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落而知天下秋_一叶落何以知天下秋?

　　[摘要]中国的教育研究走向世界面临两个重要的瓶颈：一是数据资料的匮乏，二是研究方法的缺失。首先从教育技术研究的两个实例入手，以因果关系为主线，探讨了定量研究方法在教育中的应用。中西教育研究方法差异的表象之下隐含着中西思维方式和文化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曾经导致过痛苦的历史后果。其次从历史和文化的比较中，深信只有将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中国才会产生出超越西方的思想武器。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方法的缺失部分是由数据资料的缺失引起的。最后呼吁中国的决策者和有识之士应把教育数据资料库的建设、整合和透明公开使用，作为提升教育研究水平，增强教育决策科学性的战略性步骤来思考。
　　[关键词]研究方法；实验；因果关系；假设检验；教育技术
　　[中图分类号]G40－0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08(2011)02－0025－07
　　
　　一、引言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可看成是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代表格言之一，其喻意是人们可以通过个别事物的细微迹象来感悟，直至预测、判断整体发展的趋势及结果。如果单从成语的表面意思看，“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不符合事实的错误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当我们把这里的“天下”理解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村时，一叶落显然不可能知道天下已秋。不过，当格言深深的打上中国文化烙印，特别是当格言这种形象思维，在其背后隐含着深刻地寓意时，格言的对错就很难简单地用观察自然现象的方式来解答。因而，我们在这里把此格言主要理解成一种推理方式，即从一推论到多，从一点推论到全体的原则。
　　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从一推论到多，而在哪些情况下又不能从一推论到多呢?一般说来，高度同质的(homogeneous)东西从一推论到多相对安全。例如，对纯金(近乎100％)的某种特质进行试验，我们大可不必对大量纯金进行抽样试验，就能把对一块金试验的结果推论到所有的金，即“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反，高度异质的(heterogeneous)东西从一推论到多则比较危险。如果我们问一位学生：是课堂教学对知识的学习更有效还是“在线教育”对知识的学习更有效?无论这位同学是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我们都无法把他／她的看法推论到全体学生身上。因为学习的效果会因人、因条件而异。因而，从个别推论到一般出错的可能性很大，即“一叶落不知天下秋”。
　　
　　教育技术、远程教育或在线教育的大部分研究对象是高度异质的，能够从一推论到多的情况并不多见，因而，统计的研究方法，即由样本(sample)到总体(population)的推论，是一种在这些领域中相当重要的方法。除了学科的性质呼唤对方法的重视之外，本文写作的另外一个动机来自于中国教育研究的现状。笔者多次回国，看过不少中国学者写的书、发表的文章。总的印象是，中国教育研究走向世界受制于两个重要瓶颈：一是数据资料的匮乏(基础)，二是研究方法的缺失(工具)。希望本文能够引起国内教育界的同仁对这些问题有更加深入地探讨。
　　
　　二、从因果关系谈起
　　
　　寻求和检验因果关系是科学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因而，谈方法自然要从因果关系谈起。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因果关系能够成立呢?当以下三个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就可以说：A和B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成立的：
　　第一，A引起B；第二，A前B后；第三，A和B之间的关系不能因引进第三者(C)而改变。把这些关系在有证据的基础上仔细地弄清楚并非总是易事，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因果关系总是错综复杂的。
　　因果关系的复杂性首先使科研工作者的选题成为一个困难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众多的教育研究领域中选择一个有意义又有明确因果关系的研究课题不容易。在国内讲学时，我曾问本科生，“你当前研究的课题是不是几乎没有前人研究过?”举手回答“是”的学生大约占30％。当我用同样的问题问博士生时，没有一个人回答“是”。因此，一个好的选题不仅依赖于牢固的学术基础，而且常常还有幸运的成分包含其中。
　　其次，科学不牢固的基础和怀疑精神也是寻求因果关系困难的另一部分原因。比如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曾经对因果关系必然性的提出否定，而使康德十分震惊，甚至整个科学界都为之一惊。在休谟看来，因果关系不是万能的，只不过是人们满足内在好奇心的一种追求，并不能证明其必然性。休谟也由此被带上了“怀疑主义”的帽子。其实仔细一想，他所提倡的怀疑精神无疑是科学观中的核心价值。休谟的挑战也表明，科学的基础有时并不是非常的稳固(或许本来就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具有牢固的基础)。
　　
　　由此可见，科学研究总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换言之，科学进步的过程也就是假设不断受到验证的过程，而这种进步又通常是在否证中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不仅要挑战别人，很多情况下更要挑战自我。
