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湖底群魂 [北大，那人，那魂]

　　“年光似鸟翩翩过”，转眼间，离开北京大学已经四十五个年头。不知为什么，每每去北京出差，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要到北大一趟，或会会还健在的老同学、老同事，或一个人悄悄走进燕园，想起那些往事……那种复杂与微妙的心情实在难以言说。
　　从我进校的第一天起，便听到了“清华有个马约翰，北大有个马寅初”的说法以及马校长的许多掌故。“二马”都是年过古稀但敢于与青年学子比肩竞赛的典型。据传，1951年马校长在北大就职典礼大会上就向师生提出过学习俄语、骑马和爬山以及洗冷水澡等几个方面的挑战，老当益壮溢于言表。1955年9月我进北大以后，每周、每月总不断有要人、名人来北大作报告、开讲座或献艺演出，有的人甚至是其他高校所请不到的，而且每每有要人讲话，马校长总是拿把木椅坐在讲桌侧面笑眯眯地作陪，这些我百思不得其解。据老学友解密，马校长就任北大校长前，毛泽东询问他有何困难，他回答的是“以后我请谁到学校里去做报告，可要得到保证”。毛泽东笑着回答：“这条我保证!以后你想请谁，我就保证他随叫随到。”这掌故让我很受感动，马校长真是处处想的是如何培养出一代新人，这一点也足以显现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教育家本色的一面。以前，我读过一些关于马校长在民主革命中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斗争的故事，曾不止一次地被他的斗士形象所激动，但真正认识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气概，还是在1958年他惨遭陈伯达等人组织的批判围攻之时。我清楚地记得，这年夏天，在大饭厅公开批判《新人口论》和他的“团团转”经济理论会上，马老手拿笔记本，端起木椅朝大饭厅台前靠着听众处一放，认真地听着对他的批判。然后对发言者的错误一一进行纠正。马老还表态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马老那带着浓郁江浙韵味的铿锵话语和他那永不屈服的身姿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
　　我不会忘怀，当年我留校任助教时指导过我教《中国书史》课程的刘国钧先生。刘老20世纪30年代编制的《中国图书分类法》，把西方图书分类中先进的10进制与中国古笈经史子集的实践相结合，较好地解决了中国图书分类中的难题，这很让我们这些骄傲的学子佩服。据传，他还是当时全国研究道教理论的三个半人中的半个，之所以被称为半个，是因为他主要是从文献学和目录学角度探微钩沉。我向刘老问学九年，虽然他可能给我可敬的一面要多、可温的一面要少，但他那敦厚君子般的品德，诲人不倦、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并从中受到极大的教益。古人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逢。”我觉得刘国钧先生不仅是一位好“经师”，而且也是一位绝难相遇的好“人师”。记得我任助教之初，刘老便交给我一个开创性的任务，为他的《中国书史》讲义补缺，编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书史》部分。我对这一课题确实有些惶恐，刘老找我谈心，指出从我的实际出发，沿着历史线索“倒着走”，也许由易到难能更好提高我的探索与研究能力。我消除了顾虑，愉快接受了这一任务。刘老又布置我先拿出一个大纲，一周内我制订出一个“三步走”的总体计划，第一步广泛收集资料并作好卡片，第二步汇总资料并进行述评，第三步制定写作大纲并按分期逐步成稿，刘老时此给予了肯定。后来在制订写作大纲时刘老更是主动作了具体指导，这样，原计划半年完成的任务，我只花三个月便交出了让刘老满意的初稿。同时，通过这一研究，我自感研究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
