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阿Ｑ正传》的悲喜剧艺术:悲喜剧艺术

　　鲁迅先生曾经给悲剧和喜剧下过定义，他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阿Q正传》的形式和风格并不是单一的，是喜剧艺术还是悲剧艺术，这就值得研究。
　　艺术的悲剧总是现实生活中悲剧性事件的反映。鲁迅生活和创作的年代，就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悲剧时代，那时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和深刻，时代的悲剧气氛必然在文学中反映出来。但“五四”时代有些作家的作品中明显带有倾诉个人痛苦和忧虑的特征，鲁迅却不然，他对时代的悲剧感受却“更广大、更深远了”，他所想的不是自己而是为千百万劳苦群众的悲剧命运而忧虑，为人民大众的命运而呐喊。先生卓越的地方，在于他的悲剧观点和广大人民的思想情绪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他总把普通的被压迫群众认作是最美的、最善良的，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于是对他们的悲剧命运最关切、最同情。
　　初读《阿Q正传》，对于阿Q身上是否存在“有价值的东西”似乎难以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这个人物似乎没有优点。但如果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回答是肯定的。鲁迅先生在塑造这一形象时，注重了人物命运的双重悲剧，阿Q作为一个雇农，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他身上有的勤劳吃苦的劳动人民的优点以及他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无疑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一生备受剥削，人格屡遭污辱，最后又惨死于冤案，这样的命运遭际更加令人同情。他的死会令人痛心，这是阿Q性格上的悲剧。然而，鲁迅先生对阿Q的悲剧性描绘并非停留在这个上面，而是挖掘出更深刻的悲剧性的东西――精神胜利法。在鲁迅先生看来，这种悲剧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弊端和黑暗势力造成的。不仅造成了他们生活的艰难，更进一步造成他们的精神上的弱点，使他们缺乏革命觉悟。悲剧的双重性质反映了鲁迅先生悲剧的深度和广度，这是鲁迅先生探索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产物。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历史事件，这次革命暴露出来相当多的问题，革命失败以后种种事实使鲁迅极为愤慨，曾引起他深刻的苦闷和探索。他曾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好事；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奴隶主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更“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这样，就使他揭示了辛亥革命的悲剧，在《阿Q正传》中完成了革命悲剧的创造。
　　鲁迅的小说充满了沉郁浓重的悲剧气氛，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很少写一篇“纯粹的”悲剧。强烈的喜剧性的兴奋、讽刺和幽默总是不可抑制地表现出来，并且同悲剧性有机地交织在一起。《阿Q正传》是要暴露社会的病态和国民精神的畸形，这就决定了作品的主要方面，具有讽刺喜剧的特色。
　　“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生活中有些东西本来是丑恶的、荒谬的，却偏想装成或说成为美好的东西，有的甚至是真诚地自以为光荣的。作家把这种现象和实质的矛盾暴露出来，就使人感到可笑。笑，正是讽刺作家特有的武器。阿Q本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丑，不在头上的癞疮疤，更不在贫穷、屈辱、失败，而在于他用种种的瞒与骗的手段，使自己永远得意，永远自以为胜利。总之，他的主观精神状态与实际生活地位，是那么不调和。因此，阿Q这个人物就主要不是使人觉得可怜而是可笑了。
