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岁月]假如陈独秀坚持到最后

　　抗战爆发后，经中共及社会知名人士营救，被关押在南京的陈独秀获释。1938年7月他抵达重庆，在重庆渝中区石板坡住了一个月，后应安徽同乡邓仲纯、邓季宣兄弟邀请，迁往江津县，妻子潘兰珍、三儿子陈松年随行。他先住白沙镇，后迁至鹤山坪石墙院，住陋室，食粗粮，生活极其艰苦。
　　
　　石墙院内潜心研究学术
　　
　　陈独秀迁往江津，主要是迫于生计。他没有固定收入，生活主要靠亲友资助。
　　邓仲纯和邓季宣兄弟与陈独秀祖上是世交，关系很好。陈独秀来到江津时，邓仲纯在黄荆街开办了延年医院，生意很好；邓季宣任国立九中（安徽公学）总教务主任兼高中部第一分校校长，他们各以不同的方式开始接济照顾贫病交加的陈独秀。同时，邓仲纯还成了陈独秀的保健医生，而邓季宣则帮助陈独秀的三儿子陈松年，在国立九中谋到管庶务的差事，使得陈家有了一份较为固定的收入。
　　陈独秀到江津后，先在白沙镇邓仲纯家住了一段时间，因为生活习惯不同，与邓仲纯的妻子产生了矛盾。此时，他受开明人士杨庆余邀请，于1939年9月与妻子潘兰珍一起移居杨氏祖业鹤山坪石墙院，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石墙院是清乾隆、道光年间建造的，居高临下，视野开阔，环境清幽。庭院东南坡下，便是一泻千里的滚滚长江。这里四时八节景物不同，随心裁取，皆成画幅，让陈独秀很是称心。大院左侧的两间小房是陈独秀的寝室兼书房，穿斗结构，内有一张老式木床、两个木质衣柜，以及装书稿用的两个木箱、一个棕编箱。屋内光线弱，所以在木门左侧开有板窗，便于与天井相望。紧靠寝室右侧和左前下侧各有一间房屋。前者更暗，又无窗；后者属阶下屋，为妻子潘兰珍的居室。院后侧是一片竹林，竹荫下有3张石桌及石凳。江津夏天的气候炎热，傍晚可以在后院纳凉。
　　陈独秀很少出石墙院门，周围乡亲们都把他当做神秘人物一样看待，并称之为“陈先生”。这位“陈先生”和大家相处很好，但他从不与群众交谈，若中途相遇，多是点点头以示招呼。他出户做学问时，会偶尔应村民的请求，写写条幅，又或者为办红白喜事的村民写写对联。
　　由于政治上的失意，陈独秀看破红尘，决意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而在石墙院内潜心研究起了学术。除了与老友高语罕合译《大英百科全书》外，他继续编写在南京监狱里没有完成的音韵文字学专著《小学识字教本》，这样还可获得一些稿酬。同时作为回报，他还要帮助整理杨庆余家祖上的遗稿。
　　陈独秀是有名的文化人，重庆和江津的一些报刊都将他列为赠刊对象，他也给一些报刊写点文章赚取稿费以补贴家用。伙夫焦大爷隔三差五就要进县城，将各地寄到延年医院的报刊邮件等取回鹤山坪，便于陈独秀能够及时得知外界消息。
　　陈独秀白天临窗而读，晚上伴油灯而著，最终在石墙院内完成了《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杨鲁丞先生遗著》，以及政论文姊妹篇《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等文稿。
　　解放后，石墙院仍属杨氏所有。1997年，江津市政府拨专款将其收购，按原貌进行修复，并搜集有关文物，建起了陈独秀旧居陈列室。
　　
　　将胡宗南、戴笠等人拒之门外
　　
　　陈独秀在江津时，国共两党均派人前来探望过。当时的陈独秀，虽然仍关心着国事，偶尔会在报刊上发表些评论，但并不参与政治，不再介入国共两党之间的争斗。所以，他对国共两党的邀请全都委婉拒绝了。
　　叛徒张国焘与陈独秀同为中共“一大”代表和创始人，他曾3次到江津去见陈独秀，想拉陈下水为国民党服务，但都遭到了拒绝。一次，陈独秀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对延安的看法。张国焘以为这次能有机可乘，便向蒋介石建议派要员访问陈独秀，将其言论编印成册公开发行，用以对延安进行反宣传。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特派高级将领胡宗南、军统局长戴笠二人亲自出马，前往陈独秀当时居住的白沙镇。
　　由于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社会部部长康生已在《解放》周刊上轻率地发表了指责陈独秀是托派、汉奸的文章，而国统区《大公报》则刊登了王星拱、傅汝霖、段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林庚白等9人为陈独秀辩护的一封信，胡宗南和戴笠决定将《大公报》上的文章剪贴成册，作为见面礼带去，以挑动陈独秀抨击延安。
　　令胡宗南、戴笠没有想到的是，高语罕夫妇与陈独秀住在一起。高语罕非等闲之辈，原先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胡、戴刚敲开门，见开门者是高语罕，不得不向老师行礼，被挫掉了几分锐气。过了一会儿，陈独秀才从里屋出来。
　　胡宗南说：“蒋先生听说你身体欠安，非常关心和牵挂。”陈独秀没有理会这话，反问道：“二位来是公干还是私干?”胡宗南没有直接回答，将《大公报》剪报交给陈独秀以示好意：“陈先生不久前无端被延安骂为汉奸，全国名流和我党都为您鸣不平，这是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
