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群体:晚清湖南士绅思想演变探微] 什么是群体思想

　　【摘要】晚清士绅思想的演变与晚清政治格局的变换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上层士绅与下层士绅思想的演变并不同步。本文试图以湖南的上、下层士绅思想演变的轨迹为例来考察晚清士绅的思想的演变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关键词】晚清士绅;思想;演变
　　
　　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对晚清社会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几乎遍及每一个角落。我们可以看到晚清士绅的思想演变与之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晚清政治格局的变换是士绅群体思想的演变的结果。因而考察士绅群体思想的演变显得必要。而湖南士绅在晚清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仅从“中兴四大名臣”湖南占据其二就可见一斑。据张仲礼统计,太平天国前全国绅士阶层的总人数大约为110万人,大平天国后为140万人。而太平天国前,湖南共有绅士63372人,太平天国后期则上升到91899人。[1]湖南绅士占全国绅士总数的十五分之一,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而本文试图通过以晚清湖南士绅为例来考察士绅群体思想的演变,从上层、下层两个士绅集团思想动态的视角下来探讨清末政治格局变换的原因。本文所探讨的上层士绅阶层主要指在职的官绅及一些从较高职位退下来的在野士绅,下层士绅阶层主要指生员、捐监生以及其他一些有较低功名的士人。
　　
　　一、上层士绅思想演变轨迹
　　
　　鸦片战争前上层士绅群体的思想大都局限于中国本土范围,经世致用思潮崛起,他们学治一致的思想得到士绅群体的普遍认同。晚清嘉庆末年官场腐败,吏治废驰,他们希望能用这一思想解决社会腐朽,吏治松驰等问题。但这场经世思潮并没有超出儒学范围,没有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直到魏源在所著《海国图志》中公开提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一语道出中国在汇入世界潮流后,要与“夷”同立于世界所应走的路。他设想,清政府“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来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他预见,“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2]尽管这样的看法开始是十分粗浅或谨慎的。但可以说,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口号,标志着晚清士绅思想开始第一次重大转变,尽管只是简单地提出学习西方技术而已,而且也仅仅为少数士绅所有。但他们揭示了要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这么一个普遍而又不为时人所知的正确道理,使后人得以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发扬光大,在当时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虽然这些思想它最终虽未能冲破封建的桎梏,只局限于上层士绅,在社会上反响较小。也没有产生实际成果。但却如地层下的种子,预示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使近代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并开始迈步走向世界,为后来的洋务思潮奠定了基础。如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湖南上层士绅的思想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曾国藩说:“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3]左宗棠在筹备设立福州船政局时指出:“以防外侮,以利民用”是该局创办的两个目的,“去海之害,收海之利,此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贫弱而富强,实基于此”[4]郭嵩焘也主张向西方学习。认为:“观西洋以商贾为本计,通国无一闲;中国有职业者不逮百分之一,民安得不穷?国安得不弱?[5]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它已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的视野的积极作用。他们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如,曾国藩创办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也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这表明在中国士绅阶层中以唯道德、情感来评价政府优劣的思想已经演变成实用的标准来考量治道和传统思想。
