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近代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历史贡献】 梁启超传简介

　　摘 要：梁启超是近代维新运动的英勇斗士和卓越宣传家，他在19世纪末的《请变通科举折》中，率先提出“智农工商”的思想；1917年，他是由黄炎培发起创建中华职教社的重要参与者；1922年，应中华职教社举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的邀请，他以《敬业与乐业》为题发表演说，把所提倡的趣味主义教育应用于职业教育以发展人的个性。这一历史过程从晚清到民国，从“戊戌变法”到“五四”以后，从近代实业教育到现代职业教育，跨越了几个时代，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与时俱进。
　　关键词：梁启超；职业教育；发展；历史；贡献
　　作者简介：彭干梓，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卢璐，湖南农业大学科技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夏金星，湖南农业大学科技师范学院教授，副院长。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饮冰，语出《庄子》，形容他内心忧愁焦灼，以“饮冰”为书室名，表明了室主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他自幼攻读经史典籍，17岁中举，18岁后开始接触“西学”，1891年至1894年，在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学习，并帮助康编纂校勘《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深受康的影响。1895年春，随康有为入京会试，共同发动“公车上书”。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他作为康有为的主要助手，积极活动，奔走策划，宣传鼓动，在同封建顽固派的论战中，笔锋犀利，所向披靡，成为维新运动的英勇斗士和卓越的宣传家。
　　1898年以前，梁启超还只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他的所有活动笼罩在康的巨大身影之下，直到变法失败以后流亡到日本，在广泛接触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才逐步挣脱了康有为思想的束缚，并在一个短时期内（1898年-1903年）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发表了一系列鼓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背离康改良主义政治路线的文章”。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他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黄金时期，也是他一生最有群众影响，起了很好客观作用的时期”。{1}
　　1917年，梁参与由黄炎培等发起创建的中华职教社的活动。1920年后，专门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东南大学和一些职业学校讲演。1925年担任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1929年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 000余万字。
　　本文以1898年的《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 1903年的《新民说》，1917年与蔡元培、张骞、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教社，1922年应中华职教社举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的邀请，向该校以《敬业与乐业》为题发表演说等，来分析梁启超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一、《请变通科举折》的“智农工商”
　　
　　中国近代从实业教育发展到职业教育，由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发展到“五四”时期中华职教社宣言提出“以人为本”的历史过程是漫长而渐进的。洋务派一些代表人物的思想也是如此，如张之洞在起始时反复指责传统教育的弊病是“士有学”，而“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才”。{2}他兴办实业教育的目的是为这些产业培养“专门之才”。甲午战争后，1896年他在《劝学篇》中提出以“养民”、“治生”为主的实业教育观，明显有了进步。
　　梁启超的实业教育思想明显不同的是要培养“有用之民”。1898年4月初，康有为、梁启超策划，由梁执笔{3}联合在京举人百名上书《请变通科举折》，强烈要求废八股取士之制，改应试经济六科，这不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以这种形式鲜明提出教育改革主张影响最大的一次，更重要的是梁启超第一次提出“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的思想：
　　“且科举之法非愚士大夫无用而已，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而皆愚而弃之。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始。……吾之生童无专门之学，故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物，商不知万国产物，兵不知测绘算数，妇女无以助其夫。是皇上抚有四万万有用之民，而弃之无用之地，至兵不能御敌，而工、农、商不能裕国，岂不大可痛哉！”{4}
