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中国软件] 我眼中的中国

　　郭昕　中国软件亟需产业规范 　　 　　中国软件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规范，发展软件产业最关键的是要依托平台，整合资源。 　　软件世界：您觉得当前全球的经济危机对软件企业有冲击吗?
　　郭：我最近去南方走了一圈，感觉全球经济变化对中小型制造企业冲击很大。但是在IT企业身上，现在还没有看到这种冲击，我觉得对IT企业的影响会滞后一段时间，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应该会看到这个效应，尤其是对服务中小企业的IT供应商。
　　不过这种影响看怎么看待。企业的成本上升了，外界环境恶化了，企业应该如何应对?只有进行更加精细化的管理，从管理中压缩成本，从管理中提高效率，而管理就需要依靠信息化。经济形式的恶化反而会激发大家对软件的需求。所以，我认为中国软件的春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应该快来了。
　　软件世界：外界给软件产业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您觉得要抓住这个机会，中国软件产业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郭：中国软件产业的现状是软件规模小，拥有核心竞争力少。但是要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合规性，不能按照规矩一步一步地做事情，甚至没有这些规矩、流程。
　　多年来，我们的口号就是“看到红灯绕着走”，“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种精神振兴了一代民族，使中国经济能够快速腾飞，但是到了一定阶段，我、们发现问题越来越多，中国急需规范，让整个中国经济成熟起来。
　　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都特别地思辨，处理事情也会非常灵活，有时候我们反而会觉得外国人太死板。在做事情时，我们个体的效率很高，但是由于缺乏规范性，这种个体效率的提高往往造成了整体效率的低下。走捷径是整个中国的工作文化，稍微熟练一点后就会走捷径，但是非规范的操作往往会出问题。
　　软件是这种文化最大的受害者，因为软件更看不见，摸不着，它的流程本来就很难控制，相关人员更难规范，没有规矩就根本无法做大。你看印度软件起步时间可以说和中国差不多，但是人家形成了像塔塔这样大型的软件企业，而中国则没有一家有这样实力的。
　　急功近利造成了整个中国软件缺乏积累，实际上是整个中国产业的问题，过去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造成了中国企业普遍心浮气躁。但是软件企业尤其需要耐得住寂寞，因为软件企业是幕后英雄，必须用十年磨一剑的心态来打磨自己。
　　软件世界：那您觉得中国软件应该如何提升自己?
　　郭：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过去我们中国人最大的误区就是把核心竞争力等同于核心技术，这是典型的技术决定论。技术固然很重要，但是没有技术，企业就不能存活了吗?我们看看沃尔玛、星巴克，他们具有核心的技术吗?根本没有。其实很大部分的企业都是没有核心技术的。
　　那么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服务，你认为可口可乐的成功是因为它的配方吗?不是，是因为它抓住了客户的体验，满足了这种体验。当我们过分重视技术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了企业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能够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客户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一定需要技术吗?显然不是。
　　我们经常要问自己，我们如果有了技术就能通行天下吗?不是，我们真正缺少的是服务的意识，是整合资源，并最终提供给客户愉悦的体验的能力。
　　所以，我们的软件企业不要动不动就把实力弱归咎为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最好的企业是整合型的企业，不是拥有什么，而是能够整合什么?整合就需要一个平台。
　　通过提供一个平台，整合所有的资源正是软件发展的方向，软件企业要为客户搭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把自己所有的管理都统筹到这个平台上。而这种能力正是国际软件巨头最突出的特点，也恰恰是中国软件企业最缺失的。
　　所以说，你要问软件最关键的是什么?我说整合平台的服务意识是最关键的，如果没有服务意识，你不可能整合成一个平台。即使你具有很好的技术，最终也是被别人整合到人家的平台上。不整合别人，就要被别人整合，这个世界没有第二条道路，在全球化的时代，最优秀的企业就是最具有整合能力的企业。所以中国的软件企业再也不能孤立地看问题，而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和开放的胸怀。
　　中国的软件企业是最了解中国客户的，如果能把这种了解转变成服务，就是核心的竞争力。
　　软件世界：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21世纪是体验经济的时代、那您觉得对于软件来说，体验也是非常重要的吗?
