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声音韩剧 孤绝的声音如何穿透历史的幽暗

　　大历史叙述是近年长卷体散文的主要趋势，也不乏佳作，那些悲壮的、正义的、伟大的历史事件的再现，总能把某种波谲云诡的时代风云，和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呈现出来。但范培松教授的《南溪水》却与这样的大时代历史叙述背道而驰，他只是从自身成长经历出发，搜寻记忆中家族成员微不足道的一个个生命细节，这样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历史中，没有可以改变世界的惊心动魄的大事件，更没有世人瞩目的名人轶事，有的只是无数个伴随着苦难、疾病的日子，以及面对种种突如其来的变故却无力对抗的颓唐，这样的记忆是个人的、平面的、细碎的甚至不完整的，但却再现了中国最底层人民的生存真相，正因此，在那渺如蝼蚁的生存相背后，历史获得了另一种诠释。
　　作为终极原乡的南溪水
　　《南溪水》开篇即是“南溪水，范家的生命水”，这九个字传达着作者对故乡的无限孺慕之情，这种情怀笼罩了全文，一直到篇末，“南溪水昼夜流着，我还活着”。包容着双重经验的乡土记忆，是生动而丰富的，这种生动性有着记忆之河本身的流动韵致。
　　水的滋养，于人往往使心灵益发柔软易感，于乡村却能使之风光无限、平添妩媚，依靠父亲送饭的八年上学途中，那田野、太阳、花草和名为“叫天子”的小鸟，乃至喜欢追着人跑的乌梢蛇，都有着苦难遮蔽不了的美丽，“最开心的是春天，一眼望去，那是花的世界，绿的世界。我在花中穿行，被香味裹着，人变得醉乎乎的”。哪怕一颗黄豆苗的精美也逃不出记忆的捕手：“天哪，绿油油的黄豆，棵棵粗壮，咄咄逼人地挺立着，片片绿叶绿得发亮，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呈现着旺盛的生机。”但这里绝不是一块梦幻乡土，它是乡村少年对生活的热爱和感受，这轻快的愉悦，却总是和时光中不绝如缕的伤痛记忆交织着，童养媳秀珍的落水死去、父亲的劳作中离世，还有姐姐和嫂嫂的相继病逝，那份苍凉忧伤挥之不去，宛如前人的诗句“落日苍凉草树低”的优美和伤感的交织，这就是那方水土孕育着的人生。时光之流冲刷着记忆，同时加剧着乡愁，应该也是激发范培松书写个人家史的力量。不论承载的是优美还是苦难，南溪水始终是范培松的终极原乡。
　　三个质疑：乡土记忆的孤绝重述
　　乡土记忆的重述常常和寻根意愿有着不可分割的同构性，但范培松寻获的却是家族的痛史。“南溪水也记录了范家的悲惨的历史”，范氏十八房曾被造反的“长毛”统统杀光，只留下翻到隔墙里侥幸逃生的爷爷，那美丽的南溪水不曾涌动时代的巨流，却曾流淌着范氏族人生命的血水，而这杀戮成性的“长毛”，在爷爷和妈妈眼里“是杀人不眨眼的畜生”，但历史在教科书中、在现行的史书中，却是另一番面貌，“从中学学历史开始，才知道‘长毛’就是太平天国。老师说，太平天国是英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者。”更严酷的是，“对于太平天国，我必须面对的是：‘英雄’和‘畜生’的截然不同的两个结论。但是，我愧对妈妈，爷爷。每次历史考试，凡是考到太平天国，我居然选择了‘英雄’的结论。”“我翻遍了史书，对于他们屠杀我村的史实，没有一个字的记录!史书里没有曾经。”是家族的记忆扭曲了历史还是书写历史的大叙述损害了真相?这是《南溪水》发出的第一个疑问，范家十八房人的性命，在历史的长河里无迹可寻，只有源源不绝的南溪水曾经承载过、见证过，一个微不足道的弱势族群如何对抗权威的大叙述?
　　范培松对历史大叙述的质疑，势必将其个人史记忆的脉络，引向孤绝之境，“孤绝”是一种心灵真正摆脱各种外在羁绊的独立自由的境界，“孤绝”也是这一代原本在大叙述教育中成长的学人无法想象的状态，充满认同与共识的主流话语空间是他们大多数倾心和习惯了的场域，而范培松通过《南溪水》，终于挣脱了长期捆绑着自身的心灵枷锁，寻根赋予他不可思议的力量，混合过范氏族人鲜血的南溪水涤洗着记忆的幽暗，它如银河般的璀璨照亮了它滋养过的子民的心灵，使之获得了不止是面对更是大声讲述历史真相的勇气，在家族的记忆未被时光之流冲刷而完全湮灭之前，用书写对抗遗忘，用一己的声音对抗群体的漠视。
　　时间之河将范氏族人带进了1949年之后的历史中，艳阳终于高照，“天确实变了”，一贫似水的农民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范家爸爸流下赤诚的泪水。生活有了些许的改变，但农民的苦难并未结束。很快，统购统销的政策，让得到了土地而加倍努力劳作的农民，再次陷入绝境，活口的粮食被强行翻箱倒柜、胡乱挖掘后悉数统购，范家和无数农民一样再次勒紧裤腰带，吃糠咽菜，极度营养不良中，曾是硬汉子的爸爸的脚开始浮肿，“这个年月，爸爸妈妈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政府对我们真狠啊!’”而劳动的果实很大部分送到不用下地的城里人那里，作者发现这一点时，不禁呐喊：“农民呢，农民呢，他们蹲在九地之下啊!同是国家的人，是谁把我们分在天上地下?那九天之上还有没有更高的天?在九地之下，还有没有更黑的地?我小小的心里充满了郁怨，并深深地形成了一个情结：苦难，难道就是农民的特有的财产?”这是范培松在文中发出的第二次疑问，社会的不公，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任人宰割的无助，难道是弱小的农民注定的命运?
　　还有更多的打击在等着，学习苏联农庄模式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开展，要求人人加入互助组，走集体合作的“康庄大道”，工作组入驻农村，以进步和落后定罪使得人人自危，但范家爸爸很坚决，“‘什么合作社?把这么多人捏弄在一起，出工不出力，都想偷懒，你看他们的田里，草比稻旺，糟蹋土地啊，作孽!’在爸爸眼里，土地是糟蹋不得的，那是生活的全部意义，是他的命。”这是农民对土地、对劳作的真切认知，但这样的声音从农家的院落传送不出去。为了儿子的将来计只好人社之后，“突然妈妈又哭了起来，诉说着，‘今后的日子怎么办啊——’茫茫的暮色，久久地回荡着妈妈的哭泣声。诺大的世界，有谁能来听听这失地农民的哀哀哭泣声?”这第三次的疑问，更直指新中国的农村政策。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里，底层农民被遮蔽的生存真相如何得以揭示?这只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遭遇，饥饿、恐惧、无所适从，外加疾病的压迫，苦难似乎没有止境。范培松在追忆家族命运的过程中低声发出的三个质疑，不是振聋发聩的呐喊，但每一声都是揪心的低吟，那么无奈悲凉而牵动人心。历史的现场已不可重回，个人记忆的孤绝书写是否有力量撼动主流的大叙述，已不是书写者能预期的了；或许并不曾期冀什么，只是书写，我书写，我存在，这更是孤绝的声音要传导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