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路线的鼓吹者,在政治上 严家鼓吹“程序”政治的目的何在

　　去冬以来，那个积极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乱“精英”严家其，跨洋过海，东奔西走，到处发表文章和谈话，以研究民主、法制为幌子，大肆宣扬他设计的“程序”政治，很迷惑了一些善良的青年。
　　在一篇关于“德先生、赛先生、洛先生与今日中国”的谈话中，严摆出“权威”的架势给民主下定义：“民主是一种按预定程序由多数决定的决策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按预定程序的修错机制。”他一面断定我国的政治是“不讲程序、缺乏民主的政治”，“权力的行使和更迭缺乏程序”，一面又鼓吹他所设计的“预定程序”并要依此修改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政权如何组成，更迭国家领导人。
　　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果真是关心“遵守程序的民主政治”建设吗？我们不妨作些分析。
　　首先，我国现行的政治是“不讲程序，缺乏民主的政治”吗？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的宪法、选举法和各级政府的组织法，对于国家政权、政权组成、选举任命都有明确规定，有法定的“程序”。我国宪法总纲第一条就开宗明义，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享有参加国家管理、监督国家机关的政治民主权利；宪法和法律，又规定了实现民主权利的“程序”。今年5月15日，在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省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并表决通过罢免副省长杨汇泉，就是人民通过宪法和法律程序行使民主权利的一个明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就在同一天，那些鼓噪“程序”政治的人，却以“非程序方式”挑动人们占据天安门广场，直接干扰了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活动。两相对照，究竟是谁不讲“程序”，是谁破坏民主政治呢？严家其等人罔顾事实，空谈民主，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严家其在谈话中说：“对国家来说，民主与否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国家政权与人民的关系问题。”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国家政权与人民的关系。宪法说得很明白，我们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政体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体和政体下，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一切，确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形式和行为方式。如果这样一种关系还不能反映真正的民主，那么“民主”究竟是什么呢？
　　说穿了，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之所以无视这一切而竭力鼓吹他们所谓的“民主”，无非是要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不可否认，资本主义政治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比较完整的机制。但即使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机制的运行也未必是在严格而合理的程序中进行的。西方国家的竞选活动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可竞选参加者哪一个不是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又有哪一个不为竞选花费巨款呢？对一个毫无经济实力的平民百姓来说，这套完整的“程序”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一个国家的合法的政治活动，都应该在法定的程序范围内进行，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程序，而在于这程序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性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绝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而不是为少数统治者服务的民主。因此，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正是为了保障绝大多数人充分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在这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金钱政治”根本无法与之同日而语。当然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民主建设，但这只能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进行。事实已经证明，我们的党和国家，是能够正确运用“修错机制”的。
　　如果说，过去一些善良的人们对严家其等人鼓吹的“程序”政治还怀有某些幻想的话，那么经过了这场动乱和***暴乱，回过头去看看那些人在动乱中的言行，就不难看出他们的真正目的究竟何在了。
　　就在那篇谈话中，严家其认为“动乱往往是因缺乏政治上的民主造成的”，“人民的意志找不到遵循程序的民主方式，那么，就只有通过非程序方式来表达，比如诉诸暴力和动乱。”这番话，显得与他提出的“程序”政治如此不协调。而实际上，他所谓的“程序”政治，正是为自己鼓动暴力和动乱这类“非程序”行动作铺垫的。他说得很清楚，中国的政治是“不讲程序、缺乏民主的政治”，按照他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非程序方式来表达”，“诉诸暴力或动乱”。所以他一方面要按自己的“程序”来修改宪法，更迭国家领导人，一方面用“非程序方式”支持和挑起动乱，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程序”。至此，严家其等人鼓吹“程序”政治的真正目的，就暴露无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