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后 张国焘在南昌起义后的境遇

　　传达共产国际最新指示，阻挠起义发动　　1927年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等人在九江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南昌起义的主张。24日，中央常委在获悉这一提议后立即召开会议，正式确定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并委派周恩来为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即刻前往南昌主持起义；同时，电告共产国际请求指示。
　　可是随后共产国际的复电，却让南昌起义能否举行充满了变数。7月26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复电，内容大致是：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暴动可举行；否则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来做政治工作。如果中国的同志坚持要发起南昌暴动的话，共产国际、联共（布）派来的加伦将军和其他军事顾问是不允许参加的。会议还决定派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前去九江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对这一任务，张国焘并不情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当时的心情异常尴尬。首先，我觉得现在要奉命去停止我赞成过的事，究竟有点不合适，再者我实不愿此时离开中央和不能参加中央扩大会议。”因此，当罗明纳兹在会上提议派张国焘去时，张国焘立即推辞道：“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议快要举行，如能不离开中央，还是不离开好。王一飞同志可以担负这一使命。”罗明纳兹着急道：“时间紧急，派去的人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让他了解使命，立刻启程，仓促间是不易做到的。”此时，瞿秋白、李维汉等都劝张国焘：“还是你去好，你去责任不单是送信，还要考察情况参与决定呢！”
　　就这样，张国焘带着一种极不情愿的情绪上路了。
　　7月27日早晨，张国焘赶到了九江。此时九江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都云集到这里。张国焘很快找到了恽代英、高语罕、贺昌等人，并立即举行会议，向他们传达中央常委会议精神，重新讨论南昌暴动的可行性问题。但是他的提议遭到与会同志的一致反对，大家都认为再无讨论的必要。其中反应最激烈的就是恽代英。恽代英说：“这有什么讨论的，早已经决定了！”张国焘反驳道：“为了慎重起见，为什么不可以讨论？”恽代英气愤地说道：“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并“威胁”张国焘说：“如果你再继续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恽代英愤怒的表情、激烈的话语让张国焘为之变色。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恽代英一直是一位正直而有礼貌的人，素有“甘地”之称。
　　无奈之下，张国焘只好退一步，想待到南昌后再行讨论决定。于是，他向南昌前敌委员会连发了两封等他到南昌后再决定暴动的密电。
　　7月30日张国焘风尘仆仆赶到南昌，并要求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详细报告了26日中央常委会议的情形，提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起义方可举行，否则不可动；起义最好争得张发奎的同意。但他的话立即激起大家的反对。李立三道：“什么都预备好了，现在还需讨论什么？!”周恩来也立即表态：“还是干！”张国焘见此情形说道：“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不同意暴动。加伦将军也主张联合张发奎一起回师广东，张发奎仍有希望，最好推迟南昌暴动。”周恩来一听，气得狠狠地拍下桌子，愤怒道：“现在意思又如此，与中央派我来时不符，我辞职不干了，今天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去出席了！”谭平山更是破口大骂张国焘“混蛋”。
　　周恩来愤而辞职的表示，使会议顿时陷入僵局，最终不欢而散。
　　会后，李立三找到张国焘，告之起义一切都准备好了，不能再有任何改变或延误了，必须彻底放弃依靠张发奎的幻想；而且，获知暴动机密的人已经超过百人，起义再推迟，暴动计划随时可能泄露，届时情况更加危急。
　　31日，会议继续举行，争论仍未停止。正在此时，传来消息，张发奎偕同汪精卫、孙科等人已经到达庐山举行会议，而且颇有针对南昌的迹象。至此，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南昌起义的计划，起义得以顺利举行。
　　客观上来说，张国焘阻挠南昌起义发动的行为，不能完全归罪于他的主观故意。因为当时共产国际电报内容模棱两可，对南昌起义能否发动成功态度是有保留的。而且就其不允许俄军事顾问参加起义和不提供经费援助来看，无疑是暗示不赞成南昌起义，就连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中共当时并无单独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离开了俄军事顾问的指导，起义成功的把握不大。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分析了共产国际来电的实质，“显然欲置身事外，不仅要俄人勿卷入反对国民党的旋涡，而且不肯暗中在经济上有任何支援，是要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何况莫斯科还有阻止南昌起义的电令，将来南昌暴动失败了，我们还要负担违令蛮干的罪名。”张国焘这段话，有借共产国际、联共（布）为自己阻止南昌起义开脱之嫌，但是所说的也不无道理。
　　不管怎么说，当时张国焘对张发奎确实存有幻想，这一点他在后来给中央的信中也承认。而且张国焘主张推迟与张发奎分裂，认为暴动要慎重的态度，客观上阻挠了起义的如期举行，使得起义时间推迟至八月一日凌晨。
　　南征途中处境尴尬，南方局书记之职被更换
　　虽然张国焘最终赞成举行南昌起义，但是大家对他对暴动不够坚决，对张发奎存有幻想，阻挠起义的行为颇多微词。这让张国焘感到自己处境相当尴尬。他本想返回汉口向中央复命，可苦于起义后交通中断，难以成行。他自觉威信受损，情绪低落，除了照常参加前敌委员会议，基本上不管其他事情了。
　　起义胜利后，按照原定计划，部队分批撤离南昌，南下进军广东。张国焘担任农工委员会主席，当时农工委员会大约有40人，行军中主要负责安排住所、自行警戒等事宜。
　　9月下旬，起义部队进驻潮汕。此时，张太雷奉中共中央之命由香港赶到汕头接洽。他的到来，大家起初极为兴奋，以为是共产国际的救援来了，因为这时候部队弹药缺乏，亟需补充。但得知他的使命后，又大感失望。张太雷此行主要目又是什么呢？原来，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还选举了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和决定成立南方局，由“恩来、太雷、彭湃、陈权、代英、黄平、国焘为中央之南方局，以国焘为书记，并在南方局之下组织一军事委员会，以恩来为主任，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萍一带特支。恩来等未到之前，由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的南方局。临时南方局负责指导广东、广西等区域内之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前敌委员会与临时南方局相遇之后，前敌委员会即可取消。”由于南方局的主要领导周恩来、张国焘、恽代英等人都在南昌起义南征途中，为了把这一系列新的决议和精神传达给正在南征途中的起义军，中共中央委派张太雷专程赶往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