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诗歌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 审美倾向

　　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自世纪初在文化领域广泛传播以来，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人们以往的审美观念和消费意识，逐渐形成了一种日常审美化的文化转向。从当代诗坛来看，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现，诗歌的创作逐渐远离了诗学传统构建的美学标准，朝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道路行进。无疑，日常生活审美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广阔而新鲜的实践空间，这个日常生活空间所承载的精神向度、美学因子和丰富的生命体验等待着诗人们开掘，毕竟诗人的敏锐感知与精神体验需要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突入与展开。在诗歌日常审美创作中产生了许多新鲜而优秀的诗作，同时，也有许多的诗人在日常生活审美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他们以大无畏的暴力姿态和彻底的颠覆精神拒绝诗歌的终极关怀，把诗歌从崇高圣殿抛向烟火萦绕的日常现场，呈现出一种极端的日常生活审美异化阐释和审美泛化，诗歌的崇高精神和典雅形态被日常琐碎事物和形而下的庸俗经验所遮蔽，诗歌成为倾倒“口水”的垃圾现场和“断句、分行”的文字游戏，无怪乎有学者困惑的疑问：“诗，是否正在成为一种退化的文学器官？”[1]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诗学审美经验
　　日常生活审美化源自费瑟斯通的一次题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演讲，是在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和消费文化急剧膨胀的背景下通过文化显现的一种美学思潮。德国学者韦尔施和英国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等人纷纷著书论言，积极推动日常生活审美思潮全球化的形成。而日常生活审美思潮进入中国是缘起于国内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在学者们畅想着“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的同时，日常生活审美化也造成了美学边界的无限扩张，呈现出一种泛化了的文化审美现象并延宕到各个文化生产创作领域，当下诗歌创作的日常生活审美转向便是显著一例。
　　在中国诗歌发展历史中，诗的创作题材从未缺少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活动，最早的《弹歌》即是对人类原初阶段日常狩猎活动的真实描写。《诗经》中的绝大多数诗歌也都以日常生活和本真经验为创作素材，“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朱熹）。在诗歌鼎盛时期的唐宋，许多诗人同样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寻找诗意的审美灵感，如《阌乡姜七少府设戏赠长歌》、《羌村》、《游子吟》、《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归园田居其三》、《春雪》、《登池上楼》等诗篇都从日常生活起兴，通过雅致的语言和精巧的意象赋予日常极俗事物以高雅的韵致。这些诗之所以能够代代传承、流芳百世，正是诗人面对自我存在的日常状态用心灵去体验、感知，表现出对日常事物的关怀之情与敏锐之思，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提炼诗歌因子，或状物感怀，或言志咏史，无不在“俗言俗世”的情境中感染自己、感动后世。由此而言，这也正是传统日常生活审美体验之诗与当代诗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不同之处，历代诗人对日常生活描绘求真求实的同时并没有使诗歌走向世俗化、庸俗化，而是呈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精神追求中“化俗为雅”的审美取向。新诗产生以后，现代诗人也不乏对日常生活审美的情动与书写。如徐志摩的《乡村里的音籁》一诗将日常生活中的体验升华为诗句；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画家》等诗把日常生活中极平淡的事物在自我体验中以清隽的诗句写出来。
　　通过上述列举可以看出，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创作与当下诗坛日常生活审美倾向有本质的区别，特别是相对于那些异化阐释和泛化了的诗歌文本。前者倾向于在日常生活中寻求一种理想的纯审美状态，强调个人感官的真实体验并实现对感官体验超越后的审美自由与精神愉悦，这种诗歌审美追求趋同于朱光潜先生提出的“人生的艺术化”的美学观念。而当下诗坛的日常生活审美创作主体是在大众消费主义熏陶下带有鲜明的感官享乐体验，强调的是视觉冲击与感官体验过程中所激发的世俗欲望，并沉迷于欲望的满足之中。简单来说，根本区别在于：一个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审美活动凸显人生价值和提升精神人格，从而进入诗意的境界；一个力图将“艺术转换成生活”，使艺术扬弃诗意的审美性格从而回归日常现场。
　　当下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对那些代表着崇高精神象征和荡涤人类灵魂的纯艺术形态是一个严峻的存在考验，因为纯艺术形态本质决定了它所拥有的受众群体必定是建立在精神层面上的形而上的审美。诗歌作为文化领域中独特的艺术形式在向日常生活审美的转向过程中同样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考验：一方面，诗歌身份或者说姿态的形而下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成为诗人的机会，满足了普通大众的文化享受和精神愉悦，草根诗人、打工诗人等曾被拒绝诗坛之外的民间身份也因此获得承认，他们用原汁原味的日常经验来写诗，使诗歌这种少数精英拥有的高雅艺术更加贴近大众文化，成为普通民众也可以创作的文学形式；另一方面，从诗坛的内部来看，庙堂、广场和民间三分天下，话语权力的斗争也在“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中展开，“民间立场”以倡导民间写作、回归日常生活审美为契机，认为“把日常生活视为庸俗的、小市民的、非诗的，把诗视为与之相对立的某种鹤立鸡群的高雅部分，这在诗歌真理中正是属于庸俗的和非诗的。”[2] 由此颠覆了诗歌作为精英文化的神圣地位。无疑，“民间立场”的诗人们试图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来唤醒人们在秩序化的精神生活中日益僵化的想象力，并由此创作出一批优秀的诗歌作品。但也正是让日常生活审美无限度地泛化并走向“异化”，促使越来越多的诗歌创作处于一种语言的“贫血”状态和情感缺失的尴尬境地，诚如埃伦·迪萨纳亚克在批评后现代主义者们时所说的那样：他们“背弃了高雅艺术的昂贵而丰盛的大餐，转而提供了乱七八糟、无味也没有营养的小汤。而且很奇怪，尽管后现代主义的目标是挑战旧的精英秩序，但其蛮横无理、难以让人理解的理论即使对心地善良的普通读者来说也远比高雅艺术的辩护者所创作的任何东西更加晦涩和难以接近。”[3] 同样，当代诗人在拒绝了诗歌的终极关怀和颠覆精英话语权力的时候，那些用日常琐事堆砌、直白语言铺陈的诗歌语言和形态中已然找不到能够称之为诗的生命内核和撼动心灵的基本品格，更不用说是对诗语的锤炼或意境的营造了。
　　二、当代诗歌圣殿的重构
　　从当下的诗坛状况来看，诗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转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诗化审美和异化审美，不同的审美路径使得诗歌的发展也呈现出两种相互背离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