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本近代化学理论教科书 化学与爱国——从近代化学教科书中看国情与爱国教育

　　从“世界之化学”到“我国之化学”　　近代科学教育家王季烈在《共和国教科书·化学》（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一书的序言中认为：“化学之输入我国，五十年于兹，教科书之编辑，十年于兹。”由此可以推断近代化学理论应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传入我国。而作为学校教学使用的化学教科书，直到1904年清政府颁布我国近代第一个新式学制“癸卯学制”后，才得以出现。
　　190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中学教科书·化学》应该是我国最早的化学教科书，在当时影响较大。但这部教科书基本上全部译自美国的《Steel’s Popular Chemistry》。译者谢洪赉在译例中感叹道“教授实学，中国事方发轫”。同时代的其他化学教科书，也大多译自日本。翻译外国的化学教材可以满足一时之需，但毕竟不是为国人量体定制，书中所列举的矿物产地、物质制备方法、化工生产实例皆出自国外，与我国国情大不相符，学生教师常感茫然。一些有识之士很早就意识到其中的弊端，在汉译本吉田彦六的《化学新教科书》中，译者杜亚泉等人将学问分为“世界公有之学”和“一国独有之学”，认为将学问以本国文字、本国材料、本国产品等记载、验证并发展后，方能形成本国之学。而当时的化学，正如钱锺书先生所形容，统统从外国灌输进来，洋气扑鼻，既无国人之贡献，也无国情之描述，显然“仍为世界之化学，而非我国之化学”。
　　这种情况很快便有了改观的迹象。1907年，科学仪器馆出版了日人池田菊苗的《近世化学教科书》，译者虞和寅在序言中明确表示：“是书大体，悉循原本。间有不合于吾国者，略为增补窜改。”改编之后的教科书，增加了一些有关中国国情的内容。如在介绍“金”时：“我邦现今著名者，为漠河之金沙矿，其他如满洲、甘肃、四川等处，产之亦多”；讲述“铁”时：“我邦产铁之处虽多，然制铁之业，犹在初程，可深憾也”；讲述硅的化合物及制品时，描述了我国特产的景泰蓝的制法。进入民国之后，国人自编化学教科书渐渐成为主流，一批受过良好西学训练的著名学者如杜亚泉、郑贞文、柳大纲、张江树等人都参与了中学化学教科书的编写。
　　富有中国味道的化学教科书
　　随着化学科学的发展和时代进步，在国人自编的化学教科书中大量出现了联系生活和生产实际的知识。王箴在《更新高级中学教科书·化学》的编著大意中写道：“本书对于化学与国防、工业、农业、医药、卫生、家庭等之关系在相当围范内皆竭力阐明。”这些与现实世界相关的经验和例子，大多采自国人们熟悉的生产生活，散发着浓郁的中国味道。
　　譬如《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化学》讲述动物胶时说：“中国做胶，由来已久，牛皮胶用于制墨，鹿角胶和驴皮胶，药中用之。”介绍食物的营养时，指出“一般中国人的膳食中，糖类和脂肪，供给尚有余，蛋白质似嫌太少，此外维生素亦时有缺乏现象”，并且认为“食物的市价，并不照他们的荣养（现作“营养”，作者注）价值来定”，“白米白面，不若粗米粗面的养人，而白的则常贵。我们购买食物时，假使能于这点稍稍留意，食物的费用当可节省不少”。而在讲述“蛋白质”一节时，提到大豆中的植物蛋白，特别描述了中国的特产食品——“豆腐”的制作方法，并说“这是我国传沿已久的制豆腐方法”，“豆腐是最廉而最滋养的食料，很有化学上的价值”。
　　民国时期的化学教科书在介绍化学元素的分布时，对于重要的矿产如煤、铁、食盐等，因其与生产、生活关系密切，各教科书都介绍得比较详细，有的甚至以整页的篇幅介绍我国海盐、井盐、池盐、岩盐的产地。其他矿产如金、银、铜、汞、锌、锡、铅等在国内的分布，介绍得都远较清末课本详细。教科书对于我国蕴藏较多的锑、钨等矿藏给予了特别关注。闵世型在《初中新化学》中指出“我国久以产锑闻名于世，其产额占全世界总额百分之八十以上，以湖南为最著”。辽阔国土上，有如此丰富的宝藏，无疑将会激发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
　　实学教育，意在富国
　　面对“积贫”“积弱”的危难国势，“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是旧中国很多有识之士和知识分子的理想。由于化学是在现代工农业中运用广泛的“实学”，因此也常常成为“实业教育”的重要平台。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国的民族工矿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自己的化工企业进入了教科书编者的视野。《更新高级中学教科书·化学》中所选择的矿藏分布、化工生产绝大多数均为我国的实例。《初中新化学》在叙述碳酸钠的制法时特意指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规模宏大，为亚洲唯一的大制碱厂”。充分介绍了我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成就，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可贵的是，编者们也清醒意识到当时民族工业的不足和缺陷，以及与世界发达国家间的巨大差距。在教科书中，他们并不讳言国家的落后，希望学生对国情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如《更新高级中学教科书·化学》在介绍锑时，说“我国之锑矿号称世界第一……欧战时矿业甚盛，近因需要减少，日趋衰落”，“倘不致力于新化合物之制造，及新用途之发明，则其前途殊难抱乐观也”；讲到煤时，说我国“每年产量约为二千万米吨，与英、美等国比较相差远甚”，而“欧美各国之大都市多设煤气厂，我国仅上海有之”；叙述制瓷时，认为“外国利用机器，出品精速。我国则仍多用手工，出品劣迟，急须改良”。《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化学》在讲述炼铁所需焦煤时指出“我国可以炼焦的煤，江西河南山东都有，可是都未曾好好的制造。因为未曾详细研究，所以制不出好货来，反用外国的焦煤炼铁”。
　　在旧中国整体落后的教育状况下（1949年全国每一万人中仅有中学生23人，大学生2人，落后当时的英美一百多年），接受完中学教育的学生大都将会直接进入社会，从事生产。中学化学教育代行了一部分职业教育的职能。比如，韦镜权、柳大纲在《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化学》中介绍了几十种化学工业生产的流程和装置，远远多于今天的初中化学教材，事实上也难以被学生们真正掌握。这看起来有些拔苗助长，但也确实是当时教育工作者们的“无奈之举”，可以看作是国势内忧外患之下，知识分子迫切希望尽快改变祖国落后现状在化学教科书中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