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本的相互关照下深化阅读理解]文本矫正怎么关

　　修辞中的“互文”,是在结构相同或相近的两个或几个并列词组或语句中,相应位置上的词语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互相隐含的手法。而在文学研究方法中也有“互文”一说,这里的互文被用来说明文本之间的关系。法国批评家克里斯特瓦认为:“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先锋派作家索莱尔斯认为:“任何文本都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都是对这些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对其它文本的整合和摧毁的作用。”从中国古老的修辞手法到西方文学研究的方法,从一句话到一个文本,“互文”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一篇作品的阅读,不应脱离其语言文化背景进行解释和理解,而应能够在所处的语言系统和文化系统中,通过和其它文本相互关照中更深入的解释和理解。
　　
　　一、利用文章素材的互文关系深化文本理解
　　
　　《六国论》和《过秦论》两篇文章都取材于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历史史实,前者侧重于讨论六国破灭的原因,提出了“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的观点,给当朝君主以警示;后者侧重分析秦国由盛而衰终至灭亡的原因,提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观点。尽管两篇文章评论历史的视角不同、写作目的不同,然而由于素材的相同,恰能给我们认识和评价历史提供多个视角,并通过两文的相互参照得到更丰富的历史理解。《过秦论》中有:“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印证了《六国论》中所说的“弊在赂秦”,然而《过秦论》中又提到秦孝公时,秦国“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并详细罗列了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人才。由此看来,六国被灭不能仅仅归结为“弊在赂秦”,割地求和只是六国被逼到无路可走时的下策。
　　司马迁写《史记》,其写作方法之一便是“互现法”,即将一个人物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以其本传为主的方法。《留侯论》、《鸿门宴》、《项羽本纪》、《高祖本纪》这些篇章将刘邦和项羽以及其谋士的性格特征、恩怨纠葛、省府原因较为全面地反映出来。如在《留侯论》中通过“屺上老人”的传说突出张良“忍”的特点,目的在于强调“忍”对成就事业的重要性。“忍”是“隐忍”,也可以说是善于隐藏――既能实现自己的计谋,又不显山露水,居功自傲,让君王产生威胁感。在《鸿门宴》中,张良的行事方法恰印证了《留侯论》中的张良:当项伯连夜赶到刘邦军营,将项羽密谋告知张良时,张良怕是已经想好对策,成竹在胸。然而他并不自作主张,直截了当的向刘邦献出计策,而是让刘邦定夺。直到刘邦着急地询问自己“为之奈何”时,才委婉地提示刘邦;宴会上,形势紧迫,刘邦危在旦夕,张良间接地跑到樊哙身边去“点拨”樊哙,樊哙变成了宴会上临危不惧、力挽狂澜的英雄。张良的“忍”在几篇文章的相互补充中得到充分地体现。
　　
　　二、利用表现内容上的互文深化文本理解
　　
　　中国文学作品比较传统的主题内容有这样几个:一是表达积极入世、报效国家的人生理想;二是表达对纯真情感的歌颂和恋爱、婚姻自由的追求;三是表达回归自然的情结。中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古代作品表现内容上的相似或相近,为我们深入理解文本提供了有效途径。
　　由孔子开始,“积极入世”成为了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忠君”、“爱国”、“保民”成为知识分子自然加在自己身上的使命。国家意识、民生意识是众多文本的出发点,即使表达出个人建功立业的愿望,也是由此而生发出来的。屈原的《离骚》和《涉江》有着浓郁的悲伤,除了表达自己“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愤懑之外,更多的是对君主“亲小人,远贤臣”错误做法的焦虑,对国家中“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朝坛兮”混乱现象的担忧。杜甫的《秋兴八首》、《咏怀古迹》等诗作表达了强烈的有国用世之情。辛弃疾的《水吟龙・登建康赏心亭》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作品借古讽今,真诚地对当朝者提出建议,并强烈表达了“老当益壮”的入世思想。从古代的《寡人之余国》、《过秦论》这些或进谏或点评历史的政论文,到现代的《故都的秋》、《荷塘月色》这些看似书写个人情绪的文章,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这一主题。