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心灵深处的记忆_留在心灵深处的记忆600

　　1972年夏天，那还是*****中乌云翻滚的日子。一位美国教授维特克女士来中国访问，要了解中国妇女运动的情况。接待单位请邓颖超与其他几位老一辈女革命家同她座谈。之后，这位美国人一再要求会见**。这件事让**知道了，她决意抓住这个机会，让维特克替她树碑立传，宣称自己是中国的第二号领导人——*****的旗手。**曾说：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写了毛泽东而成为一个大作家，倘若维特克能写一本**传，将能一举成名并成为第二个斯诺。维特克非常高兴，一拍即合要写**传。
　　第一次在北京会见谈话就有10个小时，**早有准备，谈她个人的历史，并要把谈话整理成记录稿，供对方采用。我不幸被派作为陪同人员参与这次活动。第一次谈话下来，我们几个人（陪同翻译等共6人）都感到**谈得有些出格了。正左右为难，岂知**又跟对方约好要在广州继续谈下去，我们几个人大都认为不妥，要向周总理反映。我找到机会来到西花厅见总理，简单向总理汇报了第一次谈话的情况，特别提到**还要到广州继续谈，望总理劝阻。只见周总理双眉紧锁，没吭声。正好那天邓颖超大姐也在座。周总理踱步到邓大姐面前，要说什么又停住了。
　　没过几天**已飞广州，又用专机把维特克和我们6人接到广州。连续6个晚上，与维特克谈了60多小时。**吹嘘自己如何与毛主席共同战斗，她甚至是与毛主席一起指挥解放战争的英雄，我们陪同的人都目瞪口呆！她还无视党纪国法，在许多方面泄露国家机密，我们无奈，有时就不替她翻译了。
　　回到北京，我又去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只听了几个大题目和要点，就显出烦躁不安，频频摇头。我感到周总理是不愿意把他对**的看法让下边的同志知道。他让我不要再说下去，同时朝着里屋，招呼邓大姐出来，并让我把情况对邓大姐说，他自己则回办公室去了。大姐一出来，见我便问，又是那个美国人的事情吧？我开始简短地向大姐汇报情况，她倒听得仔细，有时问些具体细节。她不是对此感到什么兴趣，而是在思考着什么。我对大姐说：比较严重的是有关朝鲜战争的，她不顾外交纪律，说抗美援朝的5次重大战役都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根本不提朝鲜人民军，而且要把朝鲜的作战地图也送给维特克。大姐接着问：给了没有？真是荒唐事。我说：我们阻止了，但是许多张中国解放战争时的军用地图她还是给了维特克；据我所知，有关**的一些情况，可以说她是在伪造历史，把自己吹捧到了与毛主席并驾齐驱的地步。看得出来，大姐对**的言行很不以为然，甚至很不满，但她只淡淡自语似的说：真不明白她到底想干什么？我又接着告诉邓大姐，**还要把全部记录稿整理翻译成英文，寄给维特克。大姐问：**与维特克谈话有中央领导的批示吗？我说周总理只批示让**礼节性见一次，飞广州继续谈周总理是不同意的。**却找人准备好材料，飞到广州才告诉周总理。大姐这时气愤了：“她怎能这样呢？这是目无组织！关于记录的事，你怎么看？”因为是在大姐面前，我直说了：我认为记录不能给，整理出来怕有几十万字，其中许多内容真真假假，伪造的多。**要利用这个外国人改写自己的历史，甚至有野心要改写革命史。倘若经过整理寄出去，那影响太坏了。邓大姐没有直接回答我，而说：“这里面有原则性斗争，有立场问题。你们几个人对这次谈话的态度是否一致呢？”我说除个别人之外，基本一致。邓大姐最后说：“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哩。我认为你们的看法是对的，但一定要通过组织途径。你们几个人意见一致就好，你应该想到，**不会轻易罢休的。”果然在不久之后，**要整理记录，她不断修改，送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审阅，还迫总理定稿、要翻译成英文等等。折腾半年多，最后听说是周总理把记录稿汇报到毛主席那里，才终于没有寄到美国去。
　　1976年10月，“四人帮”彻底完蛋了。那时我正在驻加拿大使馆工作。第3天即接到调我回国的电报，我心里十分明白，**的各种劣迹都必须清算，与维特克谈话也必须弄清楚。我是主要陪同理应协助组织弄清楚。但同时，我内心也忐忑不安：因为事情的全部经过我仅向几个领导汇报过，大多数同志并不了解内情，我来加拿大工作之前就听有人谣传：**会见维特克时，我是“高参”。在回国的飞行途中我不断想：我会被划在哪条线上？我回到北京之后，就看到有关单位的汇报，那份汇报把我的名字挂在**下面，但外交部领导则让我作为整理材料的负责人。我心里十分矛盾，认为必须先把我的情况说清楚才好。只有邓大姐对这件事情最了解，但我又觉得不应该先去找邓大姐。于是我写了一份报告，把事情从头到尾写下了，并写了每一段的见证人，请外交部组织先审查我和**的关系，主要是有关与维特克谈话时我的立场与态度。过了几天，外交部组织对我说：你写的报告有关同志都看了，邓颖超同志告诉我们，你报告中所写的情况属实，党组织是信任你的。于是，我接受了整理材料的任务。
