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廉洁城市”：意义、挑战与路线图]城市一元生存挑战意义

　　〔摘要〕　近几年来，我国的几个发达城市先后提出建设“廉洁城市”。“廉洁城市”建设设定了明确的终极目标，反映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基本规律，承载着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希望，意义重大。当前的反**形势决定了我国建设“廉洁城市”的过程将充满风险和挑战。只有把这些城市设立为“廉政特区”，并系统借鉴新加坡和香港反**的成功经验，采取必要的策略，经过艰苦的努力，“廉洁城市”建设的目标才可能实现。
　　〔关键词〕　廉洁城市，意义，挑战，路线图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4-0045-03
　　近几年来，我国的杭州、深圳、广州等几个城市先后提出建设“廉洁城市”计划。其中，杭州于2008年初最早提出打造“廉洁杭州”的战略目标和任务。深圳市于2010年提出要把深圳建设为“廉洁城市”。广州市也于今年2月提出建设“廉洁城市”，出台了《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建设廉洁广州的决定》。笔者以为，根据我国目前反**面临的复杂尖锐形势，建设“廉洁城市”作为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创新途径，具有全局性的重要意义。
　　一、“廉洁城市”建设意义重大
　　依笔者看来，“廉洁城市”建设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设定了明确的终极目标。即：以建设廉洁机关、廉洁城区、廉洁单位、廉洁行业、廉洁企业、廉洁校园、廉洁家庭、廉洁公民等为载体，建成党政清廉、市场促廉、文化养廉、社会崇廉的廉洁城市。〔1 〕 这个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回顾我国这些年的反**工作，在不同时期直接或间接地提出过一些目标，主要有三个：一是针对**蔓延猖獗的形势，提出“一定要遏制**发展蔓延的势头”，“打击**猖獗的气焰”；二是“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起到保障作用”；三是邓小平曾提到的“我们要反对**，搞廉洁政治”。显然，这些或者不是合适的战略目标，或者比较笼统，缺乏对于反**战略目标的具体阐述。而“廉洁城市”建设首次设定这样一个终极目标，就显现了这些城市背水一战、壮士断腕的决心，也使这些城市有了实现目标的动力和压力，有利于终极目标的早日实现。
　　那么这个终极目标的内涵是什么呢？笔者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中曾提出两个标准：“低水平”和“可持续” 〔2 〕 （P113-114 ）。后来，又补充了第三个标准，即“零容忍”。所谓“低水平”，是指成功地把**程度控制到一个很低的水平。“可持续”是指这个“低水平”是可以长期保持的，这便意味着跳出了**的“历史周期率”。与前两个客观标准相比，“零容忍”是一个主观标准，是指人们对**的态度或价值观，即人们普遍地不容忍**。这三项指标不仅可以实际测量，而且还有可作为标杆的实际数据。自1992年以来，香港廉政公署委托一个社会机构，逐年对香港的反**工作进行评估。虽然在这个评估调查中没有**程度的直接数据，但有一个高度相关的指标，笔者把它定义为“**接触率”（Encountering Rate of Corruption，简称ERC）①：即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人们所能实际接触到**行为的比例。近些年香港的ERC在2%到3%之间。在该调查评估中，香港大众对于官员**行为的容忍度平均得分在1分之下（分值范围是0到10分，0是“完全不可以容忍”，10是“完全可以容忍”）。〔3 〕
　　第二，反映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基本规律。对照“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或改革开放）道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会有怎样的基本规律呢？在笔者看来，恰好类似于前两条道路，该道路也一定是曲折的，绝不可能一步到位或整体成功。用一个理论概念来表述，就是“渐进模式”。既然中国反**取得成功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渐进的，即“一部分地方先廉洁起来”，然后实现全国的廉洁。那什么地方最有可能、最有条件率先取得成功呢？从反**成功的诸方面条件来看，当然是发达城市最有可能。这就是说，从全局来看，“廉洁城市”建设虽然由一个或几个发达城市提出，但却反映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基本规律，肩负着探索该道路的重大使命。
　　第三，承载着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希望。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更有政治的、社会的现代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重点始终是经济的现代化。事实上，比经济现代化更困难、更富有挑战性的是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有很多标准，但一个综合性的目标就是实现廉洁。考察当今世界上那些为数不多的反**成功的国家或地区，无不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点：法治取代了人治，民主取代了君主或“官主”② ，分权取代了集权，反**走向法制化等。因此，廉洁能否实现，可以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一个综合指标，或曰试金石。作为我国全面实现廉洁的先行者，“廉洁城市”建设无疑承载着我们的希望。
　　二、“廉洁城市”建设目标的实现过程充满挑战
　　“廉洁城市”建设意义虽然如此重大，但是客观地看，目标的实现具有高度的、空前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危险性，这是由“廉洁城市”建设计划出台所面临的反**形势决定的。
　　回顾我国香港地区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大约10年的大规模反**历程，就可以充分说明“廉洁城市”建设的复杂性、困难性和危险性。在启动大规模反腐进程之前，香港经历了数十年的严重**过程，也呈现出越反越腐的恶性循环。1973年的葛柏**大案终于触发了香港社会的动乱。该危机也带来了转机，随着高度独立的反**机构——廉政公署的成立，全新的“三管齐下”的反**综合战略的出台，使香港具备了取得反**成功的条件，反**开始走向成功。岂料，反**到了1977年却触发了大规模的“警廉冲突”，导致香港社会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动乱。该动乱差点酿成港督下令军队镇压暴乱警察的悲剧。万幸的是，在颁布“特赦令”和修订《警察条例》之下，危机终于被平息。〔4 〕 （Ｐ10 ）
　　新加坡的反**之所以平稳地取得成功，在于其启动反**的时机不同。香港的时机是：**严重，反**包袱沉重。而新加坡的时机则要有利得多。新加坡的反**成功历程正式开始于1965年新加坡建国之初。那时，虽然新加坡的政府和社会同样严重**，但人民行动党组成的新政权是十分廉洁的，反**包袱就比较轻。假设我们的“廉洁城市”建设计划不是现在才开始，而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那将是十分有利的。显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所能做的，必然是从**严重的现实出发，更多地从情形更为相似的香港那里，借鉴其取得成功过程中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大可能地规避风险，以更小的代价、更高的效率，实现反**的成功，实现廉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