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人人都渴望真正纯洁的爱情,但在这美好的感情中也有背叛,在这情感世界里也有物质的渗透,于是表达对忠贞不渝爱情的歌颂和对平等自由爱情婚姻追求就成了众多文本共同的主题。如《氓》,随着女主人公像桑叶一样由“其叶沃若”到“其黄而殒”,逐渐失去美丽的容颜,“氓”的态度也由“言笑晏晏”到了“士贰其行”,通过女主人公的自述抨击了对爱情不忠的负心人。《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和焦仲卿两情相悦,终因婆婆的不满而劳燕分飞。然而两人殉情后,却通过枝叶交织的树实现了爱情的圆满。《红楼梦》中“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对抗,虽在形式上“金玉”所代表的物质世界获得胜利,然而在宝黛精神情感的相通却像宿命一样的坚定。舒婷的《致橡树》旗帜鲜明地宣告了现代女性的爱情观:“分担寒潮、风霜、霹雳”、“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屈原《楚辞》中“渔父”,孔子《论语》中的“荷�丈人”,苏轼《方山子传》中的“方山子”,这些形象都是中国文化中“隐逸者”的形象。“隐逸”原型揭示了中国士大夫阶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价值取向,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儒、道思想共同影响下,“入世”和“出世”的矛盾与挣扎。在救济苍生的人生理想不能实现,尊严和人格面临着颠覆的时候,知识分子便把目光转向了自然,渴望在自然的开阔中实现世俗的解脱,获得心灵的净化、灵魂的安宁。他们在自然中获取生活的灵感,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形成不温不火、气定神闲的精神气质。《桃花源记》开创了“世外桃源”的自然天地,桃花源中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保持着自然人的生活方式,不问外界的世事变迁却其乐融融。王羲之《兰亭集序》中记叙了自己与友人在兰亭饮酒玩乐的情形,虽然感受到“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哲理,所以更寄情于眼前的美景,将自已“羽化”于这山水之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更是开拓出一个与士族社会相对立的理想田园世界,世人在其中得到了真正的人生乐趣。
　　
　　三、利用方法技巧上的互文深化文本理解
　　
　　一个文本对其它文本的继承和借鉴,不仅有内容上的,也有形式上的,即方法技巧上的借用和改造。因此,利用文本之间所使用的创作技巧比较对照,同样可以深化阅读理解。在诗歌中,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歌中,虚实相生的表现方法比较常用。诗作由现实的描写开始,联想虚绘出他日之景,从而突出此时之景,此时之情。柳永的《雨霖铃》中,诗人在与友人离别之际,遥想经过一段旅程后自己将一人面对的景、事、人,以“暮霭沉沉楚天阔”、“晓风残月”等他日之景强化与友人离别的不舍和对未来的茫然无措,用他日的孤独寂寞表达今日的深情真意。这种表现手法在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中有着相同的使用:“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中除了用秋雨来烘托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外,也用遥想他日之景的方法来强化此时此地之痛,他日“共剪窗烛”的团聚和欢愉让今日一人的孤单悲伤凸现出来。双线结构法,就是在叙事过程中设置两条线索,分叙两件事,彼此映照、对比、交叉、重合,从而更好地传情达意的谋篇之法。双线结构在鲁迅的《药》、《祝福》等许多作品中被使用。《药》中,夏瑜投身革命、被亲族出卖、被杀害、最后被制成药是一条线,华老栓一家卖药、吃药、没能被药留住生命是另一条线;《祝福》中,“我”来到鲁镇、“我”回忆起先前所见祥林嫂的生活断片、“我”从回忆中惊醒是一条线,详林嫂守寡来到鲁镇、被卖再婚、丧子失夫再到鲁镇是另一条线。两部作品两条线并行的方法都寄予了作者的深意。华小栓的愚昧而死与夏瑜解救愚昧而死,双重死亡加深了作品悲剧意味。祥林嫂的死让默然逃避的“我”背上了精神的枷锁,道德的负罪感让更多像“我”一样的知识分子产生行动的勇气。
　　福楼拜曾说过:“若有人问起作者所写从何而始时,作者不妨答道:‘我想想,我记起了什么,于是我接着写。’”任何文学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继承和吸收其他文本的结果。文本与文本之间是相互开放的,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与它以前的文学作品和同时代的文学作品构成一个创造和理解的相互关系。因此,阅读某一个文本不可能将之与其他文本完全割裂开来理解,而是在文本的相互参照中,丰富对文本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