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民主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意义_陈鹤琴的幼儿教育思想

　　摘 要：陶行知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教育思想是其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他主张“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全民教育以实现全民政治”，“使大家各得其所，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尽量发挥大家的创造力等等。他开了我国“教育公平”的先河，启示我们：教育应该与民主政治并行，扶贫应从教育开始，重视农村教育。
　　关键词：陶行知；民主教育思想；实践意义
　　中图分类号：G40-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0X（2007）02-0007-03
　　
　　陶行知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以普及人民大众的教育为奋斗目标，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先后投身于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运动，创办了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我国的教育事业留下极其宝贵的遗产。被外国学者颂为“新中国的教育之父”，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教育是陶行知的最后一个教育思想和教育运动，学习、研究、借鉴陶行知民主教育思想对于我们深化教育改革，实施民主教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缘起和发展
　　
　　民主教育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卢梭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中关于平等的思想，他追求的是一种经济和法律状况的平等，从而能够使每个人有发展他独特能力的公平机会。而民主教育真正得到发展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来自美国的教育理念对教育民主观念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一书影响尤为深远。1914年，陶行知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师从杜威，从他那里得到近代的教育体系。1917年，陶行知学成回国，他结合中国国情，继承发展了杜威的行动研究思想，通过行动研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使“教育成为实现理想社会的历程”。其教育思想是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实际情况下的发展和超越。
　　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前期阶段，也就是从1917年到1935年，他提倡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三大运动，其思想基本上是属于“教育救国”论范畴的。其民主教育思想最早产生于抗日战争中期：为了配合全面抗战的战时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通过对国内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分析和思考，陶行知确信，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指出的道路是实现中国民主的正确道路，中国的教育只有实施民主教育，才能真正实现生活教育的目标。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愈演愈烈的专制统治，陶行知挺身而出，投入到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伟大斗争中。他坚决反对不讲民主的教育，坚决反对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教育。1945年是陶行知的民主教育年。一年中，他的所作所为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民主教育思想与实践：1月1日，发表《迎接民主年》诗。5月，协助中国民主同盟主编《民主》星期刊，并为社会青年开设民主星期六讲座。同月，发表他的民主教育的纲领性文章《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10月至11月，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将《战时教育》改为《民主教育》，并发表《民主》、《民主教育》、《民主教育之普及》等有关民主教育思想的系列文章，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陶行知的民主教育思想。1946年，陶行知将生活教育的方针确定为“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1]，从而奠定了民主教育在生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二、主要内涵
　　
　　民主教育思想是陶行知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对民主教育如此定义：“民主教育一方面是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是教人发展民主。在反民主的时代或是民主不够的时代，民主教育的任务是教人争取民主；到了政治走上了民主之路，民主教育的任务是配合整个国家之创造计划，教人依着民主的原则，发挥个人及集体的创造力，以为全民造幸福。”[2]说得通俗些：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是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他在《民主教育》和《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中对其作了深刻的诠释，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
　　1.它是平民的教育。民主的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他主张“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无论男、女、老、少、贫富、阶级、信仰，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为了使人民特别是边远的人民易于接受教育，他指出要“尽量采用简笔汉字拉丁字母，双管齐下，以减少识字困难”，“……充分运用无线电及其他近代交通工具，以缩短距离，使边远地方之人民、小孩，可以加速的享受教育”，足见其民主教育思想的平民化。
　　2.它是民主的教育。主张在民主的生活中学习民主，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在创造民主的新中国的生活中学习创造民主的新中国。各尽所能，各学所需，各教所知，使大家各得其所，以实现真正的民主。
　　3.它是和谐的教育。民主教育应该是整个生活的教育。他应该要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他应该是健康、科学、艺术、劳动与民主织成之和谐的生活，即和谐的教育。
　　4.它是培养创造力的教育。实施民主教育以实现创造的民主和民主的创造。主张解放人民的眼睛、头脑、嘴巴、双手、空间和时间，有了这六大解放，创造力才可以尽量发挥出来。[3]
　　陶行知民主教育思想内涵丰富，结构完整，自成科学体系。在我国教育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历史定位和当代价值
　　
