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消亡与新生|消亡
中国的发展面临着许多使人不安的危险情况。时不时出现高通货膨胀，投资过多，大国营企业出现失业危险，官僚主义盛行。然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增长，由于迅速摆脱落后而付出的代价。 ——波兰《政治》周刊1993
尽管认为“IBM获救的可能性不超过20%”，路易斯·郭士纳最终还是接受了挑战。1993年4月1日，他正式成为这个急速下坠的商业帝国的掌舵者。刚过去的第一季度，IBM税前亏损4亿美元。退休22年的小沃森震惊不已，要求郭士纳“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公司重回正轨”。但小沃森没能等到这一天，他死于8个月后，1993年的最后一天。这一年，IBM亏损81亿美元。
某种程度上，IBM与1992年倒闭的王安电脑公司一样，都是中央集权的受害者。家族式管理埋葬了王安公司的前途，IBM则被创始人沃森家族的继任者们变成一个官僚气十足的臃肿机构，无法继续适应行业快速发展的需要。相似的情景也发生在日本企业界，推崇集体决策的日本公司正在变得笨拙不堪，三洋公司率先进行结构重组，抛弃层层递进的决策体系。
任何管理模式均有利弊，不可能指望仅凭一套永恒不变的模式便无往不胜。前IBM工程师迈克尔 · 哈默坚信：重设管理模式，重组业务流程才是那些陷入停滞的公司的出路。他与詹姆斯·钱皮合著的《再造企业》将这一理论发扬光大，在工商界掀起“毛毛虫变蝴蝶”的管理革命。
全球经济不景气，市场竞争日益激化，推动跨国公司向新兴市场渗透。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中国成为不二之选。德国《柏林日报》记者奥托 · 曼调查发现：过去一年，中国人购买了1000辆奔驰轿车、1万块雷达手表；在华开有50家商店的皮尔 · 卡丹公司认为再开50家分店才可能满足业务增长的需要；IBM中国分公司掀起广告战，康柏公司把巨幅广告立到长安街上，惠普宣称“迈出象牙塔，走向大众”，苹果公司在北京开办第一家办事处；花旗银行把中国区总部搬到上海；国际咨询巨头也纷纷涌来，麦肯锡、埃哲森和波士顿在上海开办分公司，贝恩在北京建立办事处；IDG与上海科委合作，合资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风投基金。
《公司法》通过前的一个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现代企业制度的四项方针：“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人们开始用企业家、董事长、总经理称呼企业领导者，他们不仅公然讨论公司治理、企业文化、质量体系，还兴趣盎然地研究起穿衣打扮和社交礼仪。
沈太福诈骗案东窗事发
沈太福也许比其他人更清楚外在形象对一个商人意味着什么。这个矮小的东北人有一副与身材不相称的庞大野心，正是通过巧妙的包装、美妙的宣传，他实现了“赚大钱”的梦想。
1993年，《华盛顿邮报》记者杰伊 · 马修斯对粗放发展的中国金融市场有过一番形象的比喻：“（它）拥有的开关只有两个档，开和关。现在看来开关又打开了”。但是与现实需求相比，金融管道的口径太小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印钞机日夜不停，同时拼命吸收社会存款，一年期利率从两年前的7%提升到10%，仍无法满足饥渴的资金需求，全国各地都在开工厂、办企业，叫嚷着缺钱，而只有那些聪明有门路的人才有可能敲开银行的大门。沈太福就是这样一个人。
年轻时，沈太福在东北有过几次不成功的商业经历，直到1989年跑到北京中关村创办长城机电技术开发公司，才找到一条发家致富的捷径。沈太福低价买来一些技术发明，申请注册为长城公司专利，作为向银行贷款的证明和抵押。从1989年到1992年，他用这种方法从北京的各类银行、信用社成功借贷6000万。这些不费吹灰之力借来的资金并没有投入相关专利技术的商业化生产，除了支付银行利息，大多流入沈太福个人的腰包，被其挥霍一空。
长城公司并不产生任何效益，到1992年不再有银行愿意向其放贷，沈太福动了民间融资的念头。他炮制了一份煞有介事的“合作技术开发合同书”，声称研发出前景光明的高效节能电机，以24%的年利公开募集生产资金，比当时的银行利率高出一倍还多，并且按季支付利息，投资者随时可以提现退出。在沈太福找来的几家媒体的密集报道下，长城公司迅速蹿红，成为一家回报惊人的“明星公司”，引发投资者疯狂追捧，不到半年便吸纳10余亿社会资金。
沈太福似乎从未考虑过生产问题。他在深圳注册了一家新公司，账面上向长城公司购买了价值数亿元的电机，仅纳税便有1000余万，但其实从未产生一笔实际交易。终于，长城公司密集的社会融资、骄人的业绩报表引起监管机构的注意。1993年3月31日，沈太福携带伪造身份证赶往首都机场，在登机前一刻被截获，他精心设计的“商业神话”也不攻而破。
这桩“新中国头号诈骗案”充分暴露了改革开放初期野蛮而混乱的市场环境。监管的缺失、羸弱的信贷系统、媒体的煽风点火、四处游弋的民间资本，为沈太福这类冒险家提供了生长土壤。
然而沈太福的资本手段谈不上高明，无非是诱人回报、媒体宣传和虚假业绩共同支撑的商业骗局。这一事件的直接结果是，沈太福丢掉了身家性命，上百官员遭受牵连，但除了促进金融监管力度的加大，并未从根本上导致建设性法律的出台，相似的案件此后还将上演。
沈太福在法庭上曾公然宣称，“我是总裁，只要是到了我公司的款，就当然成了我的钱了，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无所谓，投资者算什么。”狂妄姿态的背后，是对投资者权利的漠视，更是角色混乱与权力崇拜的体现。沈太福似乎忘记了，创办长城公司的30万元是从北京一家集体企业借款所得，长城公司从本质上讲属于挂靠集体名下的“红帽子企业”。
这恰是本土企业的生存写照。富有真才又肯实干的企业家受困于产权问题和资金短缺而无法充分施展抱负；浑水摸鱼的无良商人无所顾忌地翻云覆雨，败坏了整个商业生态，殃及池鱼。
禹作敏败落
作为一个年产值40亿人民币的北方农村，大邱庄在《纽约时报》看来“实际上就是一家公司”。但支书禹作敏却不甘心只做这家“公司”的“经理”，或者所谓的“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
带领大邱庄从一贫如洗走向共同富裕的功绩让禹作敏赢得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肯定，然而以下事实表明，禹作敏陷入了牟其中式的政治狂热：大邱庄模仿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建造了16栋别墅，禹作敏一家就住在最显眼的那栋，庄里有上百名警察日夜巡逻，禹作敏给自己配了8个保镖；对内他是绝对的权威，任何人都不敢与他意见相左；对外他是全国劳模、改革明星和大邱庄的形象代表，身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对部长级以下的官员不屑一顾，有一次甚至在一群来访官员面前公然叫嚣“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