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日常生活的诗情――我看话剧《有一种毒药》] 寻找圣诞老人话剧

　　《有一种毒药》在这个冬日里的出现，的确给人一点清晰的意想：人，是远远要比符号、比象征、比形式更意味深长的。从这个意义上，我称之为中国话剧格局与形态的一种“新”的想像――当然这个新，其实一点也不新。只不过我们还没把人写好，就忙着在所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的追赶下，忙着清理、研究作品的哲理、象征，忙着钻研表演的技艺，而把“人”这一核心问题忽略了。
　　话剧《有一种毒药》在纪念“话剧百年”的2007年初出现，似乎让人们对中国话剧在百年之后的形态、格局有了一些“新”的想像。
　　《有一种毒药》的编剧万方，近些年来已经凭借电视剧《空镜子》得到了观众的充分认可。不同的观众对这部电视剧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我想其中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这部电视剧作品充分展示了万方对人的丰富性的理解、对人与人之间各种复杂关系含蓄表达方式的理解。当她执笔创作她的第一部话剧《有一种毒药》的时候，这部作品在基本方向上仍然延续着这两个特色。不过，电视剧的表达方式很容易让万方把戏做足，让她有充足的时间用细腻的笔法去展现她对人及人与人关系的理解；而不足两个小时的话剧，要想充分展示这其间的复杂性，实在是难。
　　《有一种毒药》写的是一个家庭里的两代人之间的日常纠葛。年长一代的与年轻一代的，恐怕大多都渴望着互相理解，但就是很难互相理解。万方着笔处不过是五个人物：高希天与兰宏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子高科、儿媳妇小雅，和小雅的表弟季杰。万方就着这五个人，在小剧场的狭小空间里，在短短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五个人之间的相互纠缠。冲突发生在每个个体之间：高希天每日以醉酒回避着日常生活的面貌；兰宏撑着家庭的重担，未免变得世俗（或者可以说庸俗）甚至市侩。高科与小雅的结合，本身就需要面临严峻的挑战：小雅高度的类风湿使她卧床不起，但她接受了不完美的生活，而且不依不饶地要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兰宏在各个方面展开较量，高科只得在其间左右为难；季杰憧憬着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当他信心满满地朗诵着“如果我做不了喜欢做的事/我可以做的是/不去做不喜欢做的事”这样的诗歌时，他也不得不面对自己无法对自己行为负责任的尴尬，也未尝不为自己对父母、家庭的伤害而感到心痛。这其中，兰宏无疑是戏的核心，而兰宏与小雅的较量，则是其中的纽带。“有一种毒药”这题目颇为含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尽管在话剧中，兰宏已经对着小雅和季杰喊出了“你们就是一种毒药”――在兰宏看来，这两个人是对她一家正常生活的破坏者；但这“毒药”完全可以有另外的解释――当兰宏说“你们是一种毒药”时，小雅他们内心一定也在控诉“你也是毒药”，是对充满渴望、逃脱既定生活轨迹而生活的扼杀。
　　面对着在戏剧中纠缠着的每个人，面对着兰宏最终无言的哭泣，面对着人们在生活的重重压力下爆发出的歌唱――让我感叹的是，万方把她对人内心幽微处的精妙理解，包裹在这“毒药”里，“毒药”包裹着日常生活里的酸甜苦辣，也包裹着在日常生活的苍白面容下潜藏着的一点点打动人心的诗情。我想，细细品味这里的各种滋味，比很容易地给它贴上“写人性”等诸多高调标贴更有意义――谁说“人性”就一定比日常生活深刻呢？谁说日常生活里就找不到诗情呢？
　　要把这种复杂的日常生活落实到小剧场的舞台上，的确困难。人的微妙的变化，要在与观众咫尺之间的距离中表达出来，对演员是多大的挑战！兰宏已经有了她相对合适的扮演者――吴珊珊把这个角色演得让人既恨且怜（我想那怜中可能更多的是一份自怜），但年轻人――尤其是小雅的扮演者则显得过于稚嫩了，这也难怪，多年下来，我们的戏剧着实是离人越来越远，也离在舞台上把人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越来越远。在这种细腻地写人的作品面前，过多抒情化、独白式的表演风格，自己陶醉在自己的角色中、自我欣赏式的表演，也就暴露出了严重的不足。
　　如今许多人惊叹于《有一种毒药》着力于“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许多人毫不吝啬地把许多溢美之词赋予这部作品。我想《有一种毒药》在这个冬日里的出现，的确给人一点清晰的意想：人，是远远要比符号、比象征、比形式更意味深长的。从这个意义上，我称之为中国话剧格局与形态的一种“新”的想像――当然这个新，其实一点也不新。只不过我们还没把人写好，就忙着在所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的追赶下，忙着清理、研究作品的哲理、象征，忙着钻研表演的技艺，而把“人”这一核心问题忽略了。因此，这个所谓的“新”的想像，只不过是在表达这样一种希望：希望话剧舞台上再多一些对人的深入理解，也希望艺术家们把对人的研究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