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男人的十年“战争”_两个男人的二十年婚姻

　　这场表面看起来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开创了中国的多个“第一”：中国第一个物权与债权纠纷的经典案例；中国第一个递交法院的法律意见和材料最多、在诉讼中积累的书面材料最多的案件；中国第一个由一家民营企业面对四家国有金融机构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案件；中国第一个同一案涉及政治**、经济**、司法**结成利益团伙，侵吞巨额民营企业资产的民事案件；中国第一个因错误查封停工时间达八年以上的查封时间最长的烂尾楼……
　　这是四川省诉讼史上第一个将合议庭、整个审判庭及庭长三级全部回避的案例；这是四川省第一个申诉人申诉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面最大的案件；这是四川省第一个由贪官、法官及律师结成利益团伙，侵吞民营企业资产手段最恶劣的案件；这还是四川司法史上第一个诉讼双方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相差最悬殊的案例。
　　这场表面看起来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还开创了中国的多个“第一”：中国第一个物权与债权纠纷的经典案例；中国第一个递交法院的法律意见和材料最多、在诉讼中积累的书面材料最多的案件；中国第一个由一家民营企业面对四家国有金融机构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案件；中国第一个同一案涉及政治**、经济**、司法**结成利益团伙，侵吞巨额民营企业资产的民事案件；中国第一个因错误查封停工时间达八年以上的查封时间最长的烂尾楼……
　　辉煌的梦想与惨痛的现实
　　老蔡是一名颇有经济头脑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但无奈找错了合作伙伴，紧接着又被手握重拳的利益集团常年“夹攻”，资产被冻结、房产被查封、官司与噩梦缠身……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说：“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历史感、时空感，要知道你处在什么时代、地点和什么人做什么事情，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没有价值的地方，这是一个企业家应该不断思考的问题。”然而我却觉得，如果把这句话套在老蔡身上，无疑是老蔡的悲哀。
　　老蔡本名蔡文彬，四川成都天一集团董事长。这个在成都房地产界颇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物，这些年来更是随着号称“成都最著名烂尾楼”的天一大厦而一时沉寂、一时躁动，为他的经历也平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兴起了房地产投资的热潮，成都也不例外。后来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大部分在这轮热潮中兴起的大厦，由于投资方拖欠银行的贷款，被迫停工成了烂尾楼。然而，天一大厦并不是因为拖欠银行贷款而无法修建，它的停工原因说起来有点荒谬，因为离奇的诉讼案。
　　1993年，蔡文彬掌控的天一集团梦想着构建一座教育版本的联合国大厦，而工商银行广场支行又要解决营业用房问题，双方可谓是一拍即合。
　　在《联建合同书》中，工商银行广场支行视工程进展分6次投入建设用资金8800万元，作为大厦建设所需资金，并享有该大厦完工后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所有权；天一集团负责其余款的筹集，以及该大厦立项至完工期间的所有工作，享受大厦其余房屋所有权。
　　协议达成之后，1994年上半年，广场支行如约投入第一笔资金1700万元，蔡文彬风风火火地打造着他人生的第二次神话。但国家宏观调控突然下达，势必要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控制。由于工行广场支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并没得到工行总行批准，因此第一笔资金投入后工行广场支行便再无能力继续向天一大厦注入建设资金。
　　工程进展到此时，天一集团已经为此投入了1亿多元，后续资金还需要6000万元，如果资金链运营正常，预计天一大厦在850天内全部竣工一点问题都没有。而广场支行的做法就意味着天一大厦面临成为烂尾楼的危险，同时广场支行也将面临着被天一集团起诉的危机，并承担高额违约金风险。
　　广场支行的领导人找到蔡文彬诉苦，说国家控制的严，暂时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出那么多钱出来搞建筑，希望双方能商讨出个权宜之计来。蔡文彬心里琢磨：我轰轰烈烈的大事干过不少，还怕你小小支行赖账不成？凡事有个松缓，目前天一大厦的工期要紧，一旦国家政策转向，广场支行就可以继续履行协议，到时对方一定会感谢我的大力支持。
　　1995年7月20日，工行成都分行与天一集团签订《财产抵押合同》。合同约定：天一集团以“天一教育大厦12000平方米”作为抵押物，向工行成都市分行贷款最高额度4840万元人民币。看到此处，相信大家也有个疑惑：天一大厦还未建成，怎么就可以拿出12000平方米做抵押呢？不错，这正是双方商议出的权宜之计，蔡文彬可以不必拿出实质性的抵押财产便可以获得最高额贷款，而广场支行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将钱注入到天一大厦的建筑中，从而避免了蔡文彬的上诉，打消了上级部门的疑虑。广场支行已把自身问题洗得干干净净，蔡文彬却因这个违规操作而在之后的10年时间里受尽官司折磨。
　　随着华融成都办总经理张桂林的介入，天一集团与广场支行的复杂关系顿时变得剪不断理还乱。最终，这笔糊涂账统统被算到蔡文彬头上。在金钱与权力的博弈中，在张桂林的一手操控下，天一大厦经历了三次查封、三次诉讼的荒唐闹剧，蔡文彬从此一步一步陷入泥潭，不可自拔。
　　不良合作伙伴导致不良后果
　　1993年天一集团与广场支行合作之前，双方虽然都有建筑办公用房的迫切愿望，但对于投资巨大的合作，蔡文彬本身就处于被动一方，应该仔细考察广场支行的实力、效益、权力，因为这些因素决定了广场支行能否如期履行每一步合约。
　　为了抓到一个共同与他构筑联合国大厦梦的合作伙伴，蔡文彬似乎显得太过焦急，包括双方的第一份协议便”摇摇欲坠“，令人惶恐。数额如此巨大的房产投资，广场支行竟然不事先向总行申报或备案，而是利用职权之便私自决定投入，与天一集团签订合约。因此，这种不保险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当国家要严控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时，再也无法如约履行义务。
　　对这种越权做决定的合作伙伴，蔡文彬未提出异议，比如当初他可以要求广场支行出示担保证明，或者其他能证明广场支行必能如约履行义务的文件都可以避免后期的被动妥协。当广场支行的弊端暴露出来时，蔡文彬采取的应对态度太过消极，双方商协的“权宜之计”分明经不起推敲。在法理和雕虫小技之间，他依然选择了毫无保障的后者，这就直接让张桂林之流插手天一大厦有机可乘。而在之后的数年官司中，广场支行的软弱态度同样令人窝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