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礼记·经解》中的“六教”主张 礼记经解

　　传统学术的蜕变轨迹断裂之后，同其它儒家经典著作一样，《礼记》也由原来的官方神圣意识形态降而为可以通过近现代科学视角、方法予以审视和把握的一般对象。而同《周官》、《仪礼》不同，《礼记》属杂编性质的儒家论文选集，全书无明显统一体例，内容庞杂，语言风格也不同，很难将全书作为整体对象进行结构性考察。同时，与《诗》、《书》、《易》等不同，《礼记》不属于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历史或哲学著作，它作为某种专门学科的文本典范意义也就谈不上了。个人以为，尽管《礼记》一书在传统学术语境中地位颇高，但作为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一般对象，更多的仅是其文献参考性。
　　“文献参考性”一是文献含量，二是文献的可靠性，三是文献的理论层次。如从上述三方面来衡量位于《礼记》第二十六篇的《经解》：该篇的文献参考价值并不高。作为全书篇幅最短的文章，其文本含量自然也最低。尽管《礼记正义》中称“《经解》一篇捴是孔子之言”，[1]而事实上，除了篇首关于“六艺政教得失”的论说外，其余都不可被视作孔子言论，因此，该篇的文献含量也是最低的。而篇首的一段整饬且逻辑严密的引孔子语，其可靠性多为人所怀疑。如朱东润即言“《礼记》出自汉初经生，所述孔子之言不可尽信”，[2]朱自清《诗言志辩·诗教》中从六经思想形成的角度，证明了这段引语并不出自孔子之口，今人孙明君《“思无邪”与“温柔敦厚”辨》一文，进一步论证“温柔敦厚”并非孔子的“诗教”主张。如前文所说，论证文本可靠性的确是多数学者的努力方向；至于全篇的理论层次，应予以区别对待。就伪托孔子言论以外的文字，理论层次并不高。“礼”是人君用以“正国”的工具，是规定各种封建等级秩序，确保其有序发生，以实现“安上治民”效果的必须之器。这种对“礼”的工具论上的认识，在《礼记》所收录的其他论文中也多有体现，如《礼运》篇所谓“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3]《经解》篇仅是将其以一种简明突出、具有逻辑严密性和论辩力度的语言呈现出来而已。而对于篇首这段不可靠的引语，笔者认为，尽管它并非出自孔子之口，但将其作为汉儒根据孔子“诗教”主张发挥、完善而成的“六教”主张，还是可以发掘其中的理论意义的。
　　儒家的“诗教”主张多方面，如“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兴、观、群、怨”、“《诗》言志”等基本命题，总体上倾向于政教美刺方面的功能论，关注的是文艺在各种社会矛盾关系，诸如个体与集体、下层与上层、小众与大众、弱势与主流等矛盾中的作用，典型的如“兴、观、群、怨”说。而《诗》大序中的“诗教”主张更是一种脱离了文艺的审美特质而片面强调其政治功能的“极端化处理”，这种社会学、政治学倾向上的文艺主张，是指导古代多数儒家学者的思维方向。而在汉代儒家学说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政治功能论一直是主流学术的重心，这种政治功能论中的重要方面又是发明、强化个体之于社会的关系。明于此，再考察《经解》篇中的六教主张，发现：尽管“六教”说仍未脱离政教论的阐释方向，但“六教”的内容本身却未涉及多少政治色彩。虽然我们常将“政”、“教”并举，官方的施教举措中必然也贯穿着明确的政治意图，甚至说官方教育本身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并且是其第一要务，如“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4]然而，两者毕竟是相对独立的范畴：“政”始终关注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无论是社会对于个体的影响和作用，还是个体对于社会的适应与反动，脱离了双方的矛盾关系，“政”就失去了存在的语境。而“教”则是可以暂时“搁置”这组矛盾关系的，仅仅关注教育对于受教者的个人气质性格、闻识修养等方面的作用及其效果。
　　尽管“六教”说注意到了“六经之性”不同，其对于施教者的作用效果和层次也有差异，但在区别描述的过程中，流于机械化，显生硬。另一差异是纵向的，即对受教者身心的作用层次不同。这种作用层次上的不同当然首先仍源自“六经之性”的差异，但也不能忽视六经存在的物质形态上的区别。孔子主张的儒家“成人”教育正是以此三者为先，《论语·泰伯》篇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5]孔子之所以将此三者作为“成人”教育的重心，乃至于如某些学者所说的的是“关于人生修养的重要命题”，很大程度上在于超文本的《诗》、礼、乐在授受过程中，照比更多依赖于文本的《书》、《易》、《春秋》更直观，更有效，更易于实现 “在行动中的体悟式接受”，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真正意义的“体教”。
　　《经解》篇的“六教”主张中，还贯穿着儒家思想中更为深刻的逻辑——“中庸”。这段引语并未停留于分别对六经的教化效果进行描述，而是进一步讨论了如果“六教”持节失宜，各自会产生怎样的偏向，即所谓的“失”，最后主张在“无过”的把握中得出“六教”的最佳效果，即所谓的“深于六教”。
　　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郑注中解释“失”为“不能节其教”，而“不能节”则是在把握事物程度上的“过”，而“过”是有悖于“中庸之道”的。儒家主张背离“中道”的偏失有二：一是“过”，一是“不及”，如《礼记·中庸》篇所谓“子曰：道之不行也，吾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6]而在孔子看来，“过”所造成的损害同“不及”一样严重，如《论语·先进》篇所谓“过犹不及”[7]。孔颖达疏中进一步解释造成“过”的原因：“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否相济，节制合宜”，[8]我们注意到，“节教”之举不在于受教者，而在于施教者，那么，导致“六教”偏离“中道”而取向“过”的作用力即来自“君”，而非来自“民”。
　　综上，《经解》篇首引语中的“六教”主张，尽管其伪托性已为前辈学者揭批出来，然而，对于不可靠的文本，其理论价值，我们不应予以全盘否定。《经解》篇的“六教”主张从教化对个人气质修养的影响层面出发，注意到“六经之性”不同，因而产生教化效果上的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的差异，尽管在研说中流于生硬、机械，却不应深受诟病。同时，《经解》篇的“六教”主张人君在施教过程中“无过不及”，以期最终实现教化效果上的“中庸”，符合儒家认知、把握事物的一贯主张，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其教育理念上的指导意义。
　　注释：
　　[1]《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经解》第1609页,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2]《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10页,朱东润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
　　[3]《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礼运》第1418页,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4]《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学记》第1521页,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5]《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泰伯》第2487页,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6]《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庸》第1625页,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7]《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先进》第2499页,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8]《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经解》第1610页,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作者简介：潘伟斌（1985.07-）,男，语言学及应用学专业硕士，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语文教学，助理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