　　为了演示统计方法在教育技术领域中对因果关系分析的应用，笔者在下文中使用了“实验研究”和“线性回归分析”两个例子。
　　实验是科学研究中使用最广，最能直接体现因果关系的方法之一。实验方法的种类很多，本文不可能一一介绍。本文先介绍一个刊登在美国杂志上的实验。这个实验是关于一年级学生词汇量扩展的教学。实验由21位学生组成，他们被随机地分配到实验组(n=11)和参照组(n=10)。
　　实验前，研究人员对两组学生掌握的词汇量进行了测试(参见表1)，然后，在教学内容一致的前提下，对参照组实施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对实验组实施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方法(实验)。实验后测试的结果表明，两组的成绩都有提高。可是实验组成绩提高的程度大大高于参照组。配对样本的t检验进一步表明(参见表2)，尽管两组产生的变化都是显著的，实验组的显著度(p 或称变量。
　　表3显示的是3个回归方程模型的结果。通过这三个线性回归模型，我们要系统地检验和预测，计算机和网络、家长参与，以及家庭背景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从这三个多因分析的模型中，我们也许能更真实地看到这些因素共同对学生阅读和数学综合成绩产生的影响。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模型1是我们这个例子要研究的主题，即家里是否拥有计算机和家里能否上网对学生的成绩是不是有明显的影响。从模型1的结果我们发现，家里拥有计算机和家里能上网都对学生的成绩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我们大抵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模型1的结果：第一，从回归模型的判断系数(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085)我们可以断定，第一个模型可以解释依变量(学习成绩)8.5％的方差。第二，F=627.4，p2=.0116)我们可以断定，第二个模型可以解释依变量11.6％的方差。和模型1相比，模型2对方差的解释力度增加了3.1％，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家长参与”对模型所增加的解释力。模型2的F=185.6，p2=.0261)我们可以断定，第三个模型可以解释依变量26.1％的方差。
　　和模型2相比，模型3对方差的解释力度增加了14.5％(三个模型中力度最大的一个)，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背景对模型所增加的解释力。模型3的F=350.1，p 体现的是一种随和、自然和亲热，不存在“不敬”的问题。而中国人则完全不同，直呼小名至少是不礼貌的行为，小名只有长者或平辈才允许叫，否则就是一种不敬。在论及富国和富民的关系时，常常用“大河有水小河满”来说明，强调的是国富才能民强。这恰恰反映了中国人由大到小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模式。而西方则不同，其立国的税收政策所反映的是“小河有水大河满”的理念，认为只有民富才能国强。
　　虽然上述举例都是一些简单的常识，可用文化的差异来解释，可是鲜有人把这些深深植根于文化中的东西和中西思维方式大小不同的顺序联系起来。
　　
　　2　由点(小)及面(大)的精练推论原则
　　中国人虽然在审时度势时所遵循的是由大到小的习惯，但当他们进行推论时却常常遵循的是相反的法则，即由小到大。引言中提到的“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反映的就是这一类思路。和中国人由小到大的推论方式相反，西方人十分重视和强调个体的差异。比如，莱布尼兹就认为，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there is no substances which are exactlyalike)。很显然，这种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这也是西方近代分析思想的重要基石。可见，西方人不会轻易从一片叶子的变化，来推断整个季节的变化。从另一个侧面看，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推论，也反映了中国人在狭隘地球观的指引下，偏好形象思维而忽视逻辑思维的特征。
　　以上讨论的两点看似互相矛盾，其实不然。首先，从漫长的不同文化积淀中，我们极易从中西双方都能找到观察和推理的相反例子，中西方主流观察和推论方式的不同，可谓是泾渭分明。其次，大小观察和推论的不同方向各有优劣，不能一概而论。从大到小的观察方式容易把握方向，不过常常容易忽略细节和个体的差异；而由小到大的推论方式，虽然经济、简洁，但常常误判误导，因一个或几个案例通常不能成为代表性(representation)的样本。再次，无论是由大到小的准时空观还是由小到大的推论方式，都或多或少反映了中国文化中追求简洁，时常也显得有些粗犷的特征。也就是说，以上两个不同的方向的观察和推论，都是中国人重视和强调宏观思维，追求简洁的文化特征的一种反映。
　　
　　3　分析与综合的不同侧重
　　分析与综合是两个最普通的哲学和方法论的概念。可是，当我们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中西思维方式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别上来讨论时，其含义便非同小可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近几个世纪困扰国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是主导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反思中国问题的核心话题之一。在这些反思中，各种西方的思潮风起云涌。