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霞消失的时候 电子书 对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一次讨论

　　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以下简称《晚霞》）问世后，青年读者反响强烈。3月中旬，《青年文学》编辑部邀请部分青年理论工作者、青年工作者、青年工人和大学生进行座谈，讨论小说的创作得失。作者礼平和团中央书记陈昊苏也应邀参加了座谈会。
　　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一些同志认为，《晚霞》通过描写特定时期的生活，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代青年中，思考的一代的生活和思想历程。李淮平的反省，南珊对于人生的追求，以及他们对待人生的严肃态度，都能给青年读者以启迪作用。作者以晚霞消失比喻历史的流逝，以太阳正在升起象征新生活的开始，在故事的高潮处轰然鸣响着乐观、积极、通达的主旋律，能帮助一些青年挣脱往事的纠缠，从悲观、消极的情绪中摆脱出来，走上奋发向前的道路。不少同志指出，作者敢于把楚轩吾和南珊作为正面人物来塑造，本身就是个大胆的尝试。楚轩吾的充满矛盾的经历告诉人们：一个人不仅要具备好的个人品质，更要选择好政治道路。他在国民党军队中走向毁灭，而在共产党的怀抱里重获新生，充分显示了党的政策的强大感召力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谈到有关宗教的一些描写时，有的同志认为，不能一提宗教就说是为宗教唱赞歌。以“长老”这一形象论，他认为“科学性是衡量一切的准绳”，他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和对宗教的解释，本身就是对宗教的反叛。而南珊所信仰的也不是耶和华，而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思想传统。
　　在座谈中，有些同志也谈到了小说的缺点和不足，并展开了争鸣。有的同志认为，小说的基调给人一种幻灭感，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苦闷、失落、寻找、追求、失望或希望”，表现了“对政治和历史价值的怀疑论”；有的同志感到，作品描写南珊从危难和困惑中挺过来，不能只写书本的作用，还应该写出人民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党的方针政策的作用。楚轩吾的转变过程也应多花点笔墨，写得详尽点；还有的同志觉得，作者对真善美的见解是14世纪至19世纪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中陈旧的东西，对历史文明的发展及沟通世界不同民族心灵的基础等问题的理解，也显得肤浅幼稚。
　　作者礼平在发言中，畅谈了创作《晚霞》时的所想所思。他写《晚霞》直接起因于“*****”中他本人的经历，作为一个红卫兵，他抄过家，造过反，接触过楚轩吾和南珊这样的人，他感到红卫兵的行动，严重地破坏了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并行之有效的政策，从而产生了内疚和反省，以及对遭受委屈的人及其子女的同情。在谈及南珊的形象时，礼平说他划了三条界限：一，南珊是生长在有一定教养却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的家庭中的女孩子，她的许多特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磨练出来的；二，她的思想发展，有她这类青年的局限性，比如东方的儒家传统，西方的宗教意识和靠书本知识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等；三，心灵深处带有致命的弱点——沉重的出身包袱和根深蒂固的自卑，但同时又自信。这种在自卑基础上树立起来的自信，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自尊。南珊的这些特征，使她背着包袱，在宗教的门前徘徊一阵后，又毅然解脱出来，走向新的生活。
　　礼平认为，楚轩吾这一形象的塑造，是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他经过战争时期的亲自经历和建设时期的亲眼所见，坚信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直至迟暮之年，还在痛悔自己的前半生，怕共产党人不原谅他曾造下的罪恶。伤害这样一个有改悔行动的人，无疑是在践踏党的政策。李淮平这个人物，是作为红卫兵的缩影来写的。他的全部伤心故事，都是由他行为的理想性和后果的灾难性这个尖锐的矛盾构成的。认真的思考和生活的磨练，使他对楚轩吾和南岳长老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至于长老这一形象，在设计时，除了为烘托李淮平的变化外，也还考虑到这个深居泰山的出家人，与过去时代的出家人已有很大的不同。无论对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的追求，长老都受着时代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也反映在他的思想中。他向李淮平讲述的那些道理，剥去宗教外衣，几乎尽是些属于二元论、不可知论、自然神论、甚至无神论范畴的东西。而宗教中一切本质性的思想，如上帝创世的世界观，神灵造人的历史观，灵魂不灭的人生观，甚至连最起码的出世思想，都没有出现在他的言行中。尽管对长老的塑造存有缺陷，但礼平认为，在这一点上，他还是明确的。
　　陈昊苏最后发了言。他说，《晚霞》出版后，引起了不同的反映，一部分读者把它列入近年来少数值得一读的好作品而给以热烈的欢迎；一部分读者认为它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陷或失误而给以尖锐的批评。召开座谈会进行讨论，发表两种对立的意见，这是正常的，同时也是很有好处的。陈昊苏谈到，对于新涌现出来的青年作者，我们应该采取热情扶持的态度。一方面要对他们作品中可能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另一方面当他们遇到可能是不准确的和不是实事求是的批评时要替他们说话，给他们以支持。对《晚霞》，两方面的问题都存在。礼平同志通过对十年动乱中自身经历过的事情进行思考和反省，写出了这部作品。作为一个年轻人的处女作，它是不够成熟的，确实有一些欠缺的地方。正因为作品不够成熟，才更加需要批评，这本身就是一种热情的扶持。无原则地同情被批评者而把一切批评都看成是打棍子，实际上是不利于青年作者成长的。但是，我们也要反对简单化的文艺批评，反对对青年作者的作品不加区别、不加分析、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我们党已经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再不会搞那种曾经导致了“文化革命”的错误批判。但是，个别批评文章失之于简单武断的现象还是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可能给青年作者的成长带来不利的影响，但也不要看得太严重。即使是这样的批评，青年作者仍然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启示，得到锻炼的机会。陈昊苏最后表示，我们对礼平同志寄以希望。相信他能从读者对自己作品的各种批评意见中吸取教益，找到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并鼓起勇气继续前进，等待着他的将是文学事业上新的成功。
　　即将出版的《青年文学》第3期，将刊登这个座谈会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 （傅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