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村故事_人亡村

　　在大溪，所发掘出的上切似乎都与死亡有关：一代代人在这里死去，墓葬重重叠叠；村落消失，成为亡村和遗址；最后，连遗址也被江水淹没……也许，大溪作为一个确切的地点已经永远死亡，但作为长江流域一种极富特色的古代文化，它却依然活着，而我们对大溪的研究，则是在赋予它新的生命。
　　
　　由来：从亡村到“大溪文化”
　　
　　三峡之首的瞿塘峡，两岸高山耸峙，直入云霄，自古有“纵将万管玲珑笔，难写瞿塘两岸山”之说。峡中江水滔滔，滩险流急，自古以来就是四川盆地和江汉平原间的交通屏障，有时甚至成为两种文化的分界线。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就坐落于瞿塘峡的东出口处，那里地形狭窄，前临长江，侧绕大溪小河，背倚大山，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并不太好的地方，却孕育了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令人叹为观止。
　　2000年初春的一个夜晚，我坐在峡中一块冰凉的礁石上，月光皎洁。那时候，我受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的指派，来发掘抢救这一行将淹没的古遗址。我不知道在未来的岁月中，大溪遗址将会向世人展现一个怎样的世界。回望身后夜色中黑黢黢的遗址，我只知道它过去发掘的辉煌，并且以“大溪”命名了一种文化，而这一文化涵盖的主要范围却是两湖平原，这不能不说是考古史上的一个特例。
　　
　　我知道早在1925年，大溪就已经再一次复活，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那时，一群来自美国的探险队员踏上了大溪的土地，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批石器、残陶器的口沿及腹片，同时还发现了一些鱼骨渣。那时的大溪古遗址仅存在于外国人的头脑中。
　　大溪的价值真正为人们所重视是在1959年和1975年的三次发掘后。1959年7～8月及11～12月，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大学历史系先后两次发掘了大溪遗址，虽然仅仅发掘了228平方米，但却出土了74座新石器时代墓葬。这是奇特的大溪墓葬首次展现在现代人面前，人们被各种各样的人骨姿势所震惊。那些随葬的风俗，那些精美的器物，令人对五六千年前人们的死亡观念十分讶异。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批发掘材料后来由于某些原因失踪，发表的简报只是根据部分资料写成。但是，考古学家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考古文化，其意义重大，于是提出了“大溪文化”的命名。
　　1975年，人们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大溪。那年的10月至次年一月，四川省博物馆、万县市文化馆、巫山县文化馆联合对大溪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33座。人们在上文化层发现了墓葬64座，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屈肢葬次之，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下文化层发现了墓葬69座，以屈肢葬为主，直肢葬次之，随葬品以石制工具、装饰品为主。第三次发掘无疑在大溪遗址的探索发现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发掘报告较详细地披露了墓葬信息，所以在研究大溪文化的多数文章里，大溪墓地成了一个不能忽略的对象。
　　现在，大溪面临着6000年以来一次真正的消亡――因三峡工程的修建，它将永沉江底。我们必须抢在江水上涨前，尽量了解更多的地下秘密。我们要感谢林向、范桂杰、胡昌钰等人，正是他们所做的三次发掘，使我们有幸认识到大溪遗址的价值。这次发掘必须要有所突破，才能向世人有所交代；必须要有课题意识和针对性，才能更深入地认识相关问题。
　　江风已经凉了，浪涛打湿了礁石，我必须得回到亮着油灯的村里。正是42年前的一次浪涌，卷走了一名参与考古实习的大学生的年轻生命。
　　
　　新发现：精心安排的墓葬
　　
　　这是一则有关死亡的故事，一个已经消亡的村落的历史。4年以后，当我从最后一个探方中抬头仰望天空时，发出了上述感叹。
　　2000年上半年的踏勘钻探，基本搞清了遗址的内部结构和分布，为后来的发掘工作奠定了基础。那一次，全体人员就住在村民的土坯房中，晚上在摇曳的蜡烛和煤油灯光下整理资料。整个大溪村没有水井，水都从地下暗河流走了，房东每天从长江中挑水，经过简单澄清，就拿来作饮用水，时间久了以后，身上会长出各种小疙瘩。大溪的艰辛、艰难在五六千年前也许司空见惯，但是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我们在大溪的现实里看到了太多的死亡故事，疾病、翻船、坍塌、失足等都可能终结人的生命。不知道远古时候，这样的情景也是否经常发生?