　　郭：奥运会刚刚结束，让我们回想一下奥运会，你觉得奥运会给你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你对�运会最满意的是什么?是鸟巢、水立方等这些硬件吗?其实不是，我们评价奥运会成功了，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收获了一种体验，包括观众、运动员、志愿者等等。
　　我们一直在讲，可追求的是什么，不是硬件，也不是软件，而是服务。这次奥运会，我们看到了联想提供了电脑，但是要看看其实最核心、关键的工作是源讯，整套系统的管理、海量信息的存储、编辑、传输都是由源讯完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尴尬，IT的尴尬。实际上，和国际上的一些要求，和客户的需求，我们还差的很远。
　　再讲到软件，我们今年提到最多的词就是服务，软件怎么会是服务?软件怎么样才能变成服务?服务追求的是什么?
　　服务追求的是一种体验，追求的是直接把需求变成非常愉快的体验。随着软件的发展，技术的重要性越来越下降，而他本身和客户之间的沟通、本身所创造的连接、整合资源的能力这种平台是软件本身最重要，而且恰恰是原来我们所不重视的，而且没有开发的。我觉得中国IT业、中国软件业只有这样才能走出自己的路。
　　软件世界：中国的软件产业可以说现在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那您觉得政府应该如何扶持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
　　郭：中国政府是很愿意做软件，很愿意投钱支持软件的。政府出台的软件政策，给予软件企业的土地等配套优惠措施，不能不说政府用心良苦。但是整体来看，效果并不理想。
　　软件企业最痛苦的是什么?是资金、政策?其实不是，最痛苦的，第一就是招不到需要的人员，第二就是没有项目，这反而是中国政府最忽略的，你看各地的软件园都在提供优惠的政策，税收减免、无偿提供办公用地等等，但这些都没有抓住软件企业的痛处。
　　软件企业其实最需要的是市场，是客户，而政府手里掌握了很多资源，大型企业基本都是国字头的，单政府需求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是看看银行、石油等这些大企业的核心业务系统基本都是由国外软件厂商把持。政府能不能稍微放开一点，虽然做不了核心系统，但是把中国软件企业能做的交给他们做，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把这些大型的项目开放给中国软件企业，甚至扶持一下。 　　中国市场未来十年肯定会超过美国市场，应该让中国软件企业随着整个市场一同成长，不要到最后才发现，其他产业都做大了，软件还没有能力为这些产业提供服务。我们现在硬件产业进步很快，是把软件也提亡去的时候了。
　　(采访　齐书阳)
　　
　　陈冲　中国软件正处在关键时刻
　　
　　如果把握不好这个时刻，未能渡过难关，错过产业转型的机遇，后辈人会埋怨我们的。
　　软件向服务转型是当前软件业的大势，但是怎么向服务转型?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软件的价值是什么?关于软件的价值已是老生常谈，但是认识的深刻程度显然不够，软件业的一切问题可以说都是对这个基本观念认识不足引起的。
　　软件说到底只是个工具，如果没有应用，它本身就毫无意义。一个软件的价值是要由它承载的应用所发挥的价值来决定的，一个ERP系统到底好不好，不是看它功能有多么完善，技术有多么先进，而是要看最终企业是否能通过它来有效管理资源。
　　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首先软件企业能否真正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能否和客户紧密结合，想它所想，甚至想它所未能想，做到比客户更了解自己，比客户更能管好自己。其次软件价值的发挥最终要通过服务来实现，通过将技术、产品、集成整合在一起，最终以服务的形式展现在客户面前。不再是将困难的应用抛给用户，而是做一个管理专家，帮助客户业务开展的更加顺利。
　　这就需要整体的视野，对产业发展动向的理解有一个整体的考虑，不局限于某一技术，某一产品，开放胸怀，善于利用一切优秀的东西不要害怕用别人的技术、产品，要明确自己的核心价值，是通过整体解决方案满足用户某一方面的需求。
　　而这更需要创造性，一种超越了技术、产品、架构的整体的创造性，一种真正抓住了用户某一方面需求的创造性。历史证明了盲目崇拜技术是没有出路的，大而全的发展道路也是没有前途的。我们曾开发出了世界上优秀的linux、Unix操作系统，但是却没有市场。我们的软件企业曾经“拣到篮子里都是菜”，结果却没有核心的竞争力，无法做大做强。
