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口的良药和逆耳的真理] 逆耳对什么正如苦口对良药

　　长篇小说《当代英雄》是俄国19世纪著名诗人和作家莱蒙托夫的代表作品。莱蒙托夫于1814年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19岁开始写诗和创作小说，1841年卒于决斗。他的短促的一生，给世界文学宝库留下了大量的不朽作品，并因此遭到过沙皇专制政权的逮捕和流放。
　　《当代英雄》由5篇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故事组成，贯串中心的是年轻军官毕巧林一生最后阶段的几次冒险经历。《贝拉》和《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描绘了他人眼睛里的毕巧林，《塔曼》 《梅丽公爵小姐》和《宿命论者》则通过毕巧林的日记自述的形式。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应把《塔曼》和《梅丽公爵小姐》放到开头，接着是《贝拉》和《宿命论者》，最后才是《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沿着这一线索，人们可以看到毕巧林无聊而痛苦的后半生。
　　莱蒙托夫生活的时代，俄国正处于从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之中。这一转变，推动着俄国贵族青年的分化：一部分爱国人士公开站出来和沙皇专制政权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十二月党人的鲜血染红了彼得堡参议院广场。另一部分人，追随沙皇当局，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右翼阶级的接班人。最大数量的人既不满当局，又远离革命；既不甘心沉沦，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既在生活中焦躁不安，徘徊忧郁，又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过着无所事事、空虚、无聊而又痛苦的生活。这类“既非孔雀，又非乌鸦”（高尔基语）的多余人，作为俄国专制农奴制度崩败和贵族阶级没落分化中的产物，便成为当时许多俄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心主人公。《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毕巧林出身于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风流倜傥，聪明机智，但在时代和社会潮流影响下，他厌倦于“享受金钱所能买到的各种快乐”，染上了忧郁症。小说细腻地刻画了毕巧林尖锐复杂的性格矛盾。一方面，他揭露、攻击上流社会**伪善、庸俗卑鄙的生活，但在另方面，他自己却习惯于在上流社会周旋，以成为贵族社交中心而自炫；他自以为是个担负重大使命的天才，渴望着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他却不知道“活着是为什么”，总是“醉心于空幻而卑劣的情欲的诱惑”，把过剩精力，耗费在情场角逐，欺骗打赌，抢劫决斗这一类无聊事情上；他力求不受任何约束，保持自己思想、行动的独立，但又无力摆脱贵族阶级的偏见；他本是个怀疑论者，对什么都不相信，但却深信不疑于一个愚昧老太婆的荒诞“预言”，是个“宿命论者”，如此等等。毕巧林的这种被别林斯基称作为“深刻的天性和可怜的行动之间的矛盾”，是“多余人”的普遍特点，根子在于自我中心主义。一切以我为中心，这就是毕巧林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把祖国和人民放到首要的位置上来的，正如高尔基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所谓社会问题，对于毕巧林和奥涅金都是生疏的，他们过着狭隘的个人生活，”而“个人主义一变成自我中心主义，就会创造出“多余的人’”。
　　莱蒙托夫创造毕巧林这样的形象，在探讨当代贵族青年的命运中，对造就毕巧林一类“多余人”的沙皇专制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在谈到自己创作意图时说：“人们给喂够了糖食，他们的胃因此败坏：需要的是苦口的良药和逆耳的真理。”这就明确告诉读者，他是把毕巧林作为“苦口的良药和逆耳的真理”献给世人的。所谓“当代英雄”，实际上是对“当代”社会的嘲讽和鞭挞！但莱蒙托夫却开不出药方来，他说：“病症也许会给诊断出来，至于怎样治疗它—那只有天知道了！”这正是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莱蒙托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给作品涂上了深沉压抑的悲观主义色彩，这是应该予以指出的。
　　小说发表后，沙皇尼古拉一世咒骂它是“可耻的、可恶的书”，作者是“堕落的而且平庸的作家”；反动文人们指责作品“不道德”，毕巧林“不是典型的”；而伟大的别林斯基却这样赞扬道：
　　“深刻的现实性，面向真实的忠实的本能，朴素，人物性格的艺术性描绘，丰富的内容，叙述的令人倾倒的魅力，诗意的语言，对于人类心灵和现代社会的深刻理解，雄浑而又豪放的画笔，灵魂的力量和威力，华美的幻想，永无穷竭的充足的美学生活，独特性和独创性—这些便是这部足以代表崭新的艺术世界的作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