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吕碧城的不解之缘|吕碧城文选集

　　屈指数来，我第一次知道吕碧城这个名字，距今陕要三十年了。那是1983年的国庆前周，我在沪上福州路古籍书店仅仅花了一元五角，就买到了崭新的线装本一函二册《吕碧城集》，它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于1929年，从版权页上知道作者吕碧城是安徽旌德人。第二天的大清早，我将有黄山之行，途中要路经湖州、广德、宁国、旌德，因为碧城故乡近黄山的缘故，想到了《吕碧城集》或有相关的内容可供行旅间消遣，于是出发时随手带上了。那一年的9月26日下午，我登上了北海，向“猴子望太平”的方向眺望，天空远大，一览无余。其时，山顶E四望无人，只有习习的凉风不时地从耳边掠过。在歇脚时，我打开《吕碧城集》读了起来。书中没有任何地方写到黄山，有的是意境深远，令人回肠荡气的词作，传递出奇情窈思，一下子感染了我，欲罢不能。自此我与吕碧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吕碧城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吕凤岐做过山西学政。她天生聪慧，才艺过人，5岁能诗，7岁画就巨幅山水。她原本可以过着衣食无忧、潜心读书的闲适生活，不幸的是12岁时就父亲病故，稍后母女又遭绑匪**幽禁，幸亏她父亲的同年江南布政使樊樊山出手相救，才得以脱险。大概在她14岁的时候，母亲把她送到在天津做官的舅舅严朗轩家，目的是让她受到较好的教育。她在舅家寄居有六七年，当时社会上新思潮涌动，女权运动高涨，受其影响，碧城想外出求学，却遭到了思想保守的舅舅反对，她～怒之下，离家出走。那时她衣食居所皆无着落，所幸遇到大公报的主人英敛之，欣赏她的才华，聘她为报社的记者，让她在报馆里住了下来。这时的吕碧城有充裕的时间写作，施展她的文才。《大公报》上接二连三刊登她写的文字激昂、热血沸腾的政论和鼓舞人心的诗词佳作，一时间文人骚客竞相与她订交，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是远在京城的女革命家秋瑾，亦慕名专程去天津造访她，并且有过同床共榻，促膝谈心的传奇故事。虽然她们的政见有所不同，秋瑾谋求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碧城重在政体改革，以科学教育救国，但都愿为妇女解放事业奔走，因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秋瑾后来甚至为了革命而献身，碧城不仅赋诗凭吊，数十年后还念念不忘与秋瑾相遇相知的往事。
　　我常想，秋、吕的相会，是晚清女界革命重大的事件，她们是当时学界和思想界女性的标志性人物，都特立独行，代表着女性革命不同的方向，同时又是两位成就非凡的诗人和词人，她们的相交是千秋的美谈。
　　碧城有四姐妹，皆有文才，她与大姐惠如和二姐美荪分别都在二十来岁，做到了江宁、奉天女子师范学校和北洋女子公学的校长。一时有“淮南三女，天下知名”的美誉。
　　吕碧城是一个不断追随时代进步，求知欲望很强的人物。她自觉接受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文明的思想，中年离开祖国，去欧美求学，是中国最早积极谋求成立保护动物组织的第一人，为此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她还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表现在衣着上，不畏人言，年轻时就毫无顾忌地穿袒肩露背的晚礼服出入社交场所，甚至照了相印在书上。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突出的举动，需要极大的勇气方能做到。可以说是开了海上浪漫时尚的风气。然而她个人的家庭和婚姻生活却非常的不幸，与二姐不和，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情死义绝”，三十年不通音信，两人闹到绝交的地步。个人的情感上，她迄无称心如意之人，独身终老。也正由于这些，有人说她个性太强，刚愎成性，对人对事总是固执己见，不肯圆融，实际上也并非事事都如此。吕碧城在瑞士雪山隐居期间，著名学者吴宓出于对她的才华仰慕，曾经主动提出要给她的词集作序，本意是溢美称许，没想到不恰当地把吕碧城词作的主要内容，解读成“集中所写，不外作者一生未嫁之凄郁之情”。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自然引起吕碧城的不快，甚至愤懑。于是她给吴宓回信，断然拒绝了来访的请求，也不让其作序，并且还指责吴宓所为，纯属上海滩小报无聊文人之恶意中伤。吴宓觉得很委屈，赶紧写信去解释，劝读自己主编的《学衡》杂志及《大公报》文学副刊，借此消除误会。虽然没有能即刻取得吕碧城的谅解，但是事后不久，当吕碧城了解到吴宓确实是国内知名的学者，还是接纳了吴宓成为文友，很多年里他们直有书信往来。再有碧城在去世的前一年，经戚友的劝说，最终与其二姐言归于好，并没有真正刚愎到“情死义绝”。
　　碧城离开祖国时年36岁，正值盛年。她辗转于欧美，并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也曾
　　度归国，为时甚短。她在欧洲期间，瑞士日内瓦住得最久，畅休息游，陶冶性情，广泛地参与国际社会活动，提倡护生，面对国内外不断发生的天灾人祸，内心充满了失望和不安。上世纪30年代初，碧城因受印光法师《嘉言录》的影响，皈依佛教。但是她始终未能忘情人世，绝笔文艺，而是悲天悯人，关注苍生，继续着她的诗歌创作。1943年1月23日，她病逝于香港九龙，遗命将遗体火化后团成面丸投入海中，与水族结缘。
　　吕碧城是近三百年来最杰出的女词人，这点已为学界所公认。她生前也非常珍爱自己的词作，在流离迁徙或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为免身后湮没，多次结集刊行。然而在她死后近半个世纪中，再也未见她的著作出版。在喧嚣的滚滚红尘中，吕碧城如同颗尘封已久的明珠，不为人知晓。我为词人身后的萧条感到悲哀，整理她的作品，介绍她的生平和创作成就的想法，越发坚定。
　　从1985年到1999年岁末，在这漫长的15年里，我前一半时间在高校里做法律古籍整理研究，后半时间在商海沉浮，同时为报社和出版社自由撰稿。不管境遇发生怎样的变化，不管工作有多忙，不管走到哪里，从未间断过对吕碧城文献资料搜集和研读的热情。
　　为了出版她的词集，收集吕碧城词集各种版本，成了我首先要做的工作。1988年的初夏，我从上海文庙的书贩子口中听到，沪上某藏书人手中有一本碧城的《信芳词》，说是巾箱本，这使我有点喜出望外。因为此前我曾遍访过国内各大图书馆藏书，未见有此本。几经周折，我找到了其人，看到的《信芳词》果然是巾箱本，初版于1917年，是今日所见吕碧城词最早的线装单行本。于是恳诘对方出让，并且一再申说价高一点也愿意。想不到对方的回答很干脆，再多的钱也不转让，但答应可以用书换书。经过多次的接触磨合，最终忍痛以手中所藏的民国印线装本《石遗室诗话》和《爰居阁诗》两部书交换，请回一册薄薄的《信芳词》，然而心中并不后悔。在整理校勘词集的过程中，发现它与后来的本子多有不同，更能真实地反映吕碧城早年的生活情景。此外再也没有遇上过与之相同的刊本，其珍稀性还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