　　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朴素的民主教育的思想和方法，如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但是最早明确提出民主教育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的是陶行知。陶行知民主教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的客观规律，蕴涵着许多合理因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旧中国，它已经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是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家在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教育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其教育思想不仅在国内有影响，而且影响到日本、美国、加拿大、印度、印尼、缅甸、菲律宾等众多国家；不仅影响到教育界，而且影响到文化思想界和政治界；不仅在当时有影响，而且影响到现在。民主教育理论不仅曾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引起了教育观念的变化，促进了中国社会教育和普及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组织形式的改革，使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而且对于推动我国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在当前至少在四方面予人以深刻的启示：
　　（一）开了我国“教育公平”之先河。
　　陶行知民主教育思想是科学的，它反映了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提出要做到“教育为公”，这可以说是他民主教育的目的，与我们今天提出的教育公平的精神是一致的。
　　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就其本质意义上讲，是指教育机会“起点”上的公平，而非结果上的公平。教育公平的意义在于克服由于性别、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区域、宗教等差异给个体受教育者带来的任何不利影响，从而使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受到最基本的教育。综观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陶行知是较早地科学解释教育机会均等的人民教育家之一。陶行知指出：“国民教育是人人应当免费受教育”，无论男女、无论贫富、无论老少、无论民族、无论阶级、无论资格，只要有学习的能力，就应该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力。“总结起来，‘教育为公’就是机会均等”。[4] 陶行知认为，“教育机会均等不仅指受教育权的机会均等”，还包括“长进的机会均等”，即发展的机会均等，甚至还应包括“老百姓有办学管教育的机会”，即教育管理的机会均等。他的这些主张在当时的国统区虽无法实现，但是却开创了民主教育的先河，也指明了教育发展的方向。
　　（二）教育应该与民主政治并行。
　　陶行知由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发展为民主教育，这跟蒋介石对内独裁、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有密切关系，他指出：“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才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教育上的革命‘应该配合’政治上的革命”。“政治与教育原是不能分离的，二者能同时并进，同时革新，国民革命才有基础和成功的希望”。[5]
　　教育不可能超脱于政治。民主教育的问题，实质上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在教育上的反映。教育受制于政治，或者说民主教育从属于民主政治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民主政治，如果没有一定的民主政治的社会环境，民主教育是很难真正实现的。杜威也在他的《人的问题》中写到：“除非民主的思想与行为的习惯变成了人民素质的一部分，否则，政治上的民主是不可靠的。它不能孤立的存在。它要求必须在一切社会关系中都出现民主的方法来支持着它。”[6]这是不言而喻的，他告诉我们的是：真正的民主精神和民主政治，从来也不可能离开民主教育的培育。一个国家的民主化，与其实行民主的时间，并没有绝对的关系；但是与其是否能够深入普及全民的民主教育，却有绝对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时代，算得上到了政治走上了民主之路，那么:“民主教育的任务是配合整个国家之创造计划，教人依着民主的原则，发挥个人及集体的创造力，以为全民造幸福”。[7]
　　（三）教育必须深深地切入社会生活，重视农村教育。
　　陶行知从一开始就重视农村教育，提倡乡村教育，其民主教育思想就是在乡村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结合中国农民占多数的实际情况，“发现穷办法，重视穷办法，运用穷办法，……使绝大多数之劳苦大众及其小孩得以享受教育”。[8]
　　“教育是立国的根本”，中国根本问题是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农村既是中国扫盲落后区，又是人才资源的宝藏。农村教育是立国、兴国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取得迅速发展，但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仍然很大，“跳龙门”式的升学教育仍是农村基础教育的主体。培养善于考试的学生，提高升学率是这种教育的内在实质。它使农村极少数一部分，往往是其中优秀分子跳出农门，走上远离农村的道路，但同时也给农村留下大批难以肩负农村农业生产的毕业生。增加了农村负担，使农村问题进一步恶化，严重违背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出发点。今天中国农村教育必须全面推进“活”的素质教育，杜绝“唯升学论”，要结合农村实际增加新课程，提高农村学生的学习能力、生活能力等。
　　（四）扶贫应从教育开始，从文化开始。
　　陶行知在《民主教育》一文中指出：“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解决贫穷问题应从教育开始。
　　愚昧无知与贫穷落后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文化，愚昧无知，必然贫穷落后。一个家庭如此，一个社会也是如此。因此要治穷，并从根本上摆脱贫困面貌，首先必须治愚，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教育是扶贫的最佳手段和根本途径，大力发展教育是减少和改变贫困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因此，扶贫应从教育开始，加大教育扶贫的力度，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成为农村扶贫工作的当务之急。应该抓住贫困问题的根本――农民素质低做文章，向农民群众输送各种知识、现代信息和先进文化，使曾经闭塞、愚昧的乡村与现代文明直接连接起来，使他们萌生各种改革、创新的动机与理想。教育扶贫的目标是要提高每个乡村农民的文化程度和科技水平，进而提高他们的自主意识，自觉维护自身的民主权利，推进农村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应该说，陶行知先生1945年为民主教育规定的任务，有的至今没有过时。它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深化教育改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民主教育思想对发展中国家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其思想和实施原则符合发展中国家情况，可以作为他们构建民主教育体系的参考。
　　
　　参考文献：
　　[1]《人民的艺术》：《陶行知全集》[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三卷.
　　[2][7]《民主教育之普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教育文选[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3][8]陶行知：《民主教育》[J].原载1945年11月1日《民主教育》创刊号.
　　[4][5]陶行知：《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中国教育改造》[J].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6]约翰・杜威：《人的问题》[M].傅统先,邱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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