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瀹智 [陈宝泉：“崇德重智，以教图存”的先驱校长]

　　陈宝泉是我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伟大开拓者。从书刊编辑、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小学教务长到大学校长；从直隶学校司、清廷学部到中华民国教育部，再到河北省教育厅；他都是一位勇于站在时代前沿弄潮的教育家。他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近40年，对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 作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校长时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的事迹和关于师范教育的真知灼见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和借鉴。
　　
　　
　　陈宝泉，字筱庄，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1874年生于直隶天津。1896年，他参加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1897年，考取京师同文馆算学预备生，1901年，在天津开文书局从事编校工作。1902年，陈宝泉任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教员，同年，又协助严修创办天津师范讲习所，1903年由严修保送到日本留学，专攻速成师范科，1904年回国后，历任天津地区各小学教务长，并创设单级小学堂，筹备天津教育博物馆，后不久即入直隶学校司。在任职期间，陈宝泉拟订劝学所、宣讲所等章程，均付诸实施。1905年，他任直隶学务公所图书课副课长，主编了《直隶教育杂志》（中国近代最早的省级教育行政机关刊物），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年年底，陈宝泉随严修到清廷学部任职，拟订学部开部之计划，改订中等以下学堂章程，主持图书局和组织编纂教科书的工作，官阶由主事升至郎中，后又担任普通教育司师范科员外郎。1910年，又擢升为学部实业司司长。1912年7月，陈宝泉被教育部任命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校长，并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出席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参与民国初年教育改革。
　　另外，陈宝泉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期间，还积极参加各种学术集会和学术团体的领导组织工作。由他亲自创办并担任会长的重要教育社团有：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北京教育会、天津县教育会、全国师范教育研究会等。陈宝泉还与张元济等发起师范讲习社，编辑出版《新体师范讲义》。1915年，他又参与发起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以后历届年会均参与主持，1917年5月，与黄炎培、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1918年4月，陈宝泉受教育部委托主持召开全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会议，同年9月，向教育部提交关于设立道德教育研究部的呈文，获准施行。同年陈宝泉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持召开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与黎锦熙、钱玄同等创编国语教科书。1919年3月，教育部组织教育调查会，陈宝泉分别担任普通教育调查组、师范教育调查组成员。
　　
　　国家之存亡 命系于教育
　　
　　在中国历史上，陈宝泉所处的时代正是民族存亡的危机之刻。与许多同时代的教育先行者一样，他把教育作为挽救中华民族最行之有效的一剂良药，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的探索，其中有很多思想和实践成果对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宝泉非常重视教育对国家改造的作用，他曾经说过，只有教育才是救国于水火的唯一方法。他早年曾仔细研究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史，得出了“文明的国家与野蛮的国家其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拥有完善的教育制度”的结论。此外，陈宝泉还认为文明的国家是由每一个具有文化并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所组成，当今世界列强无一不是靠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而走上富国强兵道路的。在分析了美洲土著人多年来始终受制于欧洲白种人的情况后，他又提出教育的第一作用是保全种族文化，而且只有少数人受到良好的教育还远远不够，若要使中华民族免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必须让全部国民都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只有大多数国人都获得良好教育后，中国人才能抵御列强的侵略，继续在自己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在明确提出“教育救国”的思想之后，陈宝泉又指出，“教育为国家的命脉，师范教育则是保住这条命脉的唯一途径”。清末民初之际，中国面临着教师奇缺的窘境，陈宝泉在就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伊始，便提出师范教育对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性地位的问题。他认为师范教育和普通教育有所不同：普通教育仅仅承担培养个人的责任，而师范教育不仅要担负培养个人之责，更要担负起培养所有人的责任；师范教育关系着教育事业的兴衰成败，更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他认为中国若要摆脱被动挨打的落后局面，首先就必须大力发展国民教育，其中尤其要注重师范教育。
　　
　　德行而智达 方可为师者
　　
　　