　　奏折中，梁启超强调教育必须面向全民、面向世界、面向富强，他对科举的批评正基于此∶“且科举之法，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皆愚而弃之”。他说：“凡国之民，都为五等：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曰兵，士者学子之称，夫人而知也，然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故美国每年农产值值银三千一百兆两……而中国只值三百兆两……今夫有四者之名，无士之实，则其害且至于此。”。{5}他认为西方国家“借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是“智之强也”。{6}
　　4年后，梁启超发表了《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进一步指出封建传统教育之所以失败，洋务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全在于教育宗旨的失误：或以“升官发财”为宗旨，或以培养少数洋务人才为归。他认为正确的教育宗旨应该是“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因为国家的强弱、存亡是由整体国民的素质决定的，要养成特色之国民，就必须从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入手，务使全体国民“备有资格，享有人权”，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的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为本国之民”，“为现今之民”，“为世界之民”。{7}
　　
　　二、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型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维新派思想家进一步认识到了开发民智、改造国民精神的重要性，流亡国外的梁启超把“新民”当作中国社会变革的当务之急，开始了一场引人注目而且意义深远的“新民”运动。{8}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梁启超的实业教育思想反映出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型的萌芽，并在辛亥革命之后发展成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思想的主流。
　　教育“以人为本”是一种价值取向，指教育的核心本质是为人的本性发展服务的，它以充分开发个体潜能为己任，以丰富的知识、完整健全人格的培养为目的。教育的一切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根本、以人为对象、以人为动力、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标志的，教育便具有了创造人的价值的意义，强调的是以人的发展、特别是作为教育对象的具体的个人的和谐发展为根本。
　　教育的“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以“物”或“非人”为本。“以物为本”的教育由来已久，在中国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官方教育就是以功名利禄为本：“学也，禄在其中”──这是文雅一点的说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直白的说法。这种教育价值观不绝如缕，绵延至今。在现实教育中，分数、名次、文凭、证书、户籍、职业、待遇之类的“身外之物”，仍是比人自身完善更为重要的目的，成了人们艳羡、膜拜、追求和竞争的对象。
　　1902年2月至1903年11月间，梁启超撰写了洋洋十余万言的《新民说》，该书共20节，包括叙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之义、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一名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毅力、论义务思想、论尚武、论私德、论民气、论政治能力等，全面探讨了国民性改造问题，形成了系统的新民学说。
　　梁启超对于“新民”有许多解释，但从本义上讲，就是全面改造中国国民在几千年的专制社会里形成的国民性的缺陷，诸如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团结力之相差等等，使之成为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的新型国民。梁启超新民学说的形成，适应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潮流。他第一次直接地完整地提出国民性改造的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了人的近代化问题，把振兴中国的根本出路寄托在新国民的形成上，并把教育看作是振兴民族精神、铸造新国民的最重要的途径，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救国”社会思潮的进一步深化。
　　梁启超确信国民素质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撰写《新民说》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造新民，强民志，培植新国民。他从世界各民族竞争的大趋势来探讨中国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意义，把培养“新民”作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并发出了“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的呐喊，在当时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梁启超流亡日本，对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根据物竞天择、自然淘汰的理论，认为世界上任一民族如果不能适应世界时势变化，竞争失败者都将不能自存于世。中国几千年来实行锁国主义，与世隔绝，一旦与其他民族之优秀者相遇就显出落后，结果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节节败退，步步维艰，酿成深刻的民族生存危机，成为竞争的失败者。其外部原因是由于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在国内生产过剩市场饱和的情况下不断向外扩张以谋取更大利益，中国受到的侵略实质上是西洋列强的经济侵略，其内部原因是因为中国经济极端落后，生产不发展，没有经济实力与西洋各国抗衡。他指出：“生计界之竞争，是今日地球上一最大问题也。各国所以亡我者在此，我国之所以争自存者亦当在此。”{9}