其中，张之洞的“中学为本、西学为用”，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论点等，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尽管这些思想之间也存在根本的差别，但它们却倡导了一个共同的理念，即，照抄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已无法复兴中国，因而，必须对中国的传统进行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文化评价的褒贬与中国世道的兴衰紧密相连。当中国衰落时，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常常容易夸大，中国人和洋人都不例外。而当中国强盛时，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又往往容易夸大。其实，任何一种文化的影响都是很难精确界定的，因而对中国文化无论是褒还是贬，互相冲突的观点俯拾即是。许多文化特征对社会和人生的影响会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正负互易。从总体上讲，西方思维方式强调的是分析和个体，而东方思维方式强调的是综合和集体。其实，这两种思维方式在现实中总是共存的，而且也没有抽象的优劣之分，只是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的方向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因而导致了明显不同的历史后果。
　　分析(analysis)是一种将整体分解为部分来进行研究的方法。而综合(synthesis)则是一种把部分整合成一个新的整体的方法。作为系统的方法，综合法是一个比分析法具有更长历史的方法，因为，当古人还无法认识到事物的内部机制和细节时，他们就能够综合地概括出许许多多的规律来指导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然而，在没有分析作为前提的情况下，这种用直觉和猜想的综合法得出的结论是很难精确和科学的。而系统分析方法的出现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手段。可以说，科学革命以及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没有分析的方法是完全不可能理解的。西方打败中国从表面上看是坚船利炮，而背后却是他们重视分析，看重细节的结果。他们的分析和细致，把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制造成打败中国人的武器。
　　反观五千年中国文明，国人思维不精确的毛病曾为许多有识之士所痛斥。有人认为，中国国民具有一种能综合地但无法分析地判断事物的倾向，即综合的国民性。另外的学者则断言，“大抵自有中国以来，以及今日，无论圣凡贤愚贵贱老幼，无一人不受有若干笼统之病”。胡适则把中国最有名的人叫做“差不多”，并写了“差不多先生传”。更有甚者，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思想界的书大多是短篇简语，零零碎碎的。如老子的书，《论语》、《孟子》都是拼凑而成。唐朝盛行文集，宋朝盛行语录。工艺界上，因为中国人不能做系统的思想，所以不能盖大规模的房屋，中国人不能发明复杂的机器”。唐钺的这些话今天看来是言过其实了，不过，早期这些学者对中国人思维不讲究精确性的批判仍然是值得我们，特别是值得文科和教育界的同仁们所警示。
　　中国人重视宏观思维的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太习惯于用一个一个的口号来表达民族的导向(口号的功过当另文评论)，而导致支持这些导向的研究(通常薄弱)，成了保证民族口号导向科学性的根本依据(比如对政策的注释性研究)。本文所强调的是分析和综合的有机整合，因为分析的结果没有综合，其结果是凌乱的；而综合没有分析作基础，则综合的结果是思辨和猜想的。
　　
　　4　中西学者人格上的文化差异
　　社会意义上的人是文化的产物，中西文化的不同自然会孕育出气质不同的学者。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造就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做学者也是做官的理想准则。即便功成名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人们崇尚的理想道德。在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上，前者总是优先于后者的。这种以国家和社会为重的文化培育了一代代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学人，他们的这种大气很自然地反映在他们的学术作品中。回国时读了不少文章和论文，大学者是大题，研究生也是大题，一讲系统就是国家，一比较就是古今中外。在欣赏这些大气之作的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到，细致的、用系统证据作支持的文章，实在是应该在中国教育界大力提倡的。
　　中国学人身上的另一个文化烙印是学者与官员的血脉相连。和西方强调学者人格独立的情形不同，儒家“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为中国学者与官员的双向通道奠定了理论基础，而自隋唐以来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则把这种通道制度化，深深地植根于她的文化之中。尽管儒家强调做官要有知识和学问，不过其基本的逻辑思路还是做官高于做学问，做官是做学者追求的目标。因而，在中国的文化中，不做官就 谈不上功成名就，不做官就不叫衣锦还乡。于是，做官就成为很多人做学问的首选(看看今天的公务员招聘有多热闹及博士群体的主体在官场)和目标。
　　由于中国官本位的传统思想，中国学者写文章、作报告都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官腔，而官员们又经常刻意把他们打扮成学者(有博士学位、有博导资格的官员自然会多一份筹码)。不过，要注意学术论文与政府官员工作计划和总结报告的区别。论文的基础是建立在充分论证基础上的，要以理服人，以证据服人。而官员的报告是建立在目标管理基础之上的，权力和权威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者支持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做官，不过，做学问和做官毕竟是两个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人生目标。因为，许多会做学问而不会做官的学者会浪费在官场。另外，学者与官员血脉相连的文化特征在没有严格监督的情况下会成为腐败的来源之一。