　　当天我与邓大姐秘书赵炜联系好，立即去见邓大姐。进了中南海，我一口气跑到西花厅，一进门见大姐正从卧室走出来，我忍不住跑过去抱着大姐抽泣痛哭起来。这是周总理去世后，我第一次进这间屋，我为这位伟人受尽磨难、过早离去而哭，为国家的灾难而哭，为“**”10年中那么多无辜受罪的人而哭！邓大姐拍拍我的肩，轻轻推开我，我第一次看到她眼睛也滴下两行泪珠。她很快平静下来，带我到她卧室椅子上坐下，对我说：我们应该高兴啊！坏蛋们终于垮台了，大家都应该高兴才是。对啊，因为高兴因为激动，也会掉泪的……
　　10年灾难结束后，党召开了第11届代表大会，我当选为代表。那时我心脏病复发，卧床不起，不能出席，我请党组织另选代表去参加。不晓得大姐怎么的知道了，开会前几天她让康岱莎同志来到我床前，转达了邓大姐的话：代表是党员选的，不能让。站不起来、走不了路，那就爬上轮椅，也要去参加这次会。邓大姐是很少用这样严肃的口吻说话的。我震惊，我清醒了，我领悟到邓大姐的含意。于是，我坐着轮椅去参加大会。
　　1983年春天，西花厅的柳树刚绽出嫩芽，文晋和我又一次来到这熟悉的院子。早在等候的邓大姐那么高兴地拉着文晋的手：“没想到啊，你快70的人还去美国当大使，应该去，你对美国很熟悉，可以发挥才干。”我们刚坐下，龙井茶已经端到桌上。她刚坐到那张较高的沙发上，立刻吩咐霍姐，指着我说：你喜欢吃梨，我这里还有大雪花梨；，给文晋一个苹果，那是朝鲜送来的。这是我们每次来都得到的热情接待，难得她这日特别高兴。我用手指抓起一块梨往嘴里放，大姐就笑了：“看你，有签子为什么不用，那不卫生呀。”“我刚擦手啦。”我也笑着。这一下大姐可认真了：“你们要到美国去，那是高度文明发达的国家，你就不讲点文明呀？”她接着又说：“你不是初次出国，礼貌你们都懂，但不要忽视小节。”
　　她转身对文晋说：“你的担子不轻，目前中美关系停滞不前，甚至有逆转可能。这次让你去美国，是赋予厚望，也是对你的信任。你今年69岁了吧？这是我国派出的年纪最老的大使，不符合国家使用干部的规定了。这是破格，你一定要不负所托。”文晋认真听着点头，又幽默了一句：“美国驻日本大使曼斯菲尔德快90岁了，还干得满好哩。当然中国不同，谢谢您的提醒。”大姐接着说：“你是老外交官了，我也没有什么新的可说，记得恩来同志以前常说，外交工作原则性必须与灵活性相结合。我提醒一句，外交官不仅要做好官方的工作，搞好两国关系，还必须要注意做美国人民的朋友。要记住，入乡随俗，不要把什么人都看成铁板一块……”这是邓大姐对外交官具体而又贴切的要求。
　　我们坐得已经太久了。大姐的秘书赵炜来催我们，因为大姐还有约会，需要休息一会儿。这时大姐站起身来，让赵炜拿出一个包袱还有一个小盒。大姐把小盒给文晋，告诉他：这是西哈努克亲王送给周总理的一副镶有宝石的袖扣，恩来同志从未用过，在外国你可能用得着，也可以留作纪念。文晋满脸深情接过那个小盒。接着，邓大姐又把包袱递给我，问道：在加拿大那么冷，你做了皮大衣没有？我说有一件呢子面的狐皮大衣，够暖和的。这时邓大姐打开包袱，原来是一件蓝卡其布面大衣。她用手翻开里面的皮子对我说：这是紫羔的，在俄国称得上珍品，你把皮子翻出来重做吧。这时赵炜插话：这是大姐留下唯一可以送人的东西了，这件皮筒是周总理在建国后第一次访问苏联时，斯大林送给他的，回来后总理送给大姐，做成这件大衣，还没穿过几次哩。听着这番话，我的心脏像停止了跳动，被一股暖流冲击着。抬头看大姐，她点点头，回想着什么。我像是用尽全身力量，伸出双手接过如此珍贵又如此沉重的礼物。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滴在蓝色大衣上。
　　在美国时，每逢有大的宴会，我都穿上这件大衣。美国的冬天，有时寒风刺骨，我曾穿着这件大衣在白宫外的草场上参加隆重的仪式，贵妇人们则穿着各种貂皮。紫羔实不够御寒之用，可我用手抚摸着这件大衣，一股热流在我的血液中流转，我感到浑身暖洋洋的……
　　1939年我第一次见到邓大姐，距今已过去53年，虽然我一直没有在她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她看着我成长，在许多关键时刻给予我极大关怀和教育，并用她的言行，引导着我们这些晚辈。我对她一直怀着深深的爱和无限崇敬的心。过几天是她八十八华诞，我衷心祝她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