从肉体、心理上去描写这个人，甚至人死了以后也不仅仅是一具尸体，很多读者依然可以感到恐惧。我觉得现在应该重新去看待这样一个作家。这很有意思，有时候柯南·道尔会厌恶自己作品中的某个人，甚至有的时候憎恶福尔摩斯。所以文学本身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有很多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