　　陈独秀接过剪报只瞟了一眼，就放到桌上，并没有一点感谢的表示。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均被国民党杀害，他也长期被关押，对他来说国民党不是好鸟。知道胡、戴两人的目的之后，没谈多久，他便借高语罕妻子之口将两人打发了。
　　中共南方局知道陈独秀生活困难的情况之后，也曾打算把他养起来，特派朱蕴山带着几只鸭子去探望他。朱蕴山劝陈独秀不要搞托派，后来又劝他去延安，陈独秀都一一回绝。
　　就在石墙院内，陈独秀曾书写李白的《山中答俗人》一诗，一式两幅，分别赠送给邻居杨宏勋和阙森荣：“问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这首诗，也许代表了他当时的心境。可惜杨家的条幅在土改时丢失，而阙家的条幅保存较好，于1982年上交给江津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不久，县委党史办又代表阙家将此文物捐赠给重庆博物馆，现珍藏在三峡博物馆内。
　　
　　与佛学大师谈天说地
　　
　　在江津，与陈独秀常往来的人，除了从沦陷区流亡到此的中学校长周光午，国立九中教师何之瑜，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国立编译馆编辑台静农、魏建功等人外，还有佛学大师、支那内学院院长欧阳渐。
　　欧阳渐，字竟无，生于1871年，江西宜黄人。他34岁在南京拜谒金陵刻经处的著名居士、佛学家杨仁山开始学佛，至1930年代已是一位道行很深且很出名的佛学大师。梁启超、梁漱溟、鲁迅、班禅额尔德尼等名流都曾听他讲学。
　　欧阳渐大师所领导的支那内学院，成立于1922年，是由欧阳渐大师与章太炎等人在南京“金陵刻经处”的基础上创办发展起来的一所说佛、教学、刻经和进行佛教研究的机构。后来因日军侵华，位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院舍及院内30多万卷经书全被炸毁。悲痛万分的欧阳竟无率院众千里跋涉，背着残留经版内迁到离重庆不远的江津，得到本地人士的大力支持。张茂芹兄弟捐出土地12亩，邓瞻秋捐助1000元，使他能在江津县城东门建院舍30余间。1938年正月初七，支那内学院正式恢复刻经、说佛、讲学。第二年在江津重建学院，定名为支那内学院蜀院，分毗昙、戒律、瑜伽、般若、涅�5科，并规定每年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和农历十月初八这两天门人集会。
　　这座重建在长江之滨的佛学院清雅幽淡，风景宜人。陈独秀为追求精神生活，常跑到支那内学院蜀院，听大师讲学说经，修身养性。有时，还会同大师一起切磋书法，谈天说地。
　　有段时间陈独秀想练隶书，知道欧阳渐珍藏着字贴《武荣碑》，便想着借来临帖。但他深知欧阳渐一向不喜欢借出书籍，于是就以一个佛教信徒的口吻写诗一首，作为“借条”：贯休入蜀惟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在这张特殊的“借条”里，陈独秀以前蜀时抑郁苦闷、被迫入蜀的苦行僧人贯休自喻，语言诚朴哀愁。欧阳竟无深受感动，心甘情愿地借出自己的心爱之物，供陈独秀临摹。
　　
　　为蚕豆花丢了性命
　　
　　在抗战日渐艰危的时局中，物价飞涨，友人的资助也不能维持陈独秀贫病交缠的生活。1942年春，因生活实在困难，陈独秀打算移居贵阳。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虽未全好，或可冒险乘车往贵阳，以彼处生活较川中便宜一半。”但此举终因病体不支而未能成行。
　　按当时的物价，要维持一家6口人的生计，月需法币600元。而陈独秀虽能写一手好文章，重庆各报却不敢全部采用，故主要靠北大同学会的零星资助度日。春荒迫近，家徒四壁，其妻潘兰珍硬着头皮提议说：“老先生，这一向雨水多，我们也栽点土豆吧？”
　　病榻上的陈独秀睁开眼睛，叹口气说：“也好，你去买点土豆块儿吧，我同你一道去种。动一动，对我的身体或许有好处。”
　　开春不久陈家断炊，素来清高的陈独秀羞于求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无奈，潘兰珍只好挨门向邻居借米借面。幸而陈独秀曾任北大教授，帐下门生不少，其中好些人现在陪都供职，他们到江津看望老师，或多或少都要送点见面礼。
　　清明前后，陈家石墙院内的土豆发芽，菜园一片葱绿。但陈独秀的身体却不行了。
　　他早年鼓吹革命，常有激进言论发表于《新青年》、《向导》等刊物，为军阀及国民党当局所不容，一直遭到通缉。他曾数度被捕入狱，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早就患有胃疾，出狱后又患了高血压，时有发作。他的两个儿子牺牲，思想上又找不到知音，加以贫困潦倒，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他的健康逐年恶化。
　　为了防治高血压，陈独秀从民间医生那里讨得一个偏方：用蚕豆花泡水喝。1942年5月12日上午，陈独秀照例饮蚕豆花水一小杯当药。不料，这次的蚕豆花是雨中所采，经数日始阴干，可能是发酵后含有霉菌，泡服时水即呈黑色。至午，他腹胀如鼓，昏沉入睡，连晚饭也没吃，从此再未起床。
　　1942年5月27日，天气阴冷，还夹着点点雨丝。晚上9点过，潘兰珍那凄惨的哭声，打破了夜色的沉静。曾一度高擎民主与科学火炬的“五四”先驱陈独秀，走完了他63载的人生之旅，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