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列宁的灵魂和安娜的悲剧:安娜卡列尼娜图片

　　小弟：　　你好!来信已经收到。你们对正在播映的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展开了争论，这是很自然的。一部世界名著及其人物形象所蕴含的思想意义，一般都比较复杂，而人们在欣赏时，又总是带着各自的生活感受，并受着认识和欣赏水平等的限制，有不同的看法是不足为怪的。
　　《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俄国正经历着一个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到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急剧变革的时代。这使世界观本来就充满矛盾的列夫·托尔斯泰，在思想和创作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创作这部作品历时5年（1873—1877），一再改变构思，把原先“带有‘私生活’性质”的故事，改为艺术地表现当时俄国动荡复杂的社会生活，提出并努力探索经济、政治、家庭、道德……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在托尔斯泰的三大名著中，《安娜·卡列尼娜》是唯一以主人公的名字作为书名的，这不仅表明托尔斯泰对安娜命运的社会意义的重视和强调，也使我们看到这部作品在他从《战争与和平》通向《复活》的转折性作用，这就是从贵族和地主的立场转向俄国人民。正因为如此，《安娜·卡列尼娜》一出现，就截然有别于当时充斥俄国文坛的那些家庭—教诲意义的小说，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好评。俄国著名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当即撰文，认为在这部作品中，“所有我们俄国现有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了”。德国著名作家、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作者托马斯·曼赞扬它是“全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社会小说”。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连续剧，其基本情节是忠实于原著的，但对原著主要精神的表现，却不够突出鲜明，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分寸，也有不够准确之处。因此，全面准确地评价这幅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社会生活的画卷，就应该立足于阅读和研究原著，了解当时俄国的社会历史状况，这就不是一封短信所能企及的。
　　但是，对你提到的一个问题，我愿意谈点看法。你说，有的同学比较同情卡列宁，认为他是无辜的受害者，安娜应对家庭生活的破裂负全部责任。怎样认识卡列宁其人以及他和安娜的关系？回答这个问题，尽管不能代替全面去理解作品的主旨（作品中还有一条描写列文和吉提的关系的重要线索），但确实是通往作品主旨的一条重要渠道。弄不清卡列宁的面目，就不可能正确评价安娜，也就很难理解作品所具有的伟大的社会意义。
　　那么，卡列宁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有趣的是，他的名字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他。这是托尔斯泰从希腊词汇“KAPEHOM”音译过来的，意思是头脑。卡列宁具有一个精密计算自己功名前程的“头脑”，是一个从头到脚自命不凡而又冥顽不灵的沙俄官僚的化身。大学一毕业，他就马上“完全沉迷于功名野心”，他使自己的全部心力、意念和愿望都服务于官场衙门，成天“沉湎于与生活相敌对的事务之中”。电视连续剧通过卡列宁多次到部里开会而和安娜分别、很少和家人在一起吃饭等来着意刻划这一点。安娜这样一针见血地指出：“功名心，成功的欲望—这就是他灵魂中所有的唯一的东西”。卡列宁的这种灵魂，使得他完全离开了人类的正常情感，同时，也成为他在处理家庭生活时的唯一尺度。
　　对卡列宁来说，家庭生活—妻子和孩子，只是一种“责任”和“义务”的关系，而理解他们，爱他们，他不仅从未想到过，而且反而认为是“有害的、危险的”。他和安娜的相识乃至结合，本来就不是爱情的产物。那时，他在外省担任省长。安娜的姑妈、这个省有名的贵族小姐把他和安娜撮合在一起，使他面临着难堪的选择：不是提出求婚就是离开这个城市。他不愿意为了这而牺牲前程，就向安娜提出求婚。面对这桩由姑妈“一手操纵”的婚姻，面对这个比她大20岁，无论志向、性格还是兴趣都毫不相同的官僚，安娜不是没有犹豫过。但她听从了这样的劝告：“忍耐—就能相爱”，便应允了。等到安娜意识到她犯下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时，已经太晚了，他们同床异梦，毫无感情地度过了8年的夫妻生活。