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洗礼]一场心灵的洗礼

　　前言 　　 　　“5・12”汶川地震发生以后，大家在悲痛的同时，强烈地意识到必须为灾区儿童做些什么。于是，我们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科的老师们很快行动起来了：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组织一些专家和幼儿园教师以最快的速度编写、出版了《幼儿心灵抚慰手册》，并迅速赠送到灾区；同时，我们积极配合有关政府部门，为灾区儿童安置、灾区教育的恢复等提出政策建议。此外，我们还开始设计恢复灾区幼儿教育所需要的环境、设施和材料，以备赴川帮助恢复幼儿教育之需。我和顾荣芳老师参加了由国家救灾委员会、教育部一民政部救灾研究所及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发起成立的“汶川地震应对政策专家行动组”。赴京参加了相关的会议。在“汶川地震应对政策专家行动组”的要求和资助下，在南京市有关领导和幼儿园的支持下，7月2日，我带领南京市第五幼儿园蔡小荣、南京市太平巷幼儿园李微玉、南京市鼓楼幼儿园史莉、南京市中华路幼儿园李玮、《早期教育》编辑部程友伟五位志愿者，开始了赴川幼儿教育援助的项目。我们赴川的主要工作是：根据当地的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有趣、能满足幼儿需要的教育活动，为灾区恢复幼儿教育探索一些新的途径和方法。在此过程中，通过现场观摩等方式，培训当地的幼儿园教师。与此同时，根据“汶川地震应对政策专家行动组”的要求，开展灾区幼儿教育现状的调查，用规范的科学研究方法调查家长1000人、幼儿教师200人及部分行政人员。藉此调查，反映灾区幼儿教育的实际状况，为政府决策服务，为灾区获得幼儿教育援助提供依据。
　　
　　一、催人奋发的孩子
　　
　　7月2日，经过大半天的忙碌，下午两点半终于到达成都，然后驱车去驻地德阳。本来以为开办流动幼儿园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但接到“汶川地震应对政策专家行动组”的指示。我们几位高校来的老师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对灾区重建的现状调查和提出政策建议上。于是，连夜开会讨论如何开展研究，3日晚就要拿出研究提纲。3日清晨，送走分别赶赴绵竹和什邡的两队幼儿园老师，我因为要写研究提纲，不能与他们同行，颇感遗憾。
　　好在4日我就随一组幼儿园老师进入了绵竹市，活动地点在绵竹市第一幼儿园。该幼儿园有两进房子，刚下汽车，北京的老师让我们通过第一进楼的过道时速度快一些，因为那是危房。我们穿过那座楼后往回看，那景象令人胆颤，墙体破损、断裂，有些裂纹有几米长，大块墙体随时可能脱落。进入第二幢楼房，也有破损，我们的活动就在这幢楼的过道里进行，这个过道的三分之一是安全的，只有不到30平方米。过道外面是幼儿园的操场，上面有很多地震棚。住了不少人。老师们一到就开始接近孩子，大多数孩子是由成人陪伴着来的，也由成人陪伴着活动。有一个男孩一进来就哭，说要地震的，就是不肯进入活动地点。老师和家长在做他的工作。我感觉到他真的恐惧，不应该强求他。最后，他还是和大家一起活动了。另外一个孩子也在问自己的奶奶今天会不会地震。这就是灾区的孩子给我的第一印象。北京和南京的老师联袂开展的活动，很快就让这些孩子精神放松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灿烂的笑容。在快乐有趣的游戏中，孩子们感受到了世间美好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些老师不远千里赶赴灾区的原因吧。
　　此后的几天，我去过北川、安县、盐亭、江油等地，最吸引我的还是孩子。他们的眼神，他们的表现，他们的需求，他们的调皮深深地打动着我。我印象中最深的是在三溪寺一个农家场院幼儿班上的一个不足2岁半的孩子。在这个班上，有小学生，也有3～6岁的幼儿，他是最小的一个。积极参与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刚开始听第一个故事也还专注，对图书也很有兴趣。慢慢地他坐不住了，离开了大家坐的太阳伞。但刚跑开几步就被他爷爷逮住了，送回座位，让他“念书去”。后来他又跑走了，这回被奶奶逮住了，又被摁在座位上。如此重复了多次。直到老师开始用树叶和竹叶拼画，他的眼睛就发光了，他走进人群，看看他们在做什么，然后就向老师要了笔和纸安静地画画。用了右手用左手，用了黄色用绿色，随意地画。画好了，又用很长时间数彩笔和玩笔盒。非常专注。当他惊讶地发现成人在帮别的孩子挂画时，马上站立起来，做了一件与众不同的事：请求一个同伴的妈妈抱他，他自己来挂画。挂完了，满脸笑容地欣赏自己的画，那种笑容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笑容。让人惊讶的是他又拿起笔，在画上添了几笔，一个多么精益求精的孩子。看着这个因裤子破损而露出小半个屁股的孩子，我禁不住问自己，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应该给他什么?