　　北大的老师队伍中(不管是教授、讲师、助教，还是职员、工人)总是充满着一种关爱和向上的人文气氛，这种氛围也直接影响着每一个学生。记得入学不久，我们有些同学就开始钻研中国目录学史，但一读到姚名达、汪辟疆等人的著作，总感到自己古汉语尚未完全过关，于是打算课余先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学起。我从旧书摊淘来一套许慎的《说文解字》，我的同窗周丕显则买了一本《尔雅注疏》，两人合伙钻研了一段时间，感到越看越发昏，于是我俩相邀登门向王重民教授问业。王教授热情接待了我们，始终用谦和的语气问我们看这些书有什么困难，我俩如实地谈了一些。他知道我俩尚未入门，就先从许慎《说文》的体例说起，并手指擘画，一一举例作了详细说明。我俩听了，心里有了些底，决定按照他的意见去办。其时，王教授的桌上正摆放着一堆堆敦煌书籍与资料，这引起了我俩的好奇，于是话题又转向了敦煌卷子。王教授着重回忆了自己在美国图书馆为敦煌经卷编目和抄写敦煌资料的种种艰辛。这次我俩不仅大饱耳福，还亲手翻阅了一些敦煌资料。想不到这次求教中，我的同窗周丕显竟被王教授的学术魅力征服了，心中暗暗下定研究敦煌文献目录学的决心。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甘肃省图书馆善本部工作，而敦煌文献是那里的一个特藏。*****中，图书馆打派仗，周君主动当起消遥派，一头扎进敦煌特藏悄悄钻研起来。皇天不负苦心人，他所积累的一本本资料在改革开放后就转化成了一篇篇论文，并被一些历史研究期刊所登载。1985年我去兰州出差，专门拜访过这位同窗。其时，由于他研究敦煌文献卓有成就，被西北大学和宁夏大学的历史系聘为客座教授，专门开设了敦煌文献讲座，他同时也被选为甘肃省政协常务委员。我同他谈及这些成就，他动情地说：“这全是王重民教授对自己的指教和影响!”记得当时，我俩好一段时间静默，深深地缅怀起王重民先生五十年代对我们的教诲。1997年春，我接到周丕显打来的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他的敦煌文献研究专集已经付印。但此后不久，我便得到噩耗，由于敦煌研究耗尽精力，周丕显君竟然在沙发上的小憩中阖然长逝。周君的事迹让我想起早在1927年杭州举行的纪念北大校庆29周年集会上，马寅初校长曾发表题为《北大的精神》的演讲，把北大精神概括为“牺牲精神”，第二年在上海的纪念会上他又提出这种精神“不但在校时不可丧失，就在社会服务，仍须保存，随时运用出来”。如此看来，周丕显君是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北大精神”的典范。其实，这样发扬光大“北大精神”的北大人何只周丕显君一个，其他类似者很多。
　　回忆北大的那些日子，除了想念许多老师和同学外，我还特别难以忘怀老职员“施老太”。施老太当时其实并不老，不过四十多岁，因为她体态有些胖，又是一身老大姐风范，因此人们都亲切地尊称她为“施老太”，久而久之，她的真名倒被人遗忘了。施老太当时管理系资料室和系学生阅览室。由于她的辛勤经营，一时这里便成了师生学习和研究业务的乐园。阅览室窗明几净自不必说，开水是尽量供应的。图书报刊资料的阅览也让人感到得心应手，原因是施老太从不闲着，不是随手整理，就是及时装订或按专题剪贴成册。当然最让人难惠的还是施老太那一脸慈祥的笑和那发自内心的嘘寒问暖。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她要知道你有个头痛脑热，马上就会送上一杯姜开水。记得过苦日子那段，施老太总是每天给我带来一杯“人造肉”，虽然我对那绿色的液汁心存疑虑，但好意难却，我还总是当着她的面来个一口清。1961年我在北大完婚，施老太特别高兴，专门送我一对玻璃水果糖缸。几十年来虽然我搬家数次，但这对玻璃糖缸却一直摆在我的书桌案头，看到它我便会立刻忆起施老太那慈爱的老大姐面容。施老太一辈子没成过家，但她特喜欢小孩，1967年我带上两个小孩去北大看她，她硬是坚持让出自己的床铺留我们在她宿舍住了一晚。1997年参加北大百年校庆，我曾专门找寻过施老太，但问了几个老北大人，却都不知道她的住处。施老太现在可能已经作古，但这位北大人的音容笑貌却常常在我的脑海里闪现。
　　我常想，北大人的体态、气质和能力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所具有的“北大精神”，即其校魂，却是相通的。这正如满天的星星，光彩夺目的自不必说，即便是最不显眼的，也总是散发着微弱的光，只知道一门心思去照亮他人――这就是充满北大精神的一代代北大人，他们能够彼此传递温暖、关怀、感动与爱，也许这就是人性的伟大。在北大的九年，我深深地感受了这份北大精神，理解了“文化”即“人化”的深刻内涵。北大九年，将成为我生命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作者系北大图书馆学系1955级学生，1958年～1963年留校任教，后在湖南教育报刊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