　　在随后的发掘工作中，我们选择了遗址最北部的一片地方，那里应当属于聚落的边缘地带，人类活动遗迹不多，但文化堆积深厚，有助于建立大溪遗址各时段文化的演变序列和年代标尺，对下一步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事实证明，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些红的、黑的、泥质的、夹砂的陶片告诉我们，从距今6000多年前的大溪文化早期起，第一批人类就已经活动在这片土地上了，他们的子孙后代一直持续到大溪文化末期。此后，来自于瞿塘峡以西地区的一支人群占领了这块地方，他们断断续续在这里生活了约1500年。商周时期，大溪遗址上的身影与峡江多数地区一致，属于早期巴文化系统的人群。春秋中、晚期，楚人西进，他们在大溪遗址留下了大量的鬲、盂、豆、�等陶器。
　　
　　密集的墓葬出来了。在2000平方米的发掘区中，这些墓葬重重叠叠，充斥了探方的各个角落。在2001年度的发掘中，我们终于向那些沉睡了五六千年的灵魂发出了召唤，我们的手铲下面一具具入骨从泥土里被剥离出来。这些墓葬入骨保存如此之好，超出了大家的预想，使我们得以窥其全貌。
　　从这些躺在墓穴里的人骨的姿势看，大溪文化的墓葬经历了直肢葬(同时有二次葬)――屈肢葬――直肢葬的发展历程。最早的直肢葬，墓圹多为圆角长方形。随葬品极少甚或没有，有的姿态不太标准，有的交脚。其后的屈肢葬，经历了跪屈和蹲屈两个发展阶段：跪屈葬的墓圹为椭圆形，双腿下屈，但膝盖不过盆骨；蹲屈葬的墓圹多为圜形，大小仅能容身，双腿上屈，膝盖上举过盆骨，整个人骨缩成一团。最后，屈肢葬重又消亡，仰身直肢的葬俗重新回到人群中来，此时，墓圹多为转角方正的长方形，随葬品大大增多。
　　这些墓葬的数量将近200座，加上前三次发掘的200余座墓葬，也就是说，在整个大溪文化时期，至少有400余人曾经生活于此。如今，延续了1000余年的大溪文化村落，重回人世，连同那些当时祭祀死者的鱼骨坑、牛坑、狗坑和器物坑。这些坑密集地穿插于各种墓穴间，却很少见到打破关系，显然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而且，与墓葬有关。
　　2001年的发掘显然给考古队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两年的发掘工作，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充满了乐趣和惊险。由于发掘队伍的日渐庞大，从2001年开始，考古队就搬到了大溪河对面的大溪乡场镇上。大溪河喜怒无常，渡河时常常听到船家的一句话就是“漕口变迁，河道危险”，这时候，我们就只有乘坐小机动船，从长江上绕行过去，那得冒险渡过三峡第二大滩――铁滩。在惊涛骇浪中体验一 下大溪先民的艰辛，显然对我们的发掘工作有所帮助。幸运的是，几年间我们一直平安地在两岸往来着。
　　
　　谜题：神秘的葬仪
　　
　　大溪文化是一种分布于以两湖平原为中心，在当时长江中游地区最具影响力和最有代表性的远古文化，一般认为其时代约在6300～5000年以前。按照不同学者的意见，大溪文化也可以分为多个不同的类型，但多将鄂西地区的大溪文化称之为关庙山类型。鄂西地区的大溪文化主要源于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之后，屈家岭文化分布到了这一地区的火多数地方。
　　关庙山类型大溪文化主要分布于长江三峡、清江流域以及江汉平原西部，北达汉水西南岸，南及湘鄂边界。经过发掘的遗址主要有关庙山、红花套、大溪、清水滩、中堡岛等。其中，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的分期，常被人们作为大溪文化分期断代的基础。大溪文化的陶器以夹砂陶和泥质陶占多数，另有一定数量的夹炭陶和夹蚌陶。泥质陶中的一些细泥陶，经过专门淘洗，制作的陶器规整、精美，一般多磨光，器表上有红陶衣。器形多为圜底器和圈足器，有少量的平底器和三足器。大溪文化的典型器有圜底釜、圜底罐、双折壁碗、圈足盘、器座、猪嘴形支座、单耳杯、曲腹杯、筒形瓶、圈足簋、高柄豆等。早期陶器器表多施绳纹和戳印纹，晚期多素面和镂空。