安娜曾这样愤怒地回击那些为卡列宁辩护的人：“他们说他富有宗教心，道德高尚，正直，聪明；但是他们没有看见我所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是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我身上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到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女人……”我想，你一定不会忘记卡列宁在彼得堡车站迎接安娜的场面吧。在寒冷、喧闹、飘散着烟雾的站台上，卡列宁显得那样彬彬有礼、温文尔雅，活象一个被外交礼仪操纵的木偶，在他身上，人们丝毫也感觉不到夫妻重逢时应有的亲昵和欣喜，甚至看不到渥伦斯基的出现和铁路职员的惨死在他冷漠的脸上激起的反应。他把安娜送上马车，匆匆赶回官场去了。而安娜呢？踡缩在马车角落里，为了铁路职员的悲惨命运而浑身颤抖，一言不发，和卡列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使安娜最难以忍受的，是卡列宁时时刻刻、处心积虑地要把安娜纳入他所习惯并奉为神圣不可更改的常轨之中，这就是以维持外表的体面为准则的上流社会的礼仪。托尔斯泰通过对奥布浪斯基家、薛杰巴茨基家、培脱西·特维斯卡雅公爵夫人等家庭和人物的描写，揭示了上流社会的种种“混乱”和“不幸”：夫妻、父子、亲眷间完全是一种互相欺骗玩弄的关系，通奸被看作是具有“几分优美和伟大”的韵事……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堕落和腐化的贵族社会中，维持外表的体面的唯一办法就是说谎和虚伪。卡列宁正是一个虚伪透顶的人。他沉醉于“俄国不能没有你”的奉承，而热衷于勾心斗角、追逐名利，是虚伪；他对安娜毫无爱情可言，却处处以一个体贴、忠厚的丈夫面目出现，也是虚伪；而他在安娜亲口向他证实了和渥伦斯基的关系时的所作所为，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伪。卡列宁为之愤怒而不可容忍的，并不是妻子的“不贞”，而是他的生活的正常秩序将被破坏，这一家庭“丑闻”将传播开来，成为他的政敌攻击他的口实，从而断送掉他的官运。安娜之所以敢于向他和盘托出，是因为“我了解他，我知道，他象水中的鱼儿一样，在虚伪中游泳、享受。不，我不让他得到这种享受。我撕破了他想缠在我身上的虚伪的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一切都比虚伪和欺骗来得好些”。可是卡列宁呢？他语调镇静，措辞准确，冷冰冰地使人震惊：“好吧！但我要求保持现在这种表面上的常态，直到我采取维护我荣誉的措施时为止，我会把这些措施通知您的。”他不同意离婚的决定，实际是在继续编织虚伪的网，使他自己显得宽容，却缠住安娜，把她推到一个受人讥笑唾骂而又无力挣脱的境地；当安娜病重，打电报叫他回去时，他固然担心这是个“圈套”，他的在场将使孩子“合法化”，但更多的却是考虑，如果他不回去，安娜真的死了，大家都要“责备”他。他怕这样的责备，连夜赶回彼得堡，一路上却盼着安娜快些死去；最后，他终于发展为从安娜那儿夺去了儿子谢寥沙，并且不准安娜和儿子见面，把残酷的折磨从安娜推及到无辜的孩子身上。
　　卡列宁的冷漠、虚伪和残忍，根子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而这正是当时俄国上流社会和官场的根本特点。显然，卡列宁这一典型形象，已经成为托尔斯泰极力揭露和批判的沙皇专制制度和贵族阶层的化身。因此，安娜对他的背弃和反抗，其意义也就由家庭冲突，而扩及为相当程度的对旧社会制度的反叛和挑战。正是这一点，使她受到了整个上流社会的攻击。可借的是，安娜把爱情的追求寄托在骨子里仍然不过是“彼得堡的花花公子”的渥伦斯基身上，这就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安娜和渥伦斯基的始合终离，同时也表现了安娜作为当时社会中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贵族妇女的局限性。托尔斯泰的巨大同情和爱，显然是倾注于安娜的。他引用《新约·罗马人书》中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作为扉页的题词，可以说是替不得不走上卧轨自杀道路的安娜向旧的社会制度发出的强烈控诉！
　　托尔斯泰的这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广泛的社会内容和激烈的批判精神的著名作品，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的俄国社会，得到巨大的艺术美的享受，同时当然也会给我们许多思想上的启示。但是，如果因此便去硬充和效法某个角色，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或者以为欣赏者一定会去硬充和效法，便主张把它和欣赏者“隔绝”开来，无疑都是不正确的。说清楚这一点，我想，你的同学们的不同看法，大约可以开始接近了吧。
　　拉杂谈这些，算作我参加讨论的一点意见，自然是仅供参考。
　　此致苟礼！
　　华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