　　《新民说》已与20世纪20年代之后在西方流行的人道主义思想有相互呼应之妙。据《大英百科全书》（1980年版）中“Humanism”(人本主义、以人为本、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词条上的说法：今日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都是在寻求“人”在思想与精神上异于禽兽的理由，所诉求的终极领域是人类的理智，而非任何外在的权威，其目标是在“有限存在中的最大之善”，是指任何“以人类福利为本位的观点或态度”。
　　在“新民说”中，梁还运用西方社会经济理论的量化分析和经验实证方法，对于国民生计、国民职业与民德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论述，指出“生计憔悴之逼迫”是造成国民道德腐败堕落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民德”与国民生计的进步为正比关系，“生利”与“分利”是衡量“民德”价值的标准，提出使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分利”之国民变为“生利”之国民，是改造国民道德的途径。这一系列新认识开拓了从“民生”入手改造“民德”的新思路，也开启了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民德”问题的新学理，给后人认识“民生”与“民德”问题提供了思想和学术上的启示，把对实业教育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10}
　　梁启超指出：“国之兴衰，一视其总资本总劳力之有所复无所复而已。有所复者资母孳子，大学谓之生之者，生计学家名之曰生利；无所复者蚀母亡子，大学谓之食之者，生计学家名之曰分利。”{11}所谓资母孳子是指生产性劳动，是生利的，蚀母亡子是指非生产性劳动，是分利的。主张中国要多多生利，减少分利，国家经济实力才有发展，竞争力才能提高，才能自存以抵制外国侵略。因此必须发展实业。他说：“今之中国，苟实业更不振兴，则不出三年，全国必破产，四万万人必须饿死过半。”{12}他把人分为两类，生利者和分利者。生利者又分直接生利者和间接生利者，前者如农民、工人之类；后者如商人、军人、政治家、教育家之类。
　　
　　三、“人权的智识基础”与女子职业教育
　　
　　注重人权的智识基础，是梁启超职业教育思想人本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对人权平等性的认识同人的智识程度密切关联，认为人的知识程度越高，其觉悟程度也就越高，从而人权意识也就越强。因此，“开民智”以不断增强“智识基础”，应该成为人权斗争的前提。具有特别意义的是，他从人权平等性的角度来论述女子职业教育，还把教育上的平等权和职业上的平等权摆在首一首二的位置，认为人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主体争取自我解放的斗争，教育是促使受教育者提高人权，是主体自我意识的前提。他强调：“不从智识基础上求权利，权利断断乎得不到，侥幸得到，也断断乎保不住。”“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因此今日欲兴民权，“言自强于今日”云云，都要以“开民智为第一义”。{13}强调女权的智识基础，并使之与职业教育联系起来，这是梁启超人权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对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贡献。
　　早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就专门写有一篇《论女学》。文章分析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全国的妇女“不学”，缺乏教育。这样带来了许多危害：首先，不利提高妇女地位。妇女无知识，无法就业，造成社会上男女不平等。其二，不利于儿童教育。妇女是儿童教育的关键，而母教的根本又自妇学始。第三，势必减少就业的机会，对经济发展十分不利。梁启超还提出“胎教之道”，主张妇女锻炼身体，这样能使下一代有强健的身体，从而大大提高民族的素质。所以他提出体育课程应为女学中的“一大义”。{14}
　　1897年，梁启超为协助经元善在上海创办经正女学，撰写《倡设女学堂启》和《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呼吁提倡培养有知识有新思想的女青年，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在《新民说?论生利分利》一文中，论及妇女实业教育时，他还认为，妇女并非全部是“分利者”，养育后代，主持家计都属生利之事。同欧美比，中国妇女由于缺少实业教育而出外谋生、参加社会职业者较少。他认为妇女可承担学校教师、商学会计之类工作。但无论室内还是户外工作，他都认为妇女要读书识字(普通教育)，要懂会计之方、教学之法、操作之术(实业教育)，才可既从事户外职业，又能应付室内生利之事(家计)。这实际上指现代的家事教育。
　　梁启超认为，扩大女子的就业“使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夫使一国之内，而执业之人，骤增一倍，则其国所出土作物，亦必骤增一倍……”。{15}他介绍泰西诸国“农、商、医、律、格致、制造等串，国人无男无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或能或不能之别”。{16}他还分析中国女子有二万万，全属“分利”，没有一个“生利者”。而天下任何事都有其专门学问，“必有此业中所以然之理，及其所当行之事，非经学问不能达也”。{17}中国妇女自古以来被剥夺了受教育权，也就无法求得各业所需的学问，自然也就不能从事职业，只有成为“分利者”。根据妇女的特点，他还为女子学校设计职业有关的课程，把教育与妇女的生活、命运联系在一起，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
