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衣帽间式共同体的有效性|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要：在灵动的现代社会，人们突破传统忠诚，权力运作方式由权威转向了榜样，人们的身份从“承受者”转型到“责任者”。面对转型期出现的突发社会问题，在正式、完善的社会政策（权威）出台之前，具有临时性质的衣帽间共同体（榜样）恰恰能起到过渡和维稳的作用。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建议以专业人员理性引导、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充分发挥衣帽间式共同体的有效性。
　　关键词：衣帽间式共同体 流动 榜样 引导
　　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从五个维度来说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在“共同体”部分中提到了“衣帽间式的共同体”。是指现代社会出现的许多“被人们依赖着的一种弥散的脆弱的、短命的共同体，有着共同担忧、共同焦虑，或者共同仇恨”，“许多单独的个体可以紧紧地依靠它来消解他们独自的个人的恐惧”，“更好地去忍受在嬉闹片刻结束之后他们必须回到的日常工作”。鲍曼认为，共同体绝不是痛苦和不幸的疗救办法，它们反而是流动现代性条件下的社会失序的征兆，甚至有时是这种社会失序的原因。
　　而我认为，鲍曼对“衣帽间式共同体”的作用的分析过于悲观。在我看来，在现代社会，衣帽间式共同体能够给人们带来很多的益处，尤其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它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对现代人压力的缓解有着很大的作用。
　　一、 灵动的社会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由权威到榜样
　　沉重的传统社会按它的习惯方式止步不前，轻灵的现代社会人们突破了“传统忠诚”（束缚人们手脚、阻碍人们前进和约束人们进取心的习俗性的权利和义务）。人们不再崇拜权威，而转向生活中的榜样；人们不再烦恼于对现实的适应，而转向对生活的不断选择；人们开始认识到个体的力量，对行动结果总是不满而不断改进，使得流动成为可能。
　　沉重的传统社会是一个领导权威和导师权威的世界。领袖才能出众，能够比众人做得更好；导师则能够告诉你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人们生活在领袖和导师的统治和引领下，无论才能大小无论天赋如何，都被统一洗脑，大家心甘情愿地服从着。科技革命到来后，生活的节奏日益快了起来，流动的现代性将每一个人拽上了时代的列车。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富裕、思想的解放使得人们越发自信起来。自信的人们不再迷信权威和导师，而是以“榜样”的身份将自己成功的经历来给人们以启迪，并且告知人们，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到。
　　于是在现代社会，权力的运作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权威变成了榜样。用鲍曼的话说就是“不要告诉我，请示范给我看”。现代生活中唯一有效的权威只有个体自己，个体需要的不是规范性指导而只是最成功的建议。《非诚勿扰》是全国节目收视率排行的佼佼者，因为人们总能从台上的女孩子身上或者来来往往的男嘉宾身上找到共鸣，找到与自己最相似的对象。如果他或她们成功了，你会从中受到启发或者鼓舞，如果他或她们失败了，你也能从中总结出教训，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二、走进衣帽间
　　轻巧的现代社会并没有废除权威，而是出现了多个权威，它们彼此抵消，权威不再发布命令，它们开始讨好、引诱选择者。在灵动的现代社会，人们不再苦恼于愚昧地服从，而是苦恼于选择，“成功”成为每个人必须要达到的目的，寻求使自己成功的方案的欲望变成了自身的目的。有能力者纷纷逃离那些肮脏污浊之地，而没能力移居者只有固守那些污秽之地。［1］面对成功的榜样，你不得不去效仿，尽管不确定是否适合于自己，但总要试过才甘心。谁都不愿意降低“成功”的水准，流动的现代性的洪流也不容许你降低水准。
　　于是，在现代社会，“压力”一词频繁地出现在了我们的话语中。按照鲍曼关于“解放”的理论，人们要缓解压力，“要么削弱这种欲求或想象力，要么扩大自己的行动能力”。而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决定了人们很难降低自己的欲求， 丧失主体性的个体只能通过抽象符号重构，成千上万符号堆积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综合的个体性［2］。人们将一切“不成功”归因于自身因素，从而人们只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行动能力。
　　鲍曼多次引用爱默生在《谨慎》一文中写下的至理名言：“在薄冰上滑行时，我们的安全取决于我们的速度。”衣帽间式共同体能够加强人们的相关性，虽然“这种被赋予的相关性只是话题式的，而且通常是，手头的话题和限于此时此地的专门的兴趣”［3］，但就是这种暂时的相关性，使得人们的距离拉近，人们之间的关系由“相伴”进展到了“相处”，为进一步进展为“相依”做了基础准备；能够充分发挥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智慧，更好地寻找榜样。在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在面对具体的突发社会问题而暂时无力彻底解决的情况下，衣帽间式的共同体可以高效快速地缓解状况的存在，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发展。新时代转型期，我们呼吁人们走进衣帽间。
　　三、衣帽间共同体的承包
　　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有一种很重要的工作方法叫做小组或团体社会工作，这些小组就可以理解为衣帽间式共同体。社会工作者作为中介，帮助没有能力解决自身困难的人们利用社会资源来解决相关问题。他们根据当地人们的实际需要，招募有着共同需求的小组成员。在社会工作者的引导下，小组成员共同商讨自身共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从小组成员中找到榜样，为解决自身问题获得启发。这种衣帽间式的共同体虽然是“脆弱的、短命的”，但因为有了理性的主观引导，使得它可以在这个共同体解散之后依然可以发挥功效。
　　那么，如何将理性引导加入到衣帽间式共同体中来呢？衣帽间式的共同体不同于正式组织，不具有正规的领导者及规范，我们很难通过培养组织精英或完善法规的方式来左右其发展。同时，它还具有脆弱性、短命性，要求我们的手段需具有柔和灵活性，还要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当今社会，什么形式是最符合时代发展脉搏、最喜闻乐见的呢？“政府购买”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我们需要一批类似于社会工作者身份的工作人员，他们不能隶属于政府，而是从属于独立的机构组织。政府向他们提供需要帮助的人群类型，或者他们根据调查向政府提出组建某类“衣帽间式共同体”的申请，政府根据预算购买他们的服务。这个共同体又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工作实务中的“小组”，它有活动主题，但不必要求固定的成员，不必要求成员必须按时参加。任何路过的有着同样困境的人们都可以加入，成员无需交纳任何费用便可获得一个寻求榜样的平台，活动结束成员“各自消失在来时的人流中”。而工作人员仅仅在适当的时候以理性的局外人的身份向成员提供理性的引导。这便是“承包‘衣帽间’”的构思。
　　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一切事物都处于高速发展当中，一切事物都充满了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灵动的社会，权力运作方式由权威转向榜样。正式社会组织作为权威不能面面俱到地解决社会的突发社会问题。而衣帽间式共同体作为榜样则可以有效弥补这一不足。面对社会的灵动，我们也应采取灵动的应对方式，衣帽间式共同体在今天应当得一用武之地。参考文献
　　［1］ ［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3页
　　［2］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刘成福、全志钢译，2011年版，第81页
　　［3］ ［英］奇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中》，郁建兴、周俊、周颖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