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留法的美术生]抗战美术

　　塞纳河、罗浮宫、左岸、凯旋门、文艺复兴建筑……这一切成就了法国艺术花园的美名，使得全世界的美术生都对这片土地充满着憧憬，去艺术之都“朝圣”的学子们从未间断过。荷兰的凡·高、俄国的夏加尔、意大利的莫迪里阿尼及西班牙的毕加索和米罗……他们都来了，这些身在法兰西的“外国人”，在法国这片艺术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时光倒流至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术生吴冠中、熊秉明、赵无极、朱德群们，何尝又不是抱着如此梦想漂洋过海去“朝圣”呢？
　　吴冠中：一份改变人生的考卷
　　2006年，中国工笔花鸟画大师陈之佛先生的家人在整理其手稿资料时，无意间发现一份陈之佛先生抄录的“三五年官费留学考试美术史最优试卷”的手稿，但是因为没有署名变成一桩无头公案。有意思的是，最后陈先生后人与吴冠中确认了之后，证明了这正是吴冠中当年公费留学考试的卷子。
　　正是这份考卷，改变了一个美术生的人生。1946年，刚刚经历8年抗战的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一次面向西方国家的公费留学考试，并在南京、广州、昆明、武汉、西安、重庆、北平、沈阳等9大考区展开，拟选取l00多位优秀考生公费派往英国、瑞士、美国等国家，学习数学、医学、文学、艺术、工程、法律、音乐，其中有绘画专业的两个公费名额。吴冠中参加了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的重庆考区考试并脱颖而出，以全国绘画专业第一名的成绩，取得公费留学法国最高美术学府—巴黎美术学院的资格。
　　次年夏天，吴冠中和几十名留学生背着简单的行囊登上美国邮轮“海眼”号，他的人生开始了新的篇章。在奔赴法国的途中，吴冠中和同学们还去圣·马利教堂看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当这些名家大作近在眼前的时候，更加激发了他们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所以，到了法国即使是住在由妓院改造的旅店也丝毫不影响吴冠中跑遍巴黎博物馆的兴致。
　　吴冠中在杭州的国立艺专学习的时候，对西方美术已有了大致的了解，并对抽象派作品十分崇拜。进入巴黎美术学院后，吴冠中却选择了油画系唯一的一位学院派教授。这位教授十分重视形体刻画，在授课时用白纸片贴近模特儿的后面，上下左右移动着白纸，证明浑圆的人体在空间里不存在线。然而吴冠中并不喜欢这位教授的作品，觉得缺乏激情。
　　不久之后，吴冠中改选了现代派苏弗尔皮教授的课。吴冠中在自己的回忆录如是描述这位教授：“苏弗尔皮老师观察对象强调感受，像饿虎扑食，咬透捕获物的灵与肉。他将艺术分为两路，说小路艺术娱人，而大路艺术撼人。他看对象或作品亦分两类：美（Besu）与漂亮（Joli）。如果他说学生的作品‘漂亮’便是贬义词，是警醒。有一回，课室里的模特儿是一位身材硕大上身偏高而头偏小的坐着的中年妇女，他先问全班同学：‘你们面对的对象是什么？’大家睁着眼无言以对。他说：‘我看是巴黎圣母院！’”这位曾称赞吴冠中对用色的探索的教授，启发了他对西方艺术品位、造型结构和色彩力度的把握。
　　在吴冠中的回忆录中还记载着一件趣事：“文艺复兴早期壁画分散在一些小城市的教堂中，为看乔托等人的壁画，我到过一些偏僻的小城，印象最深的是西乙那。我走在西乙那的街巷中，遇一妇女，她一见我便大惊失色，呼叫起来。那大概是个节日，乡下人进城的不少，原来这是个偏远乡村的妇女，很少进城，更从未见过黄种人。”
　　1950年，在许多留学生纠结于到底是选择回到新中国还是留在法国发展的时候，吴冠中毅然选择了回来。在此之前，他在给国立艺专老师吴大羽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踏破铁鞋无觅处，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赶快回去，从头做起。苦日子已过了半世，再苦的生活也不会在乎了……我似乎尝到了当年鲁迅先生抛弃医学的学习，决心回国从事文艺工作的勇气。”
　　熊秉明：一粒落在法国的中国文化种子
　　哲学家、雕塑家、画家、书法理论家、书法家、诗人、学者……任何一个定语放置于熊秉明先生的头上似乎都不够贴切。正如熊秉明先生生前挚友吴冠中所说那样，他没有合适的“帽子”，他“从雕刻、绘画、文艺分析一直跨入书法，他于无疆界的文艺领域任兴驰骋，而似乎又永远离不开哲学的思辨”。而这一切与他在法国留学期间的转学经历不无关系。
　　与其他的留学生不一样的是，熊秉明在留学法国之前，曾经有过两年在法国生活的经历。那时候他父亲熊庆来有空就会带着10岁的他去罗浮宫、罗丹艺术馆参观。在罗丹艺术馆的玫瑰花丛中忍不住伸出手去触摸那些伟大的雕塑作品时，罗丹已在他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这些似乎也为他1947年考取公费留学法国，进入巴黎大学，从主修哲学改为雕塑埋下了伏笔。
　　对于这次改专业，熊秉明说：“原定写一篇论文，但是在巴黎这样的艺术之都，只读美学、谈艺术理论像在海滩上高谈蹈水游泳之道，而不跳到海浪里去一样。一年后，我向公费管理处申请改学雕刻。”
　　就这样，熊秉明进入了纪蒙教室。那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教授，话也不多，说来说去也就那么几句，“观察面与面之间的结构关系”，“把握内在构架”，“做雕塑不是研究解剖”，“我要你们懂得什么是雕刻，不是教你塑个女人或者男人”。
　　1949年暑假，两年公费到期。学理工的同学大多完成了学习计划，载欣载奔，回到局面全新的祖国。学文艺的同学则面临一个抉择：留在西方追求个人的艺术理想，还是回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熊秉明学雕塑才一年，决定先为自己的学习打好基础，这个问题先放在一边。
　　一年半以后，熊秉明的老师建议他到纪念碑雕塑室去学一学主题处理的问题。熊秉明认为若想要回国工作，很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于是便接受建议跟随教纪念碑雕塑的教授积尼俄学习。
　　积尼俄教室里的气氛和纪蒙那里肃静得连模特儿都闷得发慌正相反。同学们做着二三公尺见方的大浮雕，像在练体操、做游戏，活泼而欢快。熊秉明在此做过3座大型雕像，一是《一二一死难学生纪念碑》，一是《逃奔的母亲》，一是《父与子》，花了3个学年。然而做完之后，他坠入苦闷彷徨。这3座雕像放到中国去，必定不合“为政治服务”的标准，而在西方，又黏滞了太多说明性的写实，也是不合时宜的，可以有沙龙接受展览，但绝没有市场价值，而熊秉明已结婚，必须考虑养家糊口的问题。熊秉明在一个死胡同里，必须跳出来。可是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