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庸常中 庸常之辈

　　“An o1d man was carrying a stretcher with ayoungwoman……”楼下正准备高考的大毛头开始大声地念了。何芬几乎是同时地睁开了眼睛。自从一年前，大毛头开始每天享用一个鸡蛋、半磅牛奶，为高考“保护本钱”起，何芬就把他的读书声当作了起床的信号。这样，也就用不着妈妈每天早上不耐烦地叫她了。说起来，也都是因为何芬找了个也在生产组工作的男朋友阿年。于是，何芬不称心的工作，每日的早起和辛苦，似乎全成了他的罪过。好在，有了大毛头。愿他不负众望，考上大学。该起床了，何芬感到头沉甸甸的，胳膊腿微微发酸，似乎有点不舒服。这几天流感很厉害，她可不是也传染了？那么，再睡一会儿吧，然后再去医疗站看病，开病假单……她重又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了温暖的被窝里。“几点钟啦？还不起床？”妈妈说话了。这一年，她连表示关心都是这样不耐烦，火气冲天的。 “我不大适意。”何芬闭着眼睛说。妈妈不说话了，何芬能感觉到她的脚步放轻了，拉严了窗帘，似乎在她床边停留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带上门，下楼了。妈妈总归是妈妈，别看她整天没个好脸色，对自己却是好的。然而妈妈想的和何芬太不一样了。妈妈希望她找个家庭好、经济能力强的朋友，比如佩佩的朋友，家里是华侨，再比如大毛头的小娘娘，找的是高干子弟。何芬总这样回答她：“你让我到这种人家去做保姆啊？”何芬同阿年好，倒并没有《青年报》宣传的那种崇高境界。她只是本份地认为，小户人家还是找小户人家为好。不说别的，就是做儿媳妇也容易些。
　　“Comrade Zhou Enlai at once called to a guardto takethe o1d man inside and put him tobed……”大毛头在念着。只有看见过他家的饭局（千篇一律的咸菜肉丝和一份牛奶鸡蛋）的人，才能体会到他是在如何地拼命。何芬有点可怜他，可也觉得应该如此。人人都在生活，都在追求着一份东西。她自己也是。当然，她追求的目标不如大毛头的远大。说起来也可怜，她现在一心希望并全力以赴的，就是她的婚事。
　　想起婚事，她便睡不住了。病假虽然只扣30％的工资，可她的100％每天也只有一元二角呀！积少成多，在她的生活里是个绝对的原则。她结婚准备的床上用品、衣服，都是根据这个原则办成的。她常常为之骄傲的是，她置办的东西并不比在国营厂工作的姑娘差。人家有的，她全有了，人家不一定有的，她也有。比如那条洋红的晴纶床罩，正好是她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她很偶然地在南京路碰到了。货物一摆上柜台，人们便一拥而上。她捏住床罩的塑料口袋，心里展开过一场激战。后面的人推她挤她，大声责备她：“要买就买，不买就放开！”她不松手，因为矛盾，因为紧张，出了一身的汗。最终一咬牙买下了。过后，她常常欣慰地想，如果不买，钱也就零零碎碎花完了。买了，便是一件家当，人人都称赞。现在，结婚用品基本都齐了，就是还想做一套银灰色的西装。料子已经买好了，但她决定到“新世界”去做。那里做工考究，给试样，只是价钱昂贵得吓人，做一套要四十几元呢！她想做。现在婚礼是很讲究的，新娘子要换好几套衣服。她一定不能比别人差，被别人耻笑：“生产组的人，结婚能这样，算了不起了！”“原来男的也是生产组的，怪不得！”不不，对于她来说，这似乎不仅仅是婚礼，这是一个发表宣言的机会。这样想着，她便起床了。还好，最多不会超过7分热度。看病，送病假单，来来去去折腾半天的，还不如上班爽气。再说，她已经和阿年讲好，今天下班后再去一次房管所，催他们早一点来收拾房子。想到房子，何芬就想起了妈妈的抱怨：“你要找个条件好的朋友，用得着你烦心吗？”是的，阿年要是有房子，在这个问题上何芬就可以更硬一点。可是他没有，怎么办呢？总不能为了房子换个爱人。结婚是同人一起过日子，不是同房子。当然，没有房子却结不成婚。经过反复争取和协商，总算和妈妈谈妥了，把家里的厨房腾出来做新房。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让房管所把煤气灶和自来水斗移到晒台上。
　　何芬迅速地梳洗完毕，吃了一小碗泡饭，拎起包提着饭盒刚要出门，妈妈回来了。篮子里是一条新鲜的鲫鱼，何芬最爱吃的。妈妈没好气地说：“不适意去上什么班？”
　　“不要紧。”
　　“为几个钱就这样拼命哪！”妈妈大声气恼地说。何芬赶紧下楼了。她知道妈妈接着又会说些什家减轻负担。”这几句话，还是袁阿姨教给她的。他们唯一的办法便是三天两头来催，企图留下深刻印象，使房管所不至于忘记了他们。
　　两人从房管所出来，一边往家走，阿年一边说：“一定得找个人，哪怕转几道关系也行。”
　　“哪有什么人啊！”何芬摇摇头。
　　“真真不是大学毕业后，在工厂当个小领导吗？”
　　“她和房管所有什么关系？不搭界的。”
　　“她接触的人多，说不定在房管所有熟人。”
　　“那就晚上去一次，我也好久没见她了。”
　　“死马当活马，就当是散散步好了。”
　　真真的家本来离何芬家很近。小时候，她们是好朋友，上学放学，都是你叫我，我叫你的走一路。后来何芬去了安徽，真真去了黑龙江，春节回沪时，还是常在一块儿玩。再后来，何芬病退回上海，真真被推荐上了上海一所理工科大学。虽在一地，可处境不同，就不太往来了。去年真真结了婚，住到男方家里，离这儿远了，更是不常见面。真真的新家，何芬一次未去过，只知道她爱人也是大学生，是学经济的，现在已考上研究生了，家里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婚事办得人不知鬼不觉，没张扬，没请客，似乎连准备都没大准备。真真妈妈讲起来，真真是带了支牙刷就过门了。她的婚事如此简单，在何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而自己那样地铺张，也是理所当然。真真的简单，只会表示对社会舆论、旧习常规的鄙视，表示出她的与众不同。而何芬如果这么简单了，却会被人瞧不起，会叫人觉得穷酸、卑微、狼狈……婚礼是她一生中的大事，也许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个机会，是以她为中心，为主角。她希望搞得热闹，排场，希望这一天中自己漂亮、大方。而在真真的生活中，以她为中心的机会是太多了。在小学里，她便常常作为好学生、好队员，在台上领奖、发言。现在又是车间的一个小头头，并且据说很快要升工程师了。她是有本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