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若失败，殃及出版|殃及

　　首先声明一句，以下并非是要讨论教辅或教辅出版问题。　　十多年前，我所在的出版社做教辅取得了商业上的小小成功，全盛时期，有一套教辅的年销售额达到六千多万码洋。然而，这套书却始终遭受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这一度让我很有负罪感。苦闷中我逐渐有两个发现：其一，全国的出版社都相当重视出教辅，90%以上的出版社在出教辅，连三联这样的文化出版重镇都忍不住来蹚这趟浑水；其二，全国的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贤达都在批教辅，批教辅祸害教育、祸害下一代，批出版社见利忘义。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肯定还会延续下去。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视教辅为教育之大敌，几如洪水猛兽，每年都要出台种种禁编禁用教辅的政策；另一方面，却是几百万教师在编写教辅，几千万教师、几亿中小学生及其家长在使用教辅。对此现象，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出版人，必须思考两个问题： 一是，教辅书是现行教育弊端的恶果，还是由于教辅书的泛滥造成了现行教育的弊端；二是，是现行教育催生了教辅出版，还是教辅出版左右了现行教育？思考的结论简单说来便是：教辅书的唯一价值是帮助学生提高考试成绩；考试、升学本来只是作为教育之一的教学的一个手段，然而在现行教育中却被异化为事实上的唯一目的；教师编写教辅、出版社出版教辅、学生使用教辅，都是围绕考试升学这一中心而派生出来。再说简明一点，应试教育产生了巨大的教辅需求，从而催生了如火如荼的教辅出版，而不是相反。说出版教辅害了教育，实在是倒因为果。
　　我一直有一个看法，中国近代出版是伴随着近代教育而诞生、发展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是做中小学教科书起家的，直至今日，教育还是中国出版的直接支撑。据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不久前刚发布的《2011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2011年全国图书出版总造货码洋为1063.1亿元，其中大中小学课本占332亿元。此报告未给出教辅的总造货码洋，但我们可以做一个最保守的估计：据《2012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0年，全国小学、初中、高中的在校生数分别是9940.70万人、5279.33万人和4677.34万人，总计19897.37万人。假定每个小学生仅购买语数外3门主课的教辅且每门课仅购买1册教辅，假定每个中学生仅购买语数外理化5门主课各1册教辅，又假定每册教辅平均定价为15元（实际不止），那么，全国学生一年购买的教辅码洋将超过240亿元。如果再加上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图书的造货应该超过总造货码洋的60%以上。考虑教材尤其是中小学课本一般都是以销定产、教辅书的销售要好于其他类图书，教育类图书在全部实现销售图书中的比例肯定还要大大高于60%。
　　以上，毫无疑问都是事实。根据逻辑，我们应该得出结论：中国出版应该感激中国教育。然而，我现在的看法却是：由于教育的失败，中国出版二三十年来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这个局面如果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出版将来也难有大的发展。这个看法，主要根据以下几点分析。
　　第一，30年来，中国出版，无论是造货码洋、实现销售量、出书品种、总印张、总印数等，还是出版单位、出版从业人员的数量质量，或是政府管理水平、出版物设计制作能力、材料硬件等，都有相当巨大的发展。然而，这是从纵向发展的绝对值来说的，如果做一些具体的比较分析，恐怕就会有另一种结论。比如，2011年的图书总造货码洋已达1063.1亿元，总印数为77.1亿册，平均每册13.8元。那么，30年来图书的平均定价涨了多少倍呢？有一个说法是100倍，我一时找不到相关资料，无从作答，但可以看一个相关材料。据《2011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2011年“人均年拥有图书5.7册”，2010年这个数字是5.3册，1990年这个数字是5.3册（2011年4月8日《人民日报》）。也就是说，20余年来，我国人均年拥有图书数量几乎没有增长。如果我们再考虑到，30年前，我国仅有百余家出版社，而现在有近600家出版社，还有几千家民营出版公司，那么，我们的出版到底还能说有多大的发展呢？
　　第二，上面说的是“年人均图书拥有量”，是年总印数除以总人口的平均数，如果我们来考虑“年人均购书量”“年人均读书量”，这两个数据会小得更尴尬。据《2011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2011年全国图书年实现营业收入664.4亿元。我们理解这是全部出版社的销售实洋，换算成码洋在1000亿元左右。以2011年每册图书平均定价13.8元计，人均购书在5册左右。但是，在这664.4亿元中，政府采购比如农家书屋、中小学图书装备、高校和社区图书馆馆配等，要超过100亿元。再除去超过60%的教材教辅，年个人购书在1～2本左右。这和“年人均读书量”是匹配的。据2012年5月2日《中国青年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一年平均每人是64本。上海在中国排名第一，只有8本。而中国13亿人口，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书一本都不到”。 考虑到30年来，文盲率大大降低，那么“年均读书量”应该是逐年下降的。从这两个数据可以理解，中国出版为何二三十年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第三，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买书、不喜欢读书呢？首先肯定不是因为穷。原因恐怕可以列出几十条，但最根本的原因我们认为是，现行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读书基因。大家或许都注意到一个现象，近些年，每到6月高考结束、高中毕业，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高中毕业生撕书、烧书，俗称“烧书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一直被认为是一件崇高的事，同时又是一件很有功利价值的事。从“敬惜字纸”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都反映这个传统。为何时至今日，一个学生，受了12年教育，不仅不爱读书、不敬重书，反而恨书、以书为仇呢？还可以补充一点，2010年教育部拟订教师教育标准时，指出中小学教师的3个主要问题，其中第一位的就是“不读书”。
　　第四，我原来以为，学生被教育得与书为仇，主要是因为升学压力太大，后来我的看法有变。近年我去了2次日本，很认真地看了日本的几十家大大小小的书店，我发现以下几个问题：（1）日本书店里看书的人多，付钱买书的人也多，下班时间书店里的人更多；（2）书店里几乎没有教辅书，除新书展示外，占领最好货位、最多货位的是漫画书和“文库本”；（3）地铁里，阅读成风，有手机阅读，但纸本阅读仍然不在少数；（4）日本才1.27亿人，却每年都有狂卖几百万册的畅销书。日本也是一个升学竞争特别激烈的国家，但为什么他们的国民没有被教育搞掉阅读基因呢？为什么他们的教育不仅没有破坏反而壮大了出版市场呢？
　　所以，尽管教育类图书支撑了中国出版的大半壁江山，但教育的弊端却大大压制了出版市场的发展壮大。中国出版要做大做强，恐怕是功夫在诗外。中国教育不改变现状，没有一代代喜爱阅读的国民，即使有再多的人口也不会有健全的图书市场，于是，从根本上说就难有大而且强的中国出版。
　　最后声明一句，说“教育失败”绝非全盘否定现行教育，仅仅是说：一个学生，接受了12年基础教育，有的还进一步接受了本科及以上层级的教育，却没有培养出良好的阅读习惯，从而不能形成全民的良好阅读风尚，无论如何，这是国家教育的失败。谈起教育失败，容易联想起“钱学森之问”，我认为，国家出不了大师和国民不爱阅读，二者有极高度的相关性。中国出版市场上专业出版物和大众出版物的发达与否、发展快慢，将来可以视为中国教育成功与否的一种判断标准。
　　缪宏才，从事出版工作20余年，干过编辑、搞过发行。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