　　羡慕西方船坚炮利的洋务派本想通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来挽救中国于危难之中。却没有想到他们的这种“自强、求富”,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中被击得灰飞烟灭。随后帝国主相继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以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为代表的士绅被推向中国政治舞台的前幕。他们从爱国救亡的目的出发,争取民族的独立,顺应历史的潮流,提出了一套资产阶级改良主施,并把它付诸实践,导演了戊戌维新这场政治改革。谭为湖南人,谭虽宣传维新思想晚于康、梁,但其思想的激进程度和为变法英勇献身的勇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谭嗣同在《仁学》中对“仁”的理解,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含义,而是加入了平等,以平等释“仁”,“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6]黄遵宪也认为:“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另外,从顽固之士的参劾叫骂声中。我们亦可看出黄遵宪、熊希龄等湖南上层士绅的维新改良思想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如黄桂望在八月十二日折有:“湖南巡抚陈宝箴,惑于黄遵宪、熊希龄之言,聘该员(案指康有为)门人梁启超等,充时务学堂教习。其所著学约,及批签文件,语多悖逆。”黄均隆亦参道:“陈宝箴开时务学堂,黄遵宪援引梁启超等为教习,著为学约界说诸篇,大抵皆非圣无法之言,湘人惑之。”又“创为民主民权之说,风俗人心,因之大坏”这表明甲午战后,晚清上层士绅阶层对西方优势的思考已从“器”的层面提高到“制”的层面。对于纯粹的实业救国,技术救国想以及作用,不再依赖或是崇拜了。这种思想不仅在湖南上层士绅中得以体现而且在“全国官绅阶层中也形成了共识,甚至连那些以保守著称的人士,也开始出现态度上的新变化”。
　　在清末民初之际,以谭延�、龙璋、杨度、熊希龄为首的湖南上层绅士则逐渐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成了实业界的活跃分子和清末立宪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们反对暴力革命,但最终又成了革命的附从者,这些人既有传统的功名,又受过新思想的熏陶,有的还到国外留学,热衷于君主立宪并为此而积极活动是他们的共同特征。西学风雨的吹打和“地方兴革”实践,致使上层士绅队伍、士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蜕变,他们在辛亥革命中不是激进的革命派,但在武昌起义后,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士绅最为担心的革命之祸已成为既成事实时,便赞成共和,积极地投入革命活动。如湖南的谭延�主张“文明革命”,在其当上湖南都督之后,其参议院的职员几乎全是原咨议局的士绅。且不论他们是否有政治投机之嫌,但至少他们的思想已不再那么保守顽固。杨度、熊希龄等人的思想后来也转为革命,这已为大家所共知。
　　
　　二、下层士绅思想演变轨迹
　　
　　甲午战前,湖南下层绅士的思想总体而言,是趋向于传统保守和顽固的,他们的共同的目标,就是维护他们手中的权益不受侵犯,共同防止异端势力的介入。他们反洋教,镇压农民反抗,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当洋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时,湖南除开办了仅存一年的机器局外,湖南社会各项制度丝毫未曾注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新鲜血液,没出现任何新式的工、矿、交通、邮电等。正如台湾学者张朋圆所言:“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1860至1894),于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曾国藩曾计划“招致智巧洋人”在湖南常德、澧州设立工厂,制造火柴、铜帽。但是湖南下层绅士害怕近代工厂的兴建,会损害他们传统的经济利益,影响他们的地租收入,因而极力反对,使得曾国藩的这一计划至死都未能如愿由于地方下层士绅的抵制,因此直到甲午战争前,湖南没有创办一所新式学堂,一份新式报纸,一个真正的近代企业。西方势力一开始向湖南渗透,就遭到了以湘绅为首的湘人的强烈抵抗。这些士绅大多为地方上的下层士绅。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维新变法前,湖南凡有传教士涉足之处,如湘潭、衡阳、永州、岳州、长沙、常德、武陵、龙阳、石门、桃源、临湘等地,都发生了反教排外事件,大小教案多达数十起,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在中国其他各省向传教士商人开放很久以后,湖南人继续吹嘘没有一个外国人胆敢进入他们的省境。1892年,士绅周汉还印刷图画、书刊反对外国宗教,而清政府认为有碍邦交而加以查禁。湖南下层士绅因为流于保守而近迂腐,不但反教排外,而且一度排斥所有的新事物。曾致力于反洋教宣传的宁乡绅士崔�极力鼓吹在长沙参加乡试的各地士子和长沙三书院学生撤毁机器局,后因得知机器局是经奏请而设立的,不能撤毁,便“一泄其毒”于由郭嵩焘等人捐助修复的上林寺。王文韶出任湖南巡抚后,看到“近年以来,上海、天津、江宁等处,均设有制造局,制造军火,觉得‘内地亦应讲求’”,曾于1875年建立了湖南机器厂,但因地方士绅的极力反对,最后不得不停办。在清政府都主动采取较为积极的措施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时候,湖南绅士的一些行为表现得与时务格格不入。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清政府先是欲将湘潭开辟为通商口岸,但遭到湘绅的强烈反对。清政府经过与湖南官绅反复磋商,改为开辟岳州为通商口岸,又因以下层绅士为主的地方人士强烈反对开埠通商,常德、湘潭最终只能辟为“寄港地”。中国的保守主义,以及对于所有外国事物的反感,都在这儿集中起来了。因此,郭嵩焘等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士遭到下层绅士为首的湘人的攻击,被视为另类,郭嵩焘出使英国,湘绅中流传一联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并表示“耻与为伍”!固守传统,排斥西学,拒绝变革,这几乎是生活在本土的湖南下层士绅在这一时期的共同心理和思想观念。