　　由于中国文化重视教育的特征，官学勾结求的是贵，而官商勾结则求的是富。因而，在回答钱学森关于创新的提问时，大学中去官僚化是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
　　
　　四、论文的核心是“论”
　　
　　前面的论述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因果关系研究中的第一要义是把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有机地整合起来，既能把握研究的大方向，又对研究的细节有精辟的分析。而注重学习和应用分析的方法是中国教育研究走创新之路的关键，特别是当我们把分析方法的缺失，放在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时，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本文无意也不可能去触及写作研究论文方法各方面的问题，不过，以笔者写作和指导写作论文的经验，在这里把自己认为需要考虑的要素和教育界的同仁们分享。
　　
　　1　学术论文的定位及其选题
　　学术论文的核心是“论”，即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逻辑推理(logic reasoning)。而“论”则包括了论题、论点、论据、结论和(政策)推论五个基本点。尽管不同的作者在次序和方法上可以有不同的处理，但这些基本的成分是应该包含在学术论文之中的。正因为“论”是核心，故“论”什么就显得尤为重要。一项好研究和坏研究的区别常常就是选题的差别。当然，学术论文的选题既涉及到学者的知识、能力，也涉及学者的兴趣和研究条件。因此，选题是一个重要而且需要反复思考的重要问题。选题可以变也可以改，不过，每变一次，每改一次，作者都应当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从一篇学术论文的题目我们可以或多或少看出作者的综合能力，也可以初步了解作者对所研究问题理解的深度。不要把科研论文的题目都搞成《××××机制的探讨》、《××××论》、《××××研究》。当题目太大时，因果关系的线条不容易理清楚。
　　另外，中国人似乎把书看得比论文重，因而学者必须“著书立说”。据我所知，很多国家(例如美国和韩国)把论文看得比书重其原因，是论文，特别是发表在一流杂志上的论文，有严格的同行评审制度和质量要求，而出版书的质量要求就很难控制了。因次，要把一本书、一篇学术论文、一篇大众传媒上的文章和规范的学术论文相对区别开来，尽管这些知识的载体有许多相似之处。
　　
　　2　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
　　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是两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其原因是它们容易被忽略或者被扭曲。文献综述的目的是承先启后，为创造性研究寻找新的生长点，同时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因此，研究人员应当把文献综述当成论文创作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人的抽象和概括能力水平通常会在文献综述中显现。然而，把一些与论文不相干的文献拼凑到综述中，或者翻来覆去抓不住问题的要领，是我们在评判文献综述时常常碰见的一些问题。
　　说到理论框架，它的难度通常在于我们有太多的理论。而不同的理论范式(paradigms)对于同样的现象和观察会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因此，为什么需要理论，为什么选择这个理论而不是那个理论，是我们经常碰到的问题。
　　根据哈金(Hawking)的判断，一个好的理论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它必须精确地描叙大量观察到的事实，而例外只占相当小的比例；(2)它必须能够正确地预测在未来才能观察到的结果(比如，下一个日全食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总的来说，理论框架是为研究的结果提供逻辑性的解释。如果把这种逻辑性的解释具体化，我们能够看到理论的三种作用：第一，防止将那些偶然性的前后关系误解成因果规律(不应当轻易上那些算命先生的当)；第二，理论能够赋予观察到的规律(patterns)更加广泛和深远地意义。例如，有人曾用世界系统论来解释为什么在美国、外国出生的教授比本国出生的教授发表更多数量的同行评审文章，从而揭示了美国高等教育发达背后的原因之一；第三，理论能够为经验性的研究和观察提供方向性的指导。比如，地质理论就常常能为在哪里最有可能找到矿藏提供探矿的方向性依据。可以说，一篇论文如果不能把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处理好，就很难让论文上档次。
　　
　　3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论文写作的核心之一，也是中国教育研究中相对缺失的环节。教育学研究常常使用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定性(qualitative)和定量(quantitative)。当两种方法共同使用时，有人称作混合法(mixed methods)。到底使用哪种方法更合适?这要依赖于你所研究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你研究的问题有相当的广度，定量的方法比较恰当。因为发放成千个问卷很多时候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找到一所和多所高校的行政管理资料也并非难事。如果你研究的问题要求有相当的深度，则定性的方法比较合适。你虽然不能访问成千上万个人，但是你可以向为数不多的访谈者问许多有深度的问题。