　　鲁迅在作品中用讽刺的火光去照见人物心灵深处的腐烂，用幽默的笔尖划破社会上的肿毒。作者对赵太爷、秀才、举人以及依附于他们的赵白眼、邹七嫂等，对社会的种种偏见、恶习，燃烧起憎恶的怒火，这是无须赘述的。至于阿Q（还包括王胡、小D、吴妈等）这样有着严重精神弱点的人物，作者虽对他们被压迫的处境是哀其不幸，但因作品的主旨在于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仍着重写其思想性格上的假、丑、恶的一面，因而讽刺幽默是作品的基调。作品前几章对阿Q的讽刺很明显，很集中。即使是最后一章《大团圆》，写阿Q的悲惨结局时，也不是用悲剧的艺术手段，而是用喜剧的手段写出。阿Q被抓到大堂上受审时，一见上面那人的样子，“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在审问中，阿Q虽然说的是真实话，但糊涂到了极点；画押时，更是“阿Q精神”十足。到了游街时，他好像知道要杀头了，“似乎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于是精神胜利法又占了上风。作品最后一段，是用略带幽默的讽刺手法，写未庄的舆论。
　　从阿Q也会联想到塞万提斯笔下的喜剧性人物堂吉诃德。这位充满奇思异想的17世纪初的西班牙乡绅，也和阿Q有相似之处：脱离现实，耽于幻想。所不同的是，阿Q靠幻想来逃避现实，而他是“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他干了不少荒唐滑稽的事，到处挨打受苦，直到临死才醒悟过来，使人“觉得可笑可怜”。堂吉诃德的悲剧在于他的主观思想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两人的遭遇有一点相接近，都是在一连串喜剧情节中，深藏着悲剧因素。但是造成悲剧的根源是不同的。阿Q身上也没有塞万提斯赋予堂吉诃德的那些良好品质。阿Q也是值得同情的，但人们同情的是他的苦难，而不是他的品质。由于作者的思想立场不同，对生活和人物所采取的态度也是不同的。
　　喜剧虽然也有以奇特荒诞的东西作为描写对象的，但更多的是描绘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的事情。阿Q这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大都是通过极平凡的日常生活故事塑造出来的。闲人在街上打架，算不了什么大事，打输了骂一声“儿子打老子”泄恨，也是极平常的。然而，鲁迅用精彩的幽默的笔法，略加点染，把它集中突出地写出来，人物的精神病态就使人为之怵目惊心了。当然，这并不是说《阿Q正传》只是把一些日常生活记录下来。鲁迅是用极精练的带着夸张的笔墨来写阿Q的，寥寥几笔，人物的神情就特别突出地呈露在读者面前。古今中外，多少人身上有阿Q精神，但是觉察其丑其害的人很少。鲁迅把阿Q克服怨敌的如是等等“妙法”，一个接一个描写出来，而且一回比一回严重，直到临死还想“孙子才画得很圆”，这已经是精神胜利法的极致，也是阿Q悲剧的顶点了。经过这样夸张的表现，这种精神的全部荒谬、可耻，就清楚地展示出来了。不过，鲁迅在这里非常注意不使其失真。他深知，“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也就是说，讽刺的意思不宜过于浅露，夸张不能过分以至失真。《阿Q正传》往往把夸张和含蓄结合一起，鲁迅批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常常张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微”，近于谩骂。《阿Q正传》虽也用夸张，但没有这种弊病，做到“穿入隐微”，含有深意。如小说写捉阿Q时：“那时恰是暗夜，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悄悄地到了未庄，乘昏暗围住土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然而阿Q不冲出。许多时没有动静，把总焦急起来了，悬了二十千赏，才有两个团丁冒了险，逾垣进去，里应外合，一拥而入，将阿Q抓出来；直待擒出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他才有些清醒。”如此兴师动众地来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阿Q，更有讽刺意味的是，阿Q还在里面昏睡，直到捉出门外，才有些清醒。通过这一夸张的情节，有力地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虚弱。这样描写是否太远于事理呢？鲁迅后来在谴责段祺瑞政府用机关枪对付请愿的学生时，借题发挥说：“那时的事，我以为即使在《阿Q正传》中再给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的罢。”所以这种描写，虽属夸张，但没有违背生活的真实，并且是反映了本质的真实，使讽刺力量发挥得更强烈。当然，既是艺术，既有夸张，也就不应用实际生活的人和事来和作品一一对照，要求丝毫不差。我们不应忘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鲁迅创作这作品时，离那场革命才十年，能在那样短距离内透视现实，并折射历史，非大思想家不能为。先生一生思考国民性问题，思考中国历史循环怪圈问题，这样重大问题同样表现在他的这篇作品中。但他不是悲天悯人，而是通篇调侃、讽刺、挖苦、嘲笑，惟其这样的大喜，人们才感受到那样的大悲。当我们联想历史和现实时，更是悲从中来。所以，阅读这篇作品，“笑”只是看懂了文字，“悲”才是领悟了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