　　发展师范教育就意味着要培养合格的教师，而陈宝泉将师范教育过程中的德育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他认为，道德是人生的根本，人如果没有道德，无论他身体多么强壮，智能如何超群，终究不算一个完整的人。因此，在师范教育的宗旨方面，他反对功利式的教育，主张一种“有信仰的教育”。他曾经说过，无论如何人生必须有一种希望，以便冲破现在的环境，而这就是所谓纯粹的信仰。只有具备纯洁的信仰，教育才能发挥实在的作用，国家才能政治清明，日盛一日。对师范教育来说，道德教育往往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陈宝泉在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期间，曾经上书教育部，提出设立道德教育研究部，并得到批准施行。他特别提出师范德育的目的在于造就师范生的责任感，使师范生充分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要认识到做教师的光荣。于是，他经常勉励学生须认清自己身上的使命，为做一名合格的教师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因为师范生的道德素质不仅影响到其自身，更重要的是以后将会影响到其工作中的教育对象――广大学生。为了加强学生的道德修养，陈宝泉制定了“诚勤勇爱”的校训，并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推行各种道德教育方法，比如：演讲，讲话，自治会议，谈话，名人讲座等，在这其中他尤其重视名人讲座，在任期内，他曾多次邀请梁启超、蔡元培、林纾等各界名人到校演讲。他认为这种方法可以陶冶学生的身心，以著名人物的伟大思想和高尚道德感召学生，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完善协调的人格。
　　在对优秀教师的培养方面，陈宝泉除了强调德育为先的理念之外，还提出智育与德育并重的思想。他在文章中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当今世界的竞争首先是智能的竞争。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没有智能，那是断然不能在当今世界生存下去的；国民的智力水平提高一些，国家的国力也就随着提高一些；只有国民的智能不断提高，国家的文明才会不断进步。陈宝泉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智育”的重要性，这在当时确实是振聋发聩的。他认为“智育”就是培养国民的“智能”，而“智能”的内容包括：高深学问、专门技艺和普通知识技能三个层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普通知识和技能”。从这个角度上看，他已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学无致用”的弊端，从民生的层面重新认识“智育”，主张智育应该是以教会国民谋生的技能为主。只有人人都能独立生活，国家才可能富强。因此，陈宝泉对师范生的智育要求，始终都围绕着如何形成通识和通才这两个标准来进行的。
　　总之，陈宝泉先生对师范生的培养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除了要求他们有坚定不移的道德信念和出类拔萃的智力水平之外，还要求他们有健全的体魄，并且具备为国家人民谋福利的爱国主义理想。师范生只有具备了这些素质，才能承担起“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责任。
　　
　　师道之兴盛 国运则亨通
　　
　　陈宝泉的教育救国思想都切实地体现在他对师范教育的巨大贡献之中。在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九年时间里，他始终站在师范教育教学和管理的第一线，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提出的很多观点和主张，在今天看来仍旧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他认为国家应该强化师范教育，途径就是设立独立的师范学校系统。陈宝泉设计的师范教育系统分为师范大学、甲种师范和乙种师范三个层次，师范大学又分为研究科、本科和预科三类。其中研究科专攻教育学术，两年毕业，并充任甲乙种师范教育教员，或者其他行政职务；本科按学科分组，三年毕业，充任甲乙种师范教育教员；甲种师范三年毕业，充任高等小学教员；乙种师范三年毕业，充任国民学校教员。陈宝泉对师范教育的体制规划影响非常深远，为我国今后教育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此外，陈宝泉对举办师范教育的政策也有着独到的见解。第一，师范学校应该注意自身的规模，不宜过大；学校要保持一定数量，不宜过多。这样就可以分门别类聘请教员，教员也可以专精一科，以便保证教学质量。在管理上应节约经费，统一管理，并确保毕业生能够顺利就业。第二，师范教育应该注意学校之间的联系，共同进退。全国的师范学校之间要保持经常联络，以便共同研究教育理论和政策，讨论教学和管理的方法，从而提高师范教育的整体水平。第三，学校教员应该得到良好的待遇，同时，教员自身也要注重素质的提高。不仅如此，陈宝泉还十分重视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为了提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学水平，他聘请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其中包括：王桐龄、邓萃英、许寿裳、马寅初、张耀翔、经亨颐、陈映璜、马叙伦、丁文江、翁文灏、何炳松、沈步洲、陶孟和、钱玄同、黎锦熙、毛邦伟等四十余人，从而使得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师资力量一度十分雄厚，在当时形成南北高师各自雄霸一方的局面。陈宝泉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期间，从校址的开辟，校舍的建筑，到教员的延聘，系科的设置，直至各种规章制度的订立，都是他主办的。他既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主要创办人，又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主要奠基人与创办人。为了纪念陈宝泉的光辉业绩，北京师范大学分别在不同时期以他的名字建有“筱庄楼”和“筱庄斋”。
　　在陈宝泉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九年间，他不仅及时借鉴北大的改革经验，而且在推行学生自治和平民教育等方面成绩斐然，使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北大之外的又一重要阵地。陈宝泉办学有方，赢得了师生的深切爱戴，1920年，他辞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一职时，校内外群起挽留，与当时社会上一些学校驱逐校长之风形成鲜明对照。陈宝泉也以自己对中国师范教育的卓越贡献，在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的行列中占据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