　　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各自涵盖了极其丰富的内容，本文显然无意去一一触及。不过，这两种方法都属于经验研究的方法，占据着美国教育研究的主导地位。其实，这两种方法有同也有异。首先，定性和定量的方法都是沟通的工具，前者多以文字语言后者多以数字语言的形式报告研究的程序和结果。其次，定性的方法往往以整体为出发点和归宿(有点像中医)，比较生动，比较贴近生活。而定量方法通常是把整体分割为部分，然后研究部分和部分之间的关系(有点像西医)，比较枯燥，比较不容易为普通百姓所理解。再次，定性的方法常常使用归纳法来构建(theory construction)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定量的方法常常使用演绎法来检验(theory examination)理论，因而，假设是定量研究方法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名言，反映了他对西方研究方法的深刻理解(不过仍有实证主义的影子)。最后，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研究，它们所要遵循的推论逻辑却都是相似的。
　　
　　4　效度和信度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效度和信度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中对效度的定义尤为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关于效度的定义，例如：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表面效度(facevalidity)、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等等。有人甚至认为有效度的结果一定要有信度，但有信度的结果却不一定要有效度。不过，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
　　简单地说，效度是一个和目标、意义有关的概念，而信度是一个和一致性、稳定性，以及可重复性有关的概念。一项理想的研究当然应该是效度和信度的统一。可是，在实际的研究中二者常常是不完全一致的。有的研究有效度而没有很高的信度，而有的研究有信度而没有很高的效度。例如，考察大学生“学习勤奋程度”，研究者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之中，了解他们如何读书、上课、讨论问题的研究结果，显然比仅仅计算他们读了几本书，上了多少次课，进行了多少次学术讨论要有效度。不过后面的方法显然比前面的方法更有信度。
　　一般说来，定性研究方法得出的结果趋向于更有效度，而定量方法得出的结果趋向于更有信度。因此，信度和效度的统一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在现实研究中，信度和效度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妥协(trade－off)，即为效度而牺牲信度或为信度而牺牲效度，却是一种常态。
　　简言之，以数据资料为基础，以定性定量方法探讨因果关系是一个艰难的历程。我们在否定中前进，我们在尽量要求效度和信度的统一中寻求结果。
　　
　　五、结语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是一种不太适合于社会和教育研究的推论方式，其根本原因是，社会和教育研究的对象大多数是异质的，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样本来体现研究结果的代表性。笔者从因果关系入手，以实验和回归分析为例，阐述了定量研究方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笔者进一步认为，中西教育研究方法差异的表象之下除了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之外，还隐含着中西思维方式和文化的差异。从文化的熏陶中，中国学者具有综合思维的优势，但切不可忽略分析的方法，因为这是创新研究不可或缺的。
　　本文毫无抬高西方分析思维方式价值的意向。相反，作者认为，如果中国人能够将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有机地整合起来，把中国人善于宏观思维的特征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的崛起才会有超越西方的强大思想武器。以本人多年在北美生活和指导论文的经历，我能感受到西方分析思维常常表现出的支离破碎。可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西方曾经用他们分析性的思维孕育了强大的实力，打败了东方。当深刻反省那段屈辱的中国近现代史时，我们必须承认，中华民族的屈辱或多或少是和那种传统的、粗犷的思维方式和治国哲学相联系的。
　　如前所述，中国教育研究走向世界面临两个重要的瓶颈：一是数据资料的匮乏，二是研究方法的缺失。而方法的缺失有相当的部分是由数据资料的匮乏引起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学者更容易得到美国而不是中国的数据资料，更经常对美国的而不是对中国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除思辨的文章之外)。在回顾《高等教育研究》出版30周年时，中国院校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刘献君教授曾指出，中国的教育需要更加重视基础性建设，包括院校研究数据库的建设。笔者呼吁中国的决策者和更多的有识之士，能把中国教育数据资料库的建设、整合和透明公开使用作为提升教育研究水平，增强教育决策科学性的战略性步骤来思考。而教育研究方法的改进则寄希望于加大对研究人员培训的力度，更新他们陈旧的知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