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转化之功]功卓诗歌

　　诗人是自我命运的承担者。诗人与自我的关系，说到底还是诗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诗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时远时近。所谓远，就是写作中的诗人在相对封闭、单纯的个人世界中，在对无明幽微的观照中寻找真实的自我，发出自己的声音。所谓近，则是诗人不会获得特许身份，作为文明之子也要在这个世界上摸爬滚打，也要识取自家桑梓，即便偶尔身临一片白茫茫的雪野，诗人也不会过而不留足印。
　　面临信息化时代，相对的封闭也许是成就一个诗人的关键。因为作为信息化时代的个体，太容易被纷繁复杂的信息淹没，太容易成为狂欢的语言泡沫。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对于诗人来说，过量增加的信息只能在总和上增加多余的知识，而多余的知识未见得有益，如果那些知识对他形成了干扰，则只会削弱他的艺术表现力。所以，我对抗干扰力强、定力强的诗人怀有敬意，——正如我所敬慕的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所言：“我一向自认为是一棵弯曲的树，所以尊敬那些笔直的树木。”——他们不被陈腔滥调所左右，不被堕落的语言所迷惑，能自觉抵制心灵的麻木与倦怠。
　　同时，对于诗人而言，更残酷的一面是，一首成功的诗作甚至会使其个人其他的作品显得多余，不幸的多余之物只不过是同一作者某一首杰作的稀释和消散。
　　其实，各种各样的危害、灾难一直与诗歌、与艺术相伴。幸运的个体就是在与世界的抗衡中能够找到一个掩体。比如说到当代中国的西南绘画，有人就指出过：传统文化在1949年后被破坏殆尽，但礼失求诸野，川省多崎岖，蜀道如青天，确为传统和市井的依存提供一种自然掩体，如此才有何多苓“四川省地形的多样化与总体的封闭性构成了符合我的宇宙观的因素”，才有“西南的力量”。
　　不过，沉迷于自我也是一种灾难，对自我的片面强调也有损于诗人的力量。我们也应该看到，所谓的自知，常常是对自我作为的合理化解释；所谓的面对自我，可能只是处在一种庸常的惯性中而不觉，生命的盲点未经检视；所谓的自由，对本土诗人而言早已被偷换为自得与自适。
　　葡萄牙诗人佩索阿曾经这样提醒过我们：
　　人不能看见自己的脸庞。没有比自视嘴脸更为可怕的事情了。自然造化给人的礼物，就是人无法看见自己的脸庞，也无法对视自己的眼睛。
　　人只能在河流或湖泊的水面中看到自己的脸庞。在这里，他不得不采用的姿态甚至是极有象征意义的：他必须弯腰，向自己鞠躬，以便为看清自己的脸面这一自辱行为而谢罪。
　　镜子的发明毒化了人类的灵魂。
　　佩索阿是基于他们那一代人继承了对***信仰的不信任、因而对所有信仰不信任，于是转向其他幻象形式这样的一个精神背景有感而发的。其他的幻象形式包括追求社会平等、追求纯粹的美、信赖科学、迷恋东方宗教与智慧等等。将自我幻象化也是其中的一种。而在***信仰看来，一个完整强健的人是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沉迷于自我意味着灵魂被毒化了。
　　即便从诗意的生成来看，我们也可以说，镜子的发明毒化了人类的灵魂。众多诗人难逃古代禅者对投窗纸求生的苍蝇的描述：“为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处几多难？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蛮瞒。”
　　在诗人与世界的这种时远时近的关系中，诗歌意味着什么呢？
　　反抗载道，与世界、与传统的对抗？在语言的戏剧风格化过程中，将现实变成或抒情或暴力，将自我英雄化，这种对抗会不会最终沦为一劳永逸的思维模式，而对抗的诗歌会不会沦为自己的方式的囚犯？
　　逃离世俗，回到自身？在深刻的孤寂中积聚超强的能量，实现“个人美学”对时世的迂回对抗？而究其实只不过是在躲避理解的朦胧区域里为生命退却找寻借口？
　　解放心灵，满足于天真单纯的歌唱？天真单纯会不会正像让?波德里亚所指出的那样，是一种“精神缺陷的轻度形式，它与柔嫩的皮肤一样具有刺激性欲的效果。”——这种致幻剂会不会因为需要剂量不断添加而终至失效？
　　从2011年12月1日的《南方周末》上读到过爱尔兰裔美国诗人保罗?穆顿的访谈，其中短短的两句话，我深以为然：
　　穆顿说他在诗歌中寻找一个东西，“读一首诗歌，进入时你是一个人，离开时你是另一个人”。当然这是在理想的情况下，不是每首诗都能实现，“但一首诗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
　　一首诗能够改变读者对世界的看法，这当然必须是一首好诗；另外，前提是读者也必须是有领悟力和感受力的合格的读者。
　　为人称道的好诗在我看来是有背景、有来历的诗歌，是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血肉相连的诗歌，决非凭空臆想之物。一首诗凭借何种力量能够改变读者对世界的看法呢？首先无疑来自于诗人对世界的洞见。保罗?穆顿的同胞、前辈诗人希尼在《欢乐或黑夜：W?B?叶芝与菲利浦?拉金诗歌的最终之物 》一文中给出过这样的标准：“一个要成为最充分意义上的诗人的诗作者必须尝试一种在观照环境之时又超越其环境的写作方式。真正富于创造力的作家，道出他或她的洞察和感受，以此来改造环境并生发出我一直所称道的‘诗歌的纠正’力量。世界在被一个莎士比亚或一个艾米莉?狄金森或一个萨缪尔?贝克特阅读之后焕然一新了，由于在阅读中它被扩展了。”（姜涛译）
　　一个被扩展的世界，就是一个“人格化”的世界，还个体以尊严的世界，也就是以人的尺度来确立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人格化”的世界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世界，不是将人拖上乌托邦祭坛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已经被少数人借助权术、借助科技等野心勃勃的光芒来回打劫，而且还在继续被打劫，浪漫主义的幻象早已变成疲惫的宁静，任何遗世独立的臆想绝无容身之地。在这个“普遍而深邃的黑暗”时刻，诗歌是艰难的劳作，用希尼的话来说，它要求作者“不仅忠实于现实屋宇下令人沮丧的进程——更重要的是——转化它们。”但是这种“转化”谈何容易，正如罗马尼亚思想家齐奥朗所言：“在这样一个满是痛苦的世界上，每一个痛苦都惟我独尊，全然无视别的痛苦的存在。……人不断地用不同的方式来修饰其单调的不幸”。我们已经听够了这般叹息：“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亲爱零落尽，安用身独存？”（白居易），或者如沃尔科特所写到的：“在你们悔罪的早晨，/有颗头颅必定用骨灰擦拭它的记忆，/有个心灵必定蹲下在你们的尘土中号叫，/有只手必定爬行着重新收集你们的垃圾，/有个人必定写作你们的诗歌”（《大众人物》，傅浩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