　　大溪文化时期，社会已经出现了复杂化的倾向。湖南城头山遗址发现了大溪文化的城址，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有围墙的聚落。许多遗址发现的墓地，随葬品开始出现多寡不一的差别。各种反映战争迹象的遗迹和遗物频频出现，聚落之间开始出现分化。同时，大溪文化的对外影响不断增强，岭南地区的同时期文化，就深受大溪文化的影响。大溪文化也受到其他一些文化的影响，例如彩陶，就带有强烈的仰韶文化的痕迹。大溪文化的生计经济，主要属于稻作农业。但在三峡地区，可能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而山地旱作农业处于辅助地位。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以出土大量的石、玉器和骨器著名，因当地具有仁富的资源，可能当时已经存在一个专门化的石玉骨器手工业，其产品与峡外地区存在一种长期的交换行为。
　　
　　大溪遗址是大溪文化分布最西面的一个遗址，可并不因为偏远，而失掉了其在大溪文化中的地位。相反，此处的大溪遗址所呈现出来的许多文化现象是其他大溪文化遗址不能比拟和替代的。大溪遗址价值的焦点，全在于其墓葬所蕴含的丰富信息。在前三次发掘中，世人已经见识了那些千奇百怪的屈肢葬。人们提出了多种观点予以解释：一是认为是摹仿睡眠的姿势；二是认为可能当时已经有了一些解剖学知识，让死者模仿婴儿在母腹内的姿态，以重新投胎；三是认为那是专门针对非正常死亡者或凶死者采取的一种葬式；四是认为死者死后马上被捆绑成屈肢，以免其灵魂出来危害活人。现在看来，无论哪一种观点，似乎都有站不住脚的地方，大溪屈肢葬也许会成为一个永远的谜。
　　大溪的谜远不止屈肢葬。在2001年发掘的ⅡM147号墓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一名30～35岁的壮年男性，被六支骨镞分别从他的锁骨、肋骨、胸部等处刺人，据鉴定人员说，被刺的正是死者的五脏六腑!我们无从知晓，大溪先民对自身人体的了解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但我们知道，这具骷髅不应当是战争的“杰作”，而是一种惩罚的结果!同样的惩罚手段还见于ⅡM128号墓，墓主的右眼眶上，一支骨镞由下而上紧紧地扎在眼眶上缘，现在仍难以拔出!他是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而遭此磨难的吗?远古的残忍有时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那些没有头颅，或者没有身躯的尸骨就不去说了。那位没有上身的79号墓主，是一位受到腰斩的罪人吗?
　　在这处白骨累累的墓地，也有古墓温情。三人合葬墓、五人合葬墓体现了家庭的温馨，双人合葬墓中既有成年男女的并排同眠，也有母子情深。在一座男女合葬墓中，男性仰天而躺，旁边的女性侧身相迎，身体微屈，体现出夫妻间男尊女卑的地位差异。另一座蹲屈墓中，先死的母亲蜷缩在墓坑中，后来的人又将此墓挖开，将她不幸夭折的孩子放人怀中，使孩子能继续感受到母亲给予的温暖。大溪人对于祖先是充满敬畏之情的。尽管墓葬重重叠叠，但后逝者的墓一般不会打破祖先的墓。偶尔不小心破坏了祖先的墓葬和人骨，他们也会将那些挖出的人骨随己一起安葬。像这样的情况的墓已经有多座被发现，一具人骨架往往会多出一些肢骨或者半边头盖骨，而这些骨骼正是被打破的墓葬所缺失的。
　　大溪文化中期，人们对于装饰品有着特殊的嗜好。一些死者的颈部缀满了洁白的蚌珠，那些蚌珠是由蚌壳切割而成的小圆片，径约0.3～0.4厘米，中间有小穿孔，可以穿系。佩戴的时候，几千枚蚌珠串联在一起，间以粗大的熊牙，挂满了整个脖子，显得十分漂亮，充满了原始的、古朴的、野性的美。能够向人们展示这些华丽装饰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些人应当是特殊的，或许是一些富人?或许是氏族的头人?或许是一些巫师?对于普通人来说，具有象征意义的奢侈品可望不可及，玉珥、手镯、臂钏、绿松石坠等则是大家都可以享用的。
　　除了陶器外，大溪人的一些陪葬品及其摆放的位置也十分有趣，ⅡM178号墓是一座仰身直肢葬，在其双股间，竟然随葬了一枚蛋壳!另外一座俯身直肢葬墓，其盆骨下则摆放了一枚动物肢骨!这些看似令人费解的现象提醒我们，大溪人可能存在一种生育方面的观念。或许那些有随葬鱼的一些墓葬也在表达着这一意义。鱼一般摆在墓主的上半身，手上、胸部、嘴唇边都是可供选择的地方。据第一、二次发掘的报道说，曾经发现一墓主口含两鱼，鱼呈八字形摆放于胸前两侧，这一图案简直就是半坡的人面鱼纹彩陶的现实版。鱼是一种生殖能力特别强的水生动物，大溪人对于鱼的特殊情感，很可能与此有一定关系。