　　当前既是中国软件的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说是机遇，因为我们某一方面虽然有所落后，但是没关系，我们更了解本土企业的需求，不足的地方我们可以引进优秀的进行弥补。软件的国内需求是非常旺盛的，依托着国内市场，过去这么多年我们保持着将近30％的高速增长。今后，中国软件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肯定会占据更高的市场份额。
　　说是挑战，因为中国的软件企业一直创新能力不足。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照样学样是中国IT界的通病。校内网、开心网可以照搬Facebook模式在中国获得成功，那是因为交友网站有地域限制。但是软件现在已经是全球营销，再照搬国外创意就没有出路。我们要独辟蹊径，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做别人所不能做的，寻找属于自己的蓝海，而不是在红海中和这些国际巨头拼杀。
　　中国软件现在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国家非常重视，今年软件界有很多重大事情，工业与信息产业部成立，增设了软件与服务业司，“核高基”中对基础软件支持也即将出台。
　　政府提出工业和信息化融合是非常明智的。用信息化来提升工业上一个新台阶，既表明了工业要充分运用信息化的能力，也表明了信息化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是为工业化服务的。融合是关键，但是国家只能站在宏观角度把控，具体就要靠我们软件企业，我们产业来一点点地把这种融合落实到实处。
　　(采访　齐书阳)
　　
　　曲玲年　用外包的思路来看软件
　　
　　明确了外包的真正含义，就清楚软件大部分业务其实都是外包，而外包看重的正是产业分工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一说到外包，就会想到离岸，就是对日、对欧美外包。这是对服务外包的严重误读，外包是指企业或机构，把自己的一部分非核心业务流程，外包给专业的服务提供商来完成，只要有买家与服务提供商之间建立IT服务或基于IT的任何业务流程外包关系，都是今天的服务外包的范畴。
　　按照这个概念来看，中国软件产业中绝大部分都是服务外包，所以国内软件产业的主要部分和离岸服务外包的本质是相同的。用外包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软件产业，就会发现中国与欧美之间的巨大差距。
　　外包强调专业化分工，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核心优势。通过外包，买家能够有效利用外部的专业服务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同时将精力集中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上来。
　　这是产业发展的趋势，优秀的企业，都是善于利用外包的企业。耐克自己在做什么?做全球销售网络和生产网络的管理、新技术研发和资本及金融运作，而具体的生产和物流都外包出去，正是因为如此，才成就了耐克，当然这是制造业外包的典型案例，而反观国内软件企业，还有很多在做小而全或者大而全的公司，无所不能往往是无所擅长，最终缺乏核心的竞争力。
　　当前服务外包业，正在两个方面进行学习，首先是，我们的服务提供商，向有经验的海外客户学习如何为人家提供服务，其次是国内的买家向跨国服务提供商，学习如何购买服务。
　　中国的服务外包需求与成熟国家相比，仅仅是刚刚开始释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的客户的业务流程还未成熟，也不知道怎样购买服务，也不了解自己今后新的产品线如何拓展，所以无法进行有效的业务流程外包。这时就需要与跨国供应商合作，通过咨询优化自己的流程，学习如何发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内客户在描述自己需求的时候往往说不清楚，需要服务供应商提供咨询。
　　而国内服务企业做离岸外包的时候主要学习如何承接国外的包，这才是今天离岸外包意义所在。
　　中国的服务企业，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如何承接业务流程的外包，简单的技术开发外包利润率很低。