　　甲午战争后,湖南下层士绅思想有所转化。近代湘绅由盲目仇视一切洋务、洋人,到向西方学习的开放心态积极开办工厂、企业,投资矿山,并力保路矿权益。在湖南素以保守著称的绅士王先谦曾为开办新式工商业大造声势,他指出:“西人以工商立国,用其货物我脂膏,我不能禁彼物使不来,又不能禁吾民使不用购,则必讲求工艺以抵制之,中国机庶可转。故声光化电及一切制造矿学,皆当开通风气,力造精能。国家以西学导中人,亦是于万难之汇总求自全之策,督抚承而行之,未为过也。绅士和之,未为过也。”还认为新学以开风气为先,要求书院学生留意时务,多读有用之书,并且认为上海《时务报》 议论精审,洵足开广见闻,启发志意,因而购《时务报》给书院学生阅读。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原本主持各处教务的绅士,极力提倡改革教育、肃清积弊,以开通风气。他们积极捐资助学,投身于改革书院教育、创办新式学堂。欧阳中鹄、王先谦、蒋德钧、张祖同、等人都积极参与新式教育改革,兴办新式教育,主张“广立学校,培植人才”,“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其时湖南各地学会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这些主要由绅士设立的学会基本宗旨都是反对传统学风、拥护改良革新。在一些士绅的倡导下,女子放足一时成为某些地方的时尚。这表明湖南下层士绅本身的思想观念在逐渐发生变化,整个湖南的士风民气都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不仅说明地方绅士本身思想趋新,而且对开通湖南社会风气、启发民智起了重要作用。很多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学生,后来不仅成为宣传新思想的骨干,还成为资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如同盟会的重要革命骨干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刘揆一等都是清末秀才,后来任过湖南副都督的陈作新也曾捐过监生。因此,到了清末民初,湖南下层士绅其思想渐渐趋于革命。清末图书和报刊等大量出现,其中又以宣传西方民主宪政理论和中国宪政改革为主,士绅占据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大半以上,对“西学”的冲击反应最敏捷。下层士绅“借助传统的功名地位,他们优先进入各类新式学堂,或留学国外,在新旧社会的嬗变过程中,成为新旧思想文化因子兼备的社会力量”。 部分下层绅士因愤于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导致民穷国亡的严酷现实,而加入会党和革命组织,投入到反清的革命斗争中。《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留日前曾为廪生,1905年在黄陂入伍的九十六人中,就有20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这些表明立宪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民主化观念的传播以及民主革命思潮的流传,下层士绅同上层士绅一样,传统的忠君思想趋于淡化。他们的政治思想和行为逐渐有所改变。
　　
　　三、余论
　　
　　通过上文叙述可以看出士绅群体对追求国家富强的思想认识大体上经历了物质层面的追求、制度层面的追求、观念层面的追求三个阶段。而我们通过对湖南上、下层士绅思想演变的考察又可以看出:上层士绅基本随潮流而动,而下层士绅却没有与之同步而要晚一个节拍,从而造成了湖南近代化落后于同时代的江浙等地区。湖南的下层士绅相对于广东江浙等地而言,要顽固守旧一些。可以从这则19世纪60年代有关广东士绅对待洋人态度的史料中看出来;“若能体察民情,相安无事,则我广东贤士大夫,必将敬礼有加。”而同时代的湖南下层士绅则毫无余地的排外。因此,可以大胆地推测:凡是在洋务运动、维新改良、民主革命等开展较好的地方都是得到大部分上、下层士绅支持的,至少不会强烈反对。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上层士绅群体、下层士绅群体之内,还是他们之间,思想都有较大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一种引领时代潮流的先进思想产生时,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而落后的思想,哪怕它是社会的主流,也只能成为其陪衬。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思想的新成代谢也应如此。
　　
　　参考文献
　　[1]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109/166.
　　[2]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
　　[3]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
　　[4]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291.
　　[5]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M].上海三联书店,1999,32.
　　[6]许纪霖.中国现代化史[M].上海三联书店,1995:251.
　　
　　作者简介:唐文帅(1977―),湖南祁阳人, 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2008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