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施公案200回田连元_为什么说《施公案》是一部坏书

　　××同志：　　你在来信中提到，你们那里有个别青年爱看《施公案》，并且受到了不好的影响；你想劝他们抛开这部书，可又缺乏批判能力，希望帮助你分析一下。我觉得，你把《施公案》看成一部坏书，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我就来简单谈谈：为什么说它是一部坏书？
　　自清代嘉庆初年到光绪末年（公元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在这一百多年时间内，产生了不少公案小说，其中最流行的是《施公案》以及它的一些续书。它们不仅以小说流行，京剧中出有不少根据它们的情节改编的剧目，这些剧目在一个时期内也相当流行。这就说明，它们有着不可忽税的社会影响。
　　对于《施公案》这类小说，早在二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评之为“恶书”。它们的基本思想倾向是落后而反动的，艺术描写上也是粗糙而拙劣的。
　　《施公案》产生在清代嘉庆年间，并在这个时候开始流行。从整个清代历史发展上来看，这是一个封建统治力量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是人民群众反抗运动高涨的时期。当时，全国各地的人民起义队伍风起云涌。有一次，在北京地区举行的小规模起义中，起义队伍甚至一度攻进皇宫。在人民群众的反抗力量的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采取了“剿抚兼施”的两手策略：一方面，进行血腥的镇压；另一方面，又以高官厚禄来诱使起义队伍中的动摇分子变节、投降，同时，也招收一些原先也是反对官府、出身草泽的“绿林”人物来做他们的奴才和爪牙，帮助他们镇压人民和人民起义队伍。此外，清代的统治阶级还提倡和要求官吏们做“清官”，审理好一般的民事、刑事案件。这样既可以笼络人心，又可以整顿他们所要求的社会秩序。
　　《施公案》正是在上述的社会条件下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这部小说，描写一个封建官僚施仕伦带着绿林人物中的变节投降分子黄天霸等，整顿社会秩序，镇压人民起义，从而表现出它的反动的思想倾向。
　　现在，我们从分析施仕伦和黄天霸两个人物形象着手，来看一看《施公案》所宣扬的反动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些什么。
　　《施公案》描写的施仕伦的活动，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处理一般的民间诉讼；一类是镇压人民起义队伍和镇压反对官府的绿林人物。
　　施仕伦处理的一般的民间诉讼，不外是**钱财、霸占他人妻女和谋杀人命的案件。施仕伦在处理这些案件时，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比较公正地予以断明。这样，他就被小说的作者描写成为一位“清官”。这也是施仕伦这个人物对有些读者最能起迷惑和欺骗作用的所在。
　　如果我们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来看一看施仕伦公正断案的根本意义，就可发现，所谓“清官”，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工具而已！
　　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为了有利于统治和镇压人民，常常声称自己是爱护人民的；官吏们也经常打着“爱民如子”的招牌。为了维持这种假面具，他们在某些行动上，例如在处理民间的一般诉颂争执时，就需要做出一些清正的行为。否则，如果这种假面具完全失去欺骗作用，那对他们的统治是十分不利的。
　　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就要求保持封建社会秩序的安定。混乱的社会秩序是不利于他们的统治的。在他们看来，人民起义和有叛逆性的绿林人物的活动，固然是扰乱和震撼他们要求维护的封建社会秩序的，就是那些一般的刑事、民事案件也违反他们对社会秩序安定的要求。因此，他们既要求，他们的官吏对人民起义和反对他们的绿林人物进行镇压，也要求官吏们公正地审理一般的民事、刑事案件。在后面这点上，如果他们的官吏审清了案件，不仅可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安定，还可起到笼络和欺骗人民的作用。
　　所以，施仕伦这个“清官”在断案时表现出来的“清正”，它的实质，也就是起了上述的作用。
　　正因为施仕伦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清官”，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他在处理案件时，对待案件中的当事人有时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他对待一般的犯法者，或者是对待那些和最高统治者、朝中显贵关系不很密切的犯了法的土豪劣绅，还能制裁他们；但对待犯了法的大官僚或者是和大官僚有密切关系的人，则从轻处理，甚至通融放过了。比如，他升
　　任通州仓厂总督时，刚到任就发现有人盗米。结果，他抓了不少“抢米之徒”，不问情由，每人打三十大板，还把其中一些人枷起来示众。事实上，被他抓来的人中有不少是普通百姓，他们不过是因为无法糊口，乘机在街上扫了一些米而已。至于对那些用“大车小辆，拉出仑门”的大规模地盗米的人，因为他们和“皇亲”或者“五府六部”有关系）他只是写一个不准盗米的条陈，经皇帝批准后颂布，算是警告他们，却不愿惩治他们。此外，他对一个作威作福的九门提督，也不敢在皇帝面前参奏，只是私下了事；在这“私了”的过程中，他还接受了九门提督的贿赂。因此，当他有一次听到一个傻侩说他“摄款讹钞入私囊”时，就感到“戳心”，“不觉恼怒”了。
　　这里，我们不妨退一步来看，先暂且不分析封建时代清官的思想实质以判断施仕伦的“清官”行迳，我们只要拿大家熟知的案香莲故事中包拯斩陈世美的事情来比较，就可看出，像包拯那样的封建官吏，他还敢于制裁皇亲国戚，而施仕伦却就不能。原来施仕偷只能以制裁一般的犯法者和在野的一些土豪劣绅来维持他的“清官”的假面具。
　　问题还不上于此。在《施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施仕伦作为“清官”的斗争锋芒还指向人民起义队伍，指向民间好汉，即绿林人物。绿林人物的情况是颇为复杂的，但真正的绿林人物是与统治阶级不合作的，而且是反抗统治阶级的。统治阶级往往丑化他们，说他们是盗寇，并且以“危害民间”的罪名镇压他们，实质上是为了要巩固和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施公案》中对一些民间好汉的描写正是采取了这种手法。如把濮天雕、武天虬等封建社会里的叛逆人物丑化成为杀人放火的“万恶之徒”，同时把历史上的以于六、于七为首的农民起义队伍也歪曲描写为杀人越货的盗寇，以这为借口，再描写施仕伦来镇压他们。这时候的施仕伦，就完全是手上沾满民间英雄人物鲜血的刽子手了。
　　《施公案》中描写施仕伦镇压民间好汉和人民起义队伍，同时也描写他收买利用变节的绿林人物来为封建王朝服务。最明显的就是他利用黄天霸、贺天保这些变节分子来做他的得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