　　大溪肯定已经产生了一批专业的玉石工匠和骨器工匠。遗址的文化层中可以见到一些绿松石矿的碎屑，以及一些玉、石的钻芯，应是当时加工过程的副产品。许多墓葬里都随葬有通体磨光的石器，这些石器多较大，最大者约有30多厘米长。有的墓主手里还攥着石器，其中一位左手持斧，右手握锛，仿佛在向后人述说他的身份。骨器在大溪墓地中普遍发现，有些墓甚至专门随葬骨器，多的数量达几十件，种类有匕、镞、锥等。这些墓葬的主人中有一部分是制作骨器的工匠，因为在一些墓葬中，甚至还随葬了尚未加工成型的骨半成品，也有的随葬有未用完的骨料，在他们死后，也要依依不舍地放在身边。
　　
　　
　　沉没：死亡，或者复活
　　
　　若干年来，大溪因了这些重要发现，而受到世人的持续关注和重视。作为重庆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溪遗址在2001年又被列入“20世纪中国lOO大考古发现”，2000、2001连续两年被评为重庆库区十大考古发现。这些光环固然不能完全反映其重要性，但足以说明它在中国考古中的地位。
　　大溪留给我们审视的时间是短暂的。199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面积试掘了大溪遗址。而那次试掘，似乎是大溪告别历史舞台的前奏曲，大溪的海拔成了大溪的遗憾，它将在9年后永沉三峡水库的库底。按照试掘制定的规划，大溪遗址被列为三峡地下文物的A级发掘点，这是最高级别的保护。从2000年开始，笔者作为发掘项目实际负责人，见证了大溪遗址最后的辉煌。能参加大溪的抢救发掘，是我人生的幸事。大溪遗址的全面发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幸事，因为近几十年来，它一直受到长江洪水的冲刷和破坏，面积在不断减小。我们也有遗憾，由于时间和准备上的不足，有一些事先计划的研究项目没有开展；大溪遗址的遗憾则是，它可能再也不会浮出水面了。2003年盛夏，我再一次返回大溪，是为了与遗址谋最后一面。缓慢上升的江水浸过遗址的最高处时，一点解脱、一点伤感同时漫过我的心坎。我不知道，发掘究竟是保护或是遗址的再一次死亡?我宁愿它留一点在水底，作为与后人再晤面的礼物。事实上，我也那么做了，就算是给自己心头留一个纪念的角落吧。
　　
　　大溪虽然沉没了，但对于大溪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近年大溪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如以前通常认为，大溪遗址的大溪文化仅仅属于大溪文化三、四期遗存，而现在则在大溪遗址发现了一、二期阶段的遗存，在时代上应是一个大的突破。另外，三峡文物保护成果表明，大溪遗址并不是大溪文化孤军深入瞿塘峡口的唯一遗址，近年巫山欧家老屋、人民医院等遗址均发现了丰富的大溪文化遗存。欧家老屋的发现还提示我们，早在大溪文化之前，重庆东端的巫山地区文化面貌就与鄂西地区相一致了。大溪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在有些方面对整个大溪文化的认识都非常重要。如大溪遗址墓葬葬式的发展演变关系的建立，无疑为大溪文化的墓葬研究树立了一个标杆。在文化间的关系上，大溪遗址告诉我们，早在大溪文化末期，重庆本地的考古学文化――玉溪坪文化就开始与大溪文化有了接触，后来更是扩展进入了瞿塘峡以东的地区，这为研究瞿塘峡东西两地的文化进退和交流，以及玉溪坪文化的年代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在利用考古学基本手段和方法对大溪墓地进行全面研究的基础上，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与相关单位进一步开展了人骨鉴定、体质人类学、古病理等方面的研究，又与复旦大学文博系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所合作，引入古DNA分子生物学技术，对大溪墓地的人骨进行测试，为今后考古学的定性分析提供分子水平的科学证据和量化数据。这些研究，计划在性别判断、家系研究、族属甄别、群体关系、古病理、古食谱等一系列考古学所关注的领域上，取得新的突破和新的进展。
　　
　　大溪――这个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死亡的遗址，事实上正在人们的脑海里慢慢地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