　　中国的大客户为什么愿意和跨国服务供应商合作，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供应商甚至比客户自己还了解业务，他们可以提供咨询，帮助他们做出兼顾未来的解决方案，为客户将来的发展留下接口。熟悉用户业务，引进优秀的行业专家，建立服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不仅仅是炫耀技术开发能力和员工的学历，是中国IT服务企业急需做的。当然行业知识的积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谈到离岸外包，中国大部分企业，是在执行对日的下游开发外包，直接对欧美行业客户的项目外包还非常少。因为欧美客户更看重整体承接项目的能力。
　　差距是明显的，显然不是两三年能够迎头赶上的，中国软件与服务外包业必须度过这段漫长的学习过程。踏踏实实地把事情做好，抛弃浮躁心理，正确看待这种差距。我们的一线企业家，已经认识到这种情况，中国的软件及服务产业是 有前途的，只是要有一个必须的学习过程。
　　(采访　齐书阳)
　　
　　邱钦伦　软件人才问题需要新思路
　　
　　橄榄型的人才结构治理需要新的思路，应该引进第三方的力量来加强政府、高校、企业之间的互动。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谈中国软件人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合理的软件人才结构应是“金字塔”型，不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具体表现是一方面高端的设计师、架构师、桥梁工程师等较少，另一方面是能够满足要求的编码人员也少，软件开发工程师作为中间力量占了绝大多数。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企业对这些蓝领似乎并不买账。从中国软件产业的现状来看，应该说大多数软件企业还不具备管理成百上千乃至上万蓝领的实力，但从长远来说，这对软件企业由其是更依赖于人的外包企业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兆头，他们需要寻找有效手段逐渐使用一些中等能力的人才乃至蓝领人才，从而降低人工成本，提升自身赢利能力。
　　人才结构无法改善的另一个原因来自高校，由于高校培养的人才和企业的需求存在较大鸿沟。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高校主体是计划体制，计划体制下的高校，产业是很难影响到教育的，这一点与西方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外，很难想象一所应用型大学如果不能得到产业界的认同还能很好生存，但国内的大学只要有招生指标基本都能生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内的高校是必须对教育主管部门负责，而并不对产业负责。
　　要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完全照搬国外模式是不行的。因此近年来，针对软件人才培养的社会培训机构不断涌现，各级政府部门也出台了各式各样的扶持政策，力图填补高校人才和企业用人之间的鸿沟。但总体而言可以说还是收效甚微，政府没有找到行之有效可以推广的扶持模式。
　　有鉴于此，我们再次反思国外大学的成功经验，其核心保障是产业对高校的话语权。因此，根据我国大政府小行业的特点，我们提出以下思路供探索：由于国内企业相对弱小，大多难以提供赞助给高校，因此可以将企业身份一分为二，赞助商角色由政府来做，对高校的评价由产业来执行。
　　具体执行上，根据我国国情，赞助商可以是中央部门、各级地方政府或者高新区、软件园等半官方机构，被赞助方可以是高校、培训机构或者人才中介机构。不建议直接资助企业，即使资助企业也应该专款专用，例如指定其必须花费到指定的人才供应机构上，否则这部分资金很难保证用于人才培养。
　　比较好的是操作办法是由政府设立基金，提出人才供应要求，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该机构应十分熟悉高校、企业、培训机构、人才中介)来具体执行评价和分配基金。这有点类似政府采购评标的流程，政府提供资金相当于财政支持的项目，第三方机构相当于招标公司，被赞助方相当于投标单位。
　　相对于招标公司而言，这里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要求更高，除了没有利益的掺杂外，还需要具备非常专业的能力和相应的压力，他们的生存靠的是提高合格的软件人才数量，因此他们需要有能力充分协调高校、培训机构和软件企业，尽力减小供应和需求的鸿沟。
　　相信通过各级政府和行业组织的有效参与，通过借鉴政府招投标办法等创新机制，人才供应方和人才需求方的鸿沟会越来越小，中国软件人才的结构会逐渐趋于合理。
　　(采访　齐书阳)
　　
　　徐建刚　应用软件带动产业提升
　　
　　短期来看，中国软件在底层上突破比较难，所以要依靠优势的应用软件带动整体软件产业提升。
　　
