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原罪】神界原罪2

　　摘　要：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的身世与欧洲在南非的殖民统治和南非一百多年的历史剧变密切相关，这样的写作语境使库切享有了得天独厚的写作资源。并为他的代表作《耻》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等诸多殊荣。但更主要的是小说家从现代怀疑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历史、人性、殖民主义和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问题的深挚关切与追问，这使他的小说跨越了狭隘的民族、种族等障碍与偏见，直抵历史渊源与人类发展的纵深处，提醒人们重新审视我们一直以来所秉持的人文观念、殖民主义的历史和现代文明的种种渊薮。
　　关键词：人文主义　殖民主义　种族　性别
　　在古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意味着“先见之明”(forethought)，他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人类盗来天火，遂成为世代被人称颂的英雄。①相对于茹毛饮血的时代，火无疑是文明的象征，盗火者自然成了文明的传播者和代言人。而在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耻》（Disgrace）中，库切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反思现代性的缘起、现状和必然的走向，笔触深入到历史、文化、种族、性别等方面，层层剥离了笼罩于现代性周遭的诸多光环，促使人们去思索现代性的利弊和必然的命运遭际。
　　在这部小说中，库切向人们展示了如下命题，一是文明理性与原始情欲的自相矛盾及其冲突；二是人类若以入侵的方式去传播文明，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利弊如何定论，其中的代价是什么？三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男性与女性，他们在其中各自扮演的角色、所经历的命运和心路历程有何差异？
　　在西方社会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肤色、种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地位、财富等），白人都代表了优越，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普罗米修斯”，文明的传播者。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他讲的却是另一个故事，他把没受过教育的人比作关在洞穴里的囚犯，他们的身体被锁着，只能朝一个方向看。身后燃着一堆火，面前是一堵墙。他们所能看见的，只有自己和背后东西的影子——那是通过火光投射到墙上的。毫无疑问，他们认为那些影子是真实的，而对于影子的形成却毫不知情。后来，有一个人逃出了洞穴，来到阳光下。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并知道他此前一直被影子所蒙蔽。他觉得他的责任是回到洞穴，回到他从前的囚犯同伴身边，把真相告诉他们，并指示给他们出来的道路。但那是困难的，因为一旦离开阳光，他看到的影子还不如别人清楚，而在别人看来，他比逃出去之前还要愚蠢。故事的结局是，那个走出洞穴的人最终又回到了洞穴。②
　　柏拉图像是在用他的“洞穴理论”对普罗米修斯式的文明世界的英雄进行反讽：盗火原本是一种具有原罪的僭越行为。由此，整个人类的所谓现代文明其实都是戴罪之身。时至今日，现代或者后现代人类的生存真相、生态与环境的现实，无可规避的真相，更加迫使人类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库切的《耻》所聚焦的，也正是这一问题的孰是孰非。
　　作品中文明社会的代言人便是开普敦大学的戴维·卢里教授，他所讲授的课程——《西方诗歌鉴赏》自然也是高尚优雅的生活品味的象征。而在文明的光环笼罩下，卢里首先抑或最终必须作为一个五十三岁的独身男性而存在，这是他不可更改并必须面对的真实身份。因此，他必须召妓，或者诱奸女学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卢里的行为和那群在农场上对他女儿露茜施暴的黑人少年毫无二致。也就是说，现代文明无法完全阉割和掩盖人的原始情欲，当人们剥去文明的外衣还原为人的自然属性之时，发现彼此原始的欲望竟是如此相似。可问题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出现了：当诱奸女学生之事东窗事发后，卢里情愿被开除而拒绝道歉，后来在农场上，他与女儿露茜的一段对话既道出了他的逻辑，也可视为两性之间的经典对话。（之前我曾对此话题有专门论述，见拙文《求索两性之间的真实对话——J.M.库切〈耻〉的解读》，载《中国女性文化》NO.5，王红旗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6月版。）他说：“你可以因为狗咬坏了你的拖鞋而去打它，它也知道自己错了；可你不能因为它见到母狗兴奋不已去打它，因为欲望是另一码事。这个怪现象中被忽略的是那条狗开始憎恨自己的天性，不需要别人去打，自己就在惩罚自己了。某种程度上说，它生不如死。”③当他在课堂上鉴赏诗歌作品时，他不仅对华兹华斯在诗中使用了“侵占”一词竭尽赞赏，而且为拜伦糜烂的生活所倾倒，他说：“坏名声和丑闻不仅影响了拜伦的生活，也影响了公众看待以及接受他诗歌的方式。他有时为了他人的利益牺牲自己，不是出于怜悯，也不是因为义务，而是头脑中突然的一股倔强，使他胸中充满了神秘的傲气，驱使他去做那极少或无人愿意去做的事。而同样的冲动在遇到引诱时，却使他的灵魂犯下罪行。这个撒旦，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伙？他做他自己想做的，那发自他内心黑暗的冲动，也不管是对是错。”④他甚至借布莱克之口说出：“宁可杀死襁褓中的婴孩，也要维护未实现的欲求。”⑤这一番知己式的辩解是在他诱奸女学生之后，而此时的女学生和她的男友就坐在他的课堂上听讲。无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只想为自己正当的情欲正名，而这恰恰说明了情欲的不可泯灭性以及与文明教化之间的必然冲突。这种矛盾在之后集中体现为女儿露茜在农场上遭遇黑人少年的强暴事件中。
　　在文明理性与原始情欲的冲突下，作品糅合了种族、性别、历史、文化等要素进一步推进，并试图探讨诸种矛盾的缘起、发展和走向，因此而凸显其厚重、多元、高渺的人类主题。面对女儿的被强暴，卢里想当然地认为应该采取白人的、文明社会的方式——报警。此时，另一个悖论凸显：作为一个白人男性，他认为诱奸女学生只是正当情欲的表现，而一旦类似事件发生在女儿身上，他想到的却是拿起法律武器严惩罪犯。（也许他认为诱奸是比**更高明抑或文明的行为？而这恰恰更加凸显了白人无所不在的优越感。）而露茜的态度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源自性别、历史与种族。首先，作为生活在黑人土地上的白人，露茜非常清楚父辈的历史，他们是殖民者，用自身的优越感去帮助别人建构秩序的人，而现在，他们变成了历史的债务人，露茜只是碰巧成了债务的替身，一个偶然的牺牲品。但她非常清楚地知道，必须有人来还债，至于是谁并不重要。她说：“这是一段充满错误的历史……这事看起来是私怨，可实际上并不是。那都是先辈传下来的……他们觉得我欠了他们什么东西。他们觉得自己是讨债的、收税的，而我在这里就应该交租。”⑥其次，她是女性，性别上的“第二性”，代表了从属、依附、弱势。那么，一旦历史的巨债需要有人来担负时，女性便自然而然成为被报复、攻击的对象。露茜曾这样责问父亲：“也许，带有对女性的仇恨，对男人来说可能会更兴奋？……当你把女人骗上床，把她压在身下，是不是有点在杀人的感觉？”因此，露茜选择了放弃报警而接受黑人的处理方式——甘愿做黑人雇工的小老婆。第三，露茜的身份是复杂的；从种族上，她是白人；从性别上，她是女人；从心理上，她又是同性恋者；而从行为上，她既是入侵者、僭越者，同时又是受害者、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