　　
　　四、《敬业与乐业》的趣味主义教育思想
　　
　　1917年，由黄炎培与张謇、蔡元培、梁启超等一批学者和企业家发起成立中华职教社。《中华职教社宣言书》开篇即宣示：“夫职业教育之目的，一曰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及也。一曰又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认为“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莫过于生计。根本解决，惟有从教育下手，进而谋职业之改善。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也。”{18}
　　1920年，在欧洲游学了近两年的梁启超回到祖国。此时的他逐渐疏远了政治与仕途，转而专心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在北京和天津的高校作了多场演讲，后应南方各社会团体的邀请，赴南通、上海和南京等地讲学。1922年，应中华职教社举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的邀请，向该校师生以《敬业与乐业》为题发表演说，勉励学生将来能“敬业乐业”，各尽自己的力量贡献社会，并从职业中享受到乐趣。此文影响巨大，至今被大陆和台湾选为中学语文教材，明显不仅在于它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他对职业教育作用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价值的论述，对中国近代实业教育向现代职业教育转型所具有的重要标志意义，同样应该受到重视。
　　梁启超开题就提问：“业有什么可敬呢？为什么该敬呢？”他说：“人类一方面为生活而劳动，一方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人类既不是上帝特地制来充当消化面包的机器，自然该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认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称，从俗人眼里看来，有高下；事的性质，从学理上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这叫做职业的神圣”。梁启超说他生平受用的有两句话：一是“责任心”，二是“趣味”。并力求这两句话之实现与调和，“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他“深信人类合理的生活应该如此”！
　　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是一种趣味主义的人生美学，他曾多次说过，自己是一个信仰和主张“趣味主义”的人。他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一文中，他明确表示：“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好象机器房里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气来，任凭他多大的机器，总要停摆。”{19}作为“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梁启超推崇个性的趣味主义承担了启发民智、拯救人心的社会责任。实际上，“敬”与“乐”是以他的趣味主义教育观为基础的，和黄炎培的“敬业乐群”尽管看上去很相似，但还是各有玄妙之处，并不完全一致。具体地说，梁启超所谓的“敬”，指的是“责任心”，“乐”则是指“趣味”，从人本主义教育价值观来考察，其意义至今仍难以取代。
　　梁启超是清末时期用西方现代思想重新解释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大师，在我国现代教育体系确立的早期阶段，作为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他把所提倡的趣味主义教育应用于职业教育，同样承担了启发民智，尊重人的个性，使更多的人能够找到适合于自己学习和发展的空间，对发展人的个性，建立现代职业教育理念起了别具一格的重要推动作用。从近代实业教育到现代职业教育，跨越了几个时代，他的职业教育思想是与时俱进的。
　　
　　注释：
　　{1}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386-387.
　　{2}张之洞.张文襄公文集[M].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会所折.卷113，北京:北平文华斋刻，1928.
　　{3}元青，李喜所.梁启超传[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47.
　　{4}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梁启超等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79.
　　{5}{6}{15}{16}粱启超.饮冰室合集?变法通议[M].P189-190、188.
　　{7}{8}{9}{10}粱启超.论生利分利.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M].
　　{11}粱启超.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饮冰室合集�文集[M]，第7册.
　　{12}{17}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37―41.
　　{13}戊戌变法[M].第２册:551.
　　{14}粱启超.论女学[M]:201-202.
　　{18}黄炎培.中华职教社宣言书[N]，1917.1.
　　{19}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M].第七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