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 [愧对武训]

　　仿佛真的又回到了“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的往古盛世，眼下，社会上关心教育、热心办学的人正在多起来。东汉的大经学家郑玄说过，“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这自然是件好事，但这回有“归教于闾里”经历的不是“仕焉而已者”，倒是另一些人。报上有消息说，河南省某县在对社会力量办学情况做检查时，发现有个办学点上，一名原来的杀猪者正在给孩子们讲课。询问后才知道，该屠户是因为近来体力不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营生干不了了，这才改行“办学”，而该校的“教师”便是这屠户夫妇俩。在另一处，检查人员又发现一个杀牛卖牛的，摇身一变，也成了“校长”。他招来近百名学生，用一所老房子做教室，桌上还供着“神位”。
　　说这番话，倒不是对屠夫这职业有什么不敬之意。屠沽之辈里照样也可以出人才。韩愈在《送董邵南序》里早就说过：“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既然屠狗者可以“出而仕”，杀猪宰牛的当然也可以当“校长”。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些所谓“校长”和“教员”，办学的动机实在有点儿不那么纯粹。他们本身既不具办学的资质，而招徕学生的目的，又只是为了从学生身上赚钱。把办学等同于操刀割肉的生意，这样的学校，其实只是“学店”而已。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了一位勉强可算“古人”的古人，那便是清朝末年的武训。武训这个人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因电影《武训传》的被批判而大大扬名了一阵，现在知道的人恐怕要少得多了。他的身份似乎比屠户更加不如，简直是一个乞丐。然而偏偏要位卑言高，提出了“修个义学为贫寒”的口号，四处张罗，“行乞兴学”。他以乞讨所得，不但办起了几所义塾，成了“校长”，而且还资助山东馆陶、临清等地的书塾，成了今之所谓“校董”。对于这样一位特殊的历史人物，当时批判的主要观点是他兴学的目的不对，乃是为了“争得宣传封建文化的权利”。今天看来，这实在有苛求前人之嫌。试想，在当年武训兴办的义学里，除了传统《三字经》、《千字文》或《四书五经》，当然不可能设立“声光电化”或其他什么“反封建”的学科。武训不是教育的改革家，充其量不过是个爱幻想的农民而已。何况直至他去世的那一年，梁任公才在《变法通议》里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的主张，新式学校刚刚有了一点轮廓。也许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评价的，武训身上值得肯定的一点，只在于他那种为贫寒人家子弟募款兴学的执着精神。他兴办的学校，从不以赢利为目的。据说他经常往返于学塾间，遇上师之勤于事者则叩谢之，遇师之不勤或生徒顽梗不受教者则跪泣劝之，弄得师生们“咸相劝勉”，再也不好意思偷懒，还真有点儿敬业精神。时下，我们某些专把眼光盯住学生腰包的办学者，与他简直不可相提并论。
　　有道是，当今市场，最好赚钱的不外乎两种对象。一是妇女：化妆品、减肥药、时装首饰，大把掏钱，乐此不疲。二是娃娃：健脑水、聪明丸、各色教参，多多益善，塞满书包。本来机灵的商家早就把准星瞄住了学生娃，赚了个囊箧丰盈，不料近来又时兴一种新理论，叫做“教育产业化”，这真好比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了。现今什么东西都讲究“产业化”，或许教育的“产业化”自有它一部分的道理。然而这个口号落到屠夫校长们的手里，可就彻底变了味道。教育既是“产业”，那首要的目标当然是“盈利”。这同杀猪卖肉没有两样，下水有下水的价格，肋条有肋条的赚头。于是无节制地提高收费水平也就顺理成章了。学店八字开，有志无钱莫进来。各种名目的补习班、培训班、速成班大行其道。问到教学质量，则请免开尊口。最近报上披露的山东淄博一个“人才培训中心”骗取每个学生上万元学杂费的个案，便是典型的例证之一。个别学校甚至更进一竿，只需一手交钱，一手便可取得各种“学历证书”。既免去了莘莘学子苦读之累，又为学校节省了一笔膏火之资，事有两全，岂不快哉？
　　当年《武训传》放映时，大家感到武训那样一个目不识丁的外行来办学，尽管动机纯正，却总有点不伦不类。现在回过头来想，反倒觉出了他的迂拙可爱。眼下那些满脑子“投入产出”算计的新派“教育家”，面对一百多年前的这位“乞丐校长”，清夜扪心，岂不有愧？
　　【原载2012年7月2日《学习时报·文化教育》】
　　题图／无数高校忙折腰／周　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