　　我们经常说到，外包将是中国整体软件产业得到突破的一个机会。但同时要看到，国内应用软件的发展才会是关键的突破，目前来说，平台软件、中间件主要以国外产品为主，系统软件是国内、国外并存，而应用软件却大部分以国内为主。在一定时间段内，从底层软件上取得突破有相当难度。而用应用软件去带动系统软件，直至底层软件，这将是一个突破口。因为应用软件的发展必然会对系统软件提出要求，比如怎样更好的管理数据，怎样保证系统的稳定性等。
　　有人认为国内应用软件主要走低端路线，其实，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应用软件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服务上都有了明显提升，面向高端的产品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我们应该去积极的占领高端，不然丢了很可惜，而且如果不占领高端的话，客户对你的信任度也会大打折扣。
　　不少观点认为，国内应用软件在技术上是很落后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国内一些主流应用软件厂商在新技术的采用上都是很超前的，如用友、金蝶、和佳等，针对管理软件来讲，目前来看，国内基本所有产品都转向了B/S架构，但也许还有部分模块是C/S架构，但已是很少部分，这是因为我们的软件小，没有国外软件复杂，转换起来成本低，快。
　　当然新技术的采用也不能单纯的说，是越快越好，还是越慢越好，但凡事物都有一个度，这就存在一个适中的问题。同时还要注重用户的整体应用层次，新技术都是从西方来的，也不能简单的说，是炒作概念的问题。
　　国产应用软件在近几年得到了很大发展，但与国外相比，在应用水平上还有待提高，以前国内的咨询服务的概念不是很多，有了软件，培训一下就先用了。慢慢的，培训不行了，需要去做实施。但软件变得更复杂了，实施也不行了，就需要较高水平的咨询顾问推出一套方案，怎样帮客户提高管理水平，这本身不是软件本身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有一个好的软件，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从另一角度讲，这也要求向服务发展。
　　但目前的情况是，服务力度、合作伙伴等产业链方面还有待完善。一些大的厂商已经宣布向服务转型，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向服务转型，企业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例如有些小公司还达不到咨询服务水平，但要知道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产品转型和服务转型是不一样的，服务是从产品转型延伸出来的，或者说是使产品应用得更好。慢慢的，产品和服务就会有一定分离。这一点，国外应用软件厂商就做的比较好。
　　国外软件业很注重产业链的完善和互动，自己只专心于研发产品，把服务交给其他公司来做，带动了一系列的咨询厂商为其服务，这不仅使自己的软件更容易销售，而且还使专业厂商利用它所提供的软件给客户带去更有价值的服务，使客户得到实惠。
　　中国人本身是很热衷于新技术的，应用软件只要从服务、合作伙伴生态链的构建上努力，持续加大服务水平，而且在完善产业链条上形成良好的产业互动，它必将带动中国整体软件产业的提升。
　　(采访　齐书阳)
　　
　　沈惠中　学会利用别人的东西
　　
　　软件产业分工协作是必然趋势，所以对子企业要学会采用别人现成的优秀成果，更多精力放在打造自己的核心优势上。 　　中国软件界当前表现出来的问题有几方面，第一是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软件公司，从而围绕着这个软件巨头形成一个产业生态系统。没有一个有号召力的领袖企业，大家就陷入群雄混战，割据一方的状态。第二是软件业的内需还是不足，IDC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软件及服务产业规模占整个IT产业的比重仅为25.8％。而同期美国的这一比重达69.9％。国内对IT的需求依然以硬件为主，软件还没有占据应有的地位。
　　第三就是本土厂商的恶性竞争，当大家都没有独特的优势时，只能拼价格。所以要打造核心竞争力，而这是要在很多细节上下功夫，要把一个一个细节都做到最好。
　　第四就是喜欢大而全，专注程度不够。中国软件企业的实力相比于国外软件巨头是有差距的，因此必须缩小业务范围，依靠有限的力量重点出击，形成独特优势。
　　工业化的分工协作是任何一个产业大规模发展的必然趋势，软件业同样不能例外，精细化分工，互相协作是中国软件崛起的基础。敞开胸怀，利用现成的优秀产品和解决方案，集中精力建立自己的核心价值，不要大包大揽，什么都做，结果什么都做不好。
