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影响力【追求影响力的人】

　　在肺结核没有特效药的时候，达沃斯是欧洲最知名的肺病疗养地。那里位于瑞士的高山之巅，气候清冷，医生相信冷冽的空气有助于患者康复。Hans Castorp是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德国年轻人，到达沃斯看望表哥，不料自己也被检出患有肺病，就此留下疗养，长达7年之久。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出自托马斯?曼最著名的小说《魔山》。《魔山》的开头给我们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个远离尘嚣的山间小城，一群上流社会成员，他们并非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而是生活在观念当中。
　　但达沃斯并不与世隔绝。Hans Castorp遭遇了崇尚自由精神的思想家、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富商、进步的人文学者和酒鬼，意外留在此地的年轻人以及暧昧的俄罗斯女友……7年后，他离开达沃斯，随后参加了世界大战，并死于战争。是的，达沃斯远离世界中心，但它是外面世界的一面镜子，到今天仍然如此。
　　对不起，我们没有搞定
　　今天的达沃斯，名气主要来自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下称“达沃斯论坛”）而非疗养院。在这个动荡世界的为数不多的太平时期里，经济增长曾经带来粉红色的希望，让人们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这种时候，达沃斯论坛扮演的角色像是拥挤但人人希望跻身其中的大晚会。每年1月，有太多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达沃斯：世界各地在任或退休的政治家、世界500强企业CEO、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和著名学者，甚至还有安吉丽娜?茱莉这样真正的娱乐明星……名流云集，初来乍到者难免为此兴奋。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年轻记者回忆说，他在半个小时里和四位与会者交换了名片，“他们一位是韩国前任政府部长，一位自称最早将私募基金引进中国，一位说他是Wi-Fi的发明者，一位是日本一大集团的社长。”这几乎是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人的共同反应。
　　“第一次来的人会反复听到一些达沃斯建议。” Nick Paumgarten今年在《纽约客》的一篇报道里挖苦说，其中一条建议是，“接着来，明年、后年，只要他们邀请，你就来”，多来几次，你就懂什么叫达沃斯了。该报道还列举了一些典型的达沃斯议题：“历史的复杂性：我们为何在这里？”、“补偿问题”、“全球风险2012：反乌托邦的种子”——在5天时间里，类似的讨论有250场，嘉宾给Nick Paumgarten的印象是他们永远在说话。语言又快又多，能不能付诸实践，只有天知道。
　　达沃斯论坛的嘉宾和托马斯?曼笔下的人物最大的相似之处，并不在他们都来到了达沃斯，而是他们都相信观念的力量。达沃斯的嘉宾也许会认为，世界正是由他们的观念驱动的。毕竟达沃斯集中了一些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人物，即使是旁观这一切的记者，也会被不真实的感觉包围，让他们产生错觉。最大的错觉就是这里可以决定世界的未来。然而，当艰难时世来临——如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之后的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达沃斯论坛给人的印象是一系列无从解决的难题。世界治理出了大问题，大人物应该对此负责，而达沃斯那些闪亮的嘉宾首当其冲。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一群有影响的大人物给世界传递了一条信息：事情都在掌控之中，但人们最后听到的是：对不起，我们没有搞定。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在达沃斯你不会听到这类说法，但事实就是如此。
　　追求影响力的人
　　1971年，克劳斯?施瓦布发起成立了世界经济论坛的前身欧洲管理论坛。那一年，达沃斯新开了一家会议中心，施瓦布的目标是让欧洲的CEO和美国的商界人士坐到一起，讨论管理的理论和技巧。当时的媒体报道说，达沃斯是个不错的度假中心，可以让生意人“脱下他们的正装，换上运动装，在极其轻松的气氛中进行会谈”，但实际到场的几百名嘉宾中，CEO似乎并不多。没错，IBM的总裁参加了会议，但其他与会者大多是美国的大学教授，不少人来自哈佛大学——那里是施瓦布的母校。施瓦布很有社交天赋。他自己回忆说，在哈佛念书期间，他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以及亨利?基辛格等人都“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如果这是真的，的确是一项令人佩服的成就。施瓦布在哈佛念书是1966年至1967年。整个1960年代，基辛格一直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顾问。1968年，基辛格忙着辅佐尼克松竞选，并在尼克松当选总统后担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直至出任国务卿，而施瓦布当时只是个不到30岁的外国留学生，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拿的是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基辛格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达沃斯是1980年的事。那时候他已经退出了政坛，并在达沃斯发表了简短的开幕致辞。基辛格在演讲中说，“人们对传统经济模式的信心日益消退，资本主义体系面临挑战。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全球性的，而且将使我们陷入一个混乱时期。”这些话听上去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在回忆1971年的首届达沃斯论坛时，施瓦布没有提到任何著名欧洲企业的CEO，但当时最受追捧的经济学家、哈佛教授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参加了那次会议。肯尼迪兄弟在哈佛读书期间，加尔布雷斯是他们的老师和朋友。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加尔布雷斯一度脱离学术，进入政界。他对1960年代美国经济学界的主要影响在于重新界定了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加尔布雷斯也许是著名经济学家中长得最高的，身高超过了2米，比凯恩斯还高。他认为资本主义权力正在从资本家向技术部门转移，专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还认为，应该将政府计划引入资本主义体系。对今天中国的现实而言，加尔布雷斯的观念让人觉得太熟悉了——在某种程度上，这应该是中国政府和经济学家最喜欢的言论。
　　和基辛格一样，加尔布雷斯也不是纯粹的学者，而是深深地卷入了美国的现实政治。克劳斯?施瓦布可能是在刻意追寻着两个哈佛教授的道路。2003年之前，他一直保留着日内瓦大学的教职。但他绝不是普通的学院派教授。克劳斯?施瓦布毫不掩饰地追求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术和传媒界的影响力。和他的偶像和导师基辛格一样，在这一点上他也做得很成功。从1971年到现在，克劳斯?施瓦布利用达沃斯这个平台，安排重要的企业家、政府决策者、学者和媒体坐在一起，发动他们判断世界的走势，同时塑造了自己作为重要人物的形象。1987年，他的事业扩张体现在了达沃斯论坛的名称上。欧洲管理论坛这一年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这一名称沿用至今。如果没有卓越的经营才干和政治家的手腕，达沃斯论坛绝不会达到今天的规模和影响。另外，尽管论坛并不是一家以营利为目的企业，但会费收益可观，2012年的收入预计达到了2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