　　灾区孩子专注的形象有很多很多，看到这些孩子，每每能让我们萌生出一种责任感，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全力，让那些失去了家园又渴求学习的孩子有一个较为理想的学习之所，让他们有继续学习的机会，让他们的童年不因地震而阴暗。
　　在灾区，经常会得知一些孩子在大地震中去了天国。每当听到这种消息，我的心一下子紧缩了，一阵阵的隐痛。7日上午，为了调查1000个家庭，我们在当地向导的引导下，来到了一个安置点。这个安置点帐篷很多，但只找到四五个孩子。我和四川师大的鄢超云老师决定自己去找。但还是没有孩子。有幼儿园老师回来告诉我们，灾民说原来他们那里有个幼儿园，但孩子大都遇难了，接下来几个老师也是带来类似的信息。我和鄢老师这时悟过来了，马上叫大家停止调查。我们千万别让那些家长心里再难受了。我快速地躲上了车，不想让大家看到我的眼泪。但愿那些在轰然倒塌的房屋中离去的孩子已经成了天使。
　　
　　二、让人感叹的家长
　　
　　灾区的群众是淳朴的。在大难当头，家破人亡的时刻，他们选择了坚强。我们去了一些灾民聚居点，看到了生活在帐篷里的灾民，不管是大雨滂沱还是酷日当头，他们总是保持着忍耐。他们对生活有期盼，但在现实面前没有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更让我们感动的是灾区群众对教育的期盼。
　　为了完成调查任务，我们寻求安县花�幼儿园园长和老师的帮助。因此，我们顺利地找到了一个灾民定居点――安县花�镇京安板房小区。定居点的干部很配合我们的工作，他让人通过高音喇叭广播，要求有3～6岁孩子的家长到指挥部来，结果四、五十个家长很快来到现场。很快几十份问卷就完成了。我们在另一个定居点依法炮制，同样奏效。看到京安板房小区那么多的家长和孩子，我们觉得应该在那里办板房幼儿班，为即将推出的大量的板房小区做示范。由于这里的灾民是从茶坪深山里出来的，对这些真正一无所有的灾民提供教育服务具有特殊的意义。小区的书记同意给一间板房。第二天，我们又来到这个小区，小区领导就在喇叭里让村民来报名，场面跟前一天一样，短短的十分钟，就有42个孩子家长来报名。很多老人很激动，因为让孩子进幼儿园是他们现在最大的愿望，有些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好久没有看到书了。一个母亲抱了自己才一岁的孩子来报名，当得知三岁才能报名时，她显然是失落的。当我们的板房幼儿班正式开办时，很多两岁多的孩子还是进来了。后来不得不分成大组和小组来开展活动。小组里有好几个不满三岁的孩子。我们深切感受到了灾民的需要，也感受到了我们自己的责任。
　　在安县新县城花�的一个广场，我们举办了一个流动幼儿班，有20来个孩子参加了活 动。广场上的情形让人感动，很多父母和祖父母在四周围看，还有一些3岁以下的孩子积极挤进活动队伍。有一个奶奶路过广场，看到孩子们正在给奥运福娃的黑白轮廓图涂色，她站住看了一会，然后走向老师要了两张轮廓图，说家里也有两个孙辈，让他们画画。
　　调查进行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孩子的祖辈不会写字，只能让调查者代写。调查中，很多父母的观点让我们惊讶。有一个粗壮的、明显以体力活为生的汉子，认为收费多少没有关系，只要让孩子学到东西，花多少钱都值得。持这种观念的家长还不少。谁说农民只要有人看管孩子就满意了?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教育。古今都是如此，农民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满足灾民受教育的需求是一个重要的民生事项。
　　
　　三、使人记挂的老师
　　
