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在《红楼梦》王际真译本中的制约和体现] 红楼梦译本

　　摘 要：翻译即改写，改写即操纵。译者主体性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操纵下受到制约，但仍然在翻译改写中得到体现。本文从《红楼梦》王际真译本分析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改写中的制约和体现。
　　关键词：《红楼梦》 王际真 译者主体性 改写
　　一 引言
　　译作长期以来被不公地认为是原作的附属品，译者也被粗暴地贬低成原文作者的仆人。译者自由选择和创作的权力被剥夺，还要力求完美地完成两种语言间的对等转换，是矛盾而艰难的。勒弗维尔认为，翻译是改写，所以绝对的对等不存在。改写即操纵，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出于某种目的而对原文某种程度上的操纵。操纵文学创作和翻译有专业人士和赞助人内外两大因素。文学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包括批评家、评论家、教师和译者。翻译总受某种权力的操纵，改写是文化的必然。译者在翻译中参与改写，因此译文可以彰显译者主体性。在《红楼梦》的英译史中，王际真是把这部十八世纪中国著名小说节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其译本堪称中西红学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红楼梦》王际真译本分析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改写中的制约和体现。
　　二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改写中的制约
　　勒菲弗尔提出，翻译改写最终与权力相关并成为为其服务的一种手段，始终受到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操纵。其中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网络，它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赞助人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也具有妨碍、颠覆、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
　　二十世纪初，西方对中国的印象和期待仅停留在充满神秘色彩的异域风情，出版社也只追求传奇化情节和符合主流审美的爱情悲剧。中国文学在西方仅仅被定位成畅销小说。在主流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操纵下，王际真的译者主体性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不得不在有限的空间里发挥创造力。虽然王际真在1929年和1958年分别创作过两个译本，但在第一版中，全文压缩至仅39章，只集中于宝黛的爱情纠葛和部分中国传统风俗的描写。第二版增至60章，却仍然主要关注宝黛之间。《红楼梦》这样一部堪称封建文化的百科全书被改编成一段单纯的爱情故事。译本节缩之法，以宝黛情史为主，外此枝叶，多从删汰，惟能显示中国之风俗习惯为西人所欲知者，则亦留存，如秦氏之丧事。
　　同时，当时西方的主流诗学主张的翻译策略是透明翻译，以刻意抹杀外来文本里的语言文化差异，用译语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观念予以取代。因此王译本不得不得在翻译的时候采取归化策略，使译文本土化，清晰易懂。虽然《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楹联、诗谜、偈语、酒令、谣谚是原文的宝贵精髓，沉淀着深厚的中华文化，但考虑到它们将影响外国读者的阅读和理解，王译本只好将其大量删改了。整个译本都采用了改写的方式，尽力贴近当代语汇表达。吴宓曾赞叹道，于王际真君所译，不嫌其删节，而甚赞其译笔之轻清流畅，并喜其富于常识，深明西方读者之心理。
　　三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改写中的体现
　　译者主体性是译者在翻泽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性，即翻译主体能地操纵原本、转换原本。使其本质力量在翻译行为中外化的特征。译者主体性亦即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在克服客观制约性中得到表现。客观制约性包括双语差异、不同的文化语境和政治语境等。
　　作为一位在美华人，王际真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时代意义相交融，合力成他作为来自边缘文化的译者在霸权文化中的民族性。1929年，他在不足半年的工作时间内，在赞助者和专业人士等意识形态的操纵下，不得不在译本中删略很多情节细节和中国文化，感到“非常可惜”。三十年过去后，在强烈的民族觉醒意识和抵抗使命感的督促下，王际真推出重译版。在译者说明中，他说道：在我第一个译本当中，我认为《红楼梦》主要是一个爱情故事，省略了许多看似琐事的情节。但我现在意识到曹雪芹试图所作的是描绘一个大家庭的生活，而那些琐事对这本小说而言，就如宝黛爱情对于这本书一样至关重要。因而，我增加了许多女子之间的零碎的嫉妒与争吵环节，这些内容在旧译本当中都被省略掉了。
　　同时，在翻译过程中，王际真还运用了一个小小的技巧。为了不打断读者的阅读进程，王际真较少使用脚注，只包括名字（包括人和动物）和称谓。在简介里王际真介绍了汉字的拼音发音，所以注释的都是中国的拼音，并在后面的译文直接使用这些脚注过的内容。之后最流行的全译本的译者霍克斯也深受王际真的影响：《红楼梦》中涉及的一些中国古典戏曲、古书、诗词典故和民间俗语，这些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完全陌生。若仅仅在译本里加个脚注的话，那会令读者如同戴着脚链打网球一样的别扭。同时，王际真在人名翻译上独具创新。在此之前的《红楼梦》所有片段翻译中，人名都是音译，而王际真创造了双重标准。男性角色作为独立个体，采取音译，如宝玉“Pao Yu”，女性角色象征可被物化，采取意译，如鸳鸯“Loyal Goose”。这种翻译表达奇特新鲜，吴宓认为按此法殊善，保存了中国的文化。
　　四 结语
　　《红楼梦》王际真译本证明了翻译即改写这一经典论断。王际真的译者主体性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的操纵制约，从而影响了他的译本定位和翻译策略。但是在重译之路和翻译技巧的选择上，王际真的译者主体性仍然得以体现。到如今经济文化全球化，人们逐步了解接纳异域文化，当今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加应该尽量淡化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的制约，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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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江帆，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复旦大学，2007年
　　[8]吴宓《王际真英译节本红楼梦述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75期，1929年6月17日
　　作者简介：李星颖（1989），女，汉，四川大英，电子科大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翻译理论与跨文化研究；覃权(1985)，男，汉，四川大英，中国人民解放军68202部队，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