　　但是中国软件界“宁为鸡头无为凤尾”的心态比较重，分工协作的意识还不够，很多企业依然喜欢守着一块地盘做“山大王”，能自己做都自己做，不愿意用别人的东西，更不愿意给别人“打下手”。这种狭隘的视野必然阻碍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
　　我们内部做产品开发的时候，遇到任何问题，我首先问的是市场上有没有这种产品或技术，如果足够优秀，我们就买过来用，实在不行，才自己开发。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用最低的成本和最短的时间，拿出最优秀的产品。
　　对于软件产品开发商来说如此，软件服务提供商同样也不例外。服务商的优势是资源的整合和业务的理解，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这两个方面，采用业内成熟的解决方案，致力于项目实施和个性化定制才是服务商应该做的。
　　宝马汽车就是最好的证明，宝马汽车的优势，并不是说发动机多好，座椅多舒服而是提供了最好的用户体验。宝马并没有去造发动机，也没有去造轮胎，更没有说去生产挡风玻璃，它只是专注在整合、消费者研究和品牌建设，所以成就了今天的地位。
　　软件工业化最大的阻碍就是缺乏标准，组件化程度不够，不过当前的SOA浪潮给了软件界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同样也是中国软件的机会。SOA倡导标准化的组装，成为分工协作的基础。国内软件企业需要尽快找到自己的位置，生产各种软件模块，在这个产业上进行共同合作，由于中国的软件没有太多的沉淀，相信在SOA潮流中会走得更快。
　　(采访　齐书阳)
　　
　　王晖　中国软件机遇在行业应用
　　
　　很多行业应用本身是无法套装化的，这就为中国的软件企业带来了机遇。
　　中国软件企业和国际软件巨头的差距首先是心胸的差距和战略执行能力的差距，这次中软国际和IBM合作建立SOA创新中心，实际上是IBM在SOA战略布局上的一部分，IBM在2003年就开始做SOA，但到今天SOA的市场还没有真正蓬勃发展起来，也就是说IBM用5年甚至10年的时间来做一件事情，这种战略的前瞻性非常强。而中国的软件公司由于底子比较弱，根本谈不上战略，基本上就是在战术、战斗层面，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和有力的执行导致了中国软件企业无法做大做强，不过在当前看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其次就是关于自身的价值，中国只有少数软件公司在谈价值，大部分公司还在谈利益。另外就是，大家都在谈客户价值，很少有人谈公司价值，客户价值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没有公司自身的价值何来服务客户，实现客户的价值。如果真正认识到企业自身的价值，就要把一些东西沉淀到企业层面上，这样就不会轻易流失，这种沉淀必须是有形的沉淀，是产品、最佳实践、解决方案。这种有形的沉淀让你做完一个项目后，在另外一个项目上就会很快上手，而不是一次一次从头再来。可以说中国的软件服务企业如果没有产品做支撑，就很难建立价值，你看中软国际，很多的价值其实都是通过ResourceOne等产品方式沉淀的。
　　谈到中国软件的机遇，应该是在行业应用上。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看待中外软件的技术差距，在前瞻性技术上，这种差距是非常大的，并且国外公司会把这种前瞻性技术研发和市场结合在一起，通过游说最终的用户，从而让软件服务商和开发商都不得不采用这种技术，SOA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是在应用技术上，中国反而具有后发优势，结合应用软件的本土化特点，这才是中国软件的机遇。在中国的本土市场上，国外的套装软件很难直接使用，这是因为很多行业的应用软件本身就很难套装化，而中国又有自己国情。咨询和套装软件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中国的本土市场上，套装软件和咨询都严重不足，没有直接拿来就能用的产品，也没有直接拿来就能用的经验，这确实是我们这些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商的机遇和挑战。
　　而在中国软件崛起的道路上。我觉得大型的软件开发服务商会更具优势，服务商和产品开发商到最后其实是殊途同归，但是软件开发商的困难是初始成本太高，如果自身规模较小的，就会缺乏最佳实践，缺乏具有说服力的大型客户的成功案例，因此很难获得大客户的信赖，而大型的应用服务商则可以形成足够的号召力，不过当前中国足够大型的软件服务商还是比较少。
　　(采访　齐书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