　　在灾区，我们听到了很多老师冒着危险勇救幼儿的动人故事。由此我们感到，长期以来我们的师范教育体系坚持的爱孩子教育是奏效的，爱孩子作为一种职业品性和人性要件已经融入广大幼儿园老师们的思想和行动之中。由此我们也感到，今天的师范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灾区尤其是重灾区的老师们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她们中有些人目睹了自己班上的孩子生命的终止，有些经历了亲人的离去。她们和所有的灾民一样，也是需要特别关怀的人群。当我们的调查小组深入农村，与一些老师们座谈时，老师们的话无法停住，她们说这是受灾以来第一次跟幼教界的人交流，有很多的话想说。我们的调查人员也清楚地意识到。让她们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比调查本身更重要，这就是心理抚慰的一种方式。
　　灾区的幼儿园还有多少能继续使用，我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我通过走访了解到，一些重灾区能继续使用的幼儿园很少。在受损的甚至被完全毁灭的幼儿园中，大量的是民办幼儿园。没有了这些幼儿园，幼儿的入园率会大大降低。我们最关注的是这些没有政府经费投入的幼儿园如何恢复和能否恢复。我们更关心的是在幼儿园没有恢复之前没有任何生活保障的民办幼儿园老师会不会外出打工或就地改行。我们看到一些民办教师一直默默地做着义工，她们似乎难以割舍孩子。我们的任何培训，她们都会很用心参与。但地震以后，可能一段时间内幼儿园收费将受一定的影响，这都是不利于民办幼儿园生存的，也是可能造成民办幼儿园教师流失的。事实上，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教师流失的情况。这迫切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帮助那些也在为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的民办幼儿园。我们高兴地了解到，绵竹市政府决定无偿为民办幼儿园提供板房材料，以解决民办幼儿园的场地问题。我们希望更多的政府能为民办幼儿园的生存和恢复提供实际的帮助。
　　“汶川地震应对政策专家行动组”幼儿教育项目在开展以现场活动观摩为主的教师培训的同时，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与各级政府沟通，与海内外的基金会联系，努力为留住更多的幼儿教师，为让更多的幼儿重上幼儿园，为解决更多家庭的后顾之忧作出应有的贡献。
　　
　　后记
　　
　　随同我赴灾区的四位老师，有的是园长，有的是园长助理及骨干教师，从她们身上，我也感受到了一种爱心、服务精神和积德意识。她们是在对灾区并不了解的基础上，勇敢报名，又经过市有关领导选拔出来的。随队的《早期教育》编辑程友伟也积极投入到各项活动之中，为老师们做好服务和配合工作。在灾区的工作强度可能是她们事先没有预料的。一般每天上午6：30起床，7：20开车。工作地点距离住宿地点一般都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有时她们两人合作，有时独自担任一个点的任务。有时上午和下午还承担不同的工作。晚上，等项目领导小组商议后，确定第二天的行程，老师们就开始准备。有时，她们得到任务已经是晚上快十一点了，准备完就是深夜了。这些老师们的主要任务是探索灾区恢复幼儿教育的多种途径和方式，又要通过示范培训当地的老师。因此，灵活应变，积极创新是对大家的基本要求，关注孩子的状况。让孩子愉快活动，减轻孩子的心灵阴影是她们面临的特殊任务。可以说，老师们各显其能，团结协作，顺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也从她们那里受到了很多启发。老师们也克服了各种困难，经历了多次余震。我相信灾区的孩子和老师一定会记得她们，她们自己也一定忘不了在灾区的日日夜夜。因为，对到过灾区的所有人来说，都会经历心灵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