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生产教育与职业教育思想述评】 教育思想大讨论心得

　　摘要：在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把发展生产教育、职业教育作为巩固其政权的一种手段。政府的主导思想，是把生产教育与职业教育视同一体，推动了生产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1949年到台湾后，他反思在大陆教育的失败，还认为“最急需的就是如何复国的精神教育和生产教育，也就是道德教育和职业教育”。
　　关键词：蒋介石；生产教育；职业教育；思想
　　作者简介：彭干梓，湖南农业大学教授。
　　中图分类号：G71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08）01-００６１－０４
　　
　　蒋介石（1887.7-1975.4）于1949年到台湾后，多次反思在大陆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归根结底是“我们国家的教育，从来就未能实现本党的教育政策；更没有树立我们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时至今日，受了这样国破家亡的悲惨教训，我们如果还不能彻底反省认识此次最大失败的主因是教育。而仍以为教育与此次败亡无关，那真是太可悲、可痛了。”{1}蒋介石作出了进一步的分析：
　　自民国成立以来，如果我们对国民道德教育的培养能够有所成就，则我们今日一般国民的民族精神和国家观念何至于这样丧失？再退一步说，暂不谈国民道德教育，只谈我们在智育上，像生产教育、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等，如果都有整个计划，都能齐头并进，那我们也就不致使国家长陷于此一贫弱之境，以至于今日败亡至此。{2}
　　蒋介石认为：教育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学校教育当局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失控，“教育是救亡图存的教育”，“最急需的就是如何反共、如何复国的精神教育和生产教育，也就是道德教育和职业教育”。{3}他明确无误地把职业教育划入智育的范畴，认为这一失败不仅德育，而且是智育，即职业教育，是导致失败的原因。
　　为防止重蹈在大陆失败覆辙，蒋介石特别强调整顿教育，强化对教育的控制；他还强调“在智育上，像生产教育、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等，如果都有整个计划，都能齐头并进，那我们也就不致使国家长陷于此一贫弱之境，以至于今日败亡至此”。且不论蒋介石的分析有多少依据，但他居然把生产教育、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等存在的问题，列为导致败亡的原因之一，却也是值得深思的。
　　蒋介石这一段话不仅表现出对职业教育的重视，还表现出对职业教育概念和功能的了解。职业教育轶属于智育，是蔡元培在民国初年反复表达过的思想{4}。后有人把蔡元培的这种思想视为职业教育“工具论”，如果说职业教育是一种工具，应该是指解决人民就业和挽救国家摆脱贫穷的“工具”，但蒋介石明显是指巩固其政权的工具。本文试图对蒋介石在1927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职业教育思想进行简要述评。
　　
　　一、巩固政权的一种手段
　　
　　蒋介石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应该是一贯的，但他在1927年，在上海发动“4.12”政变后，他立即下令封闭中华职业教育社，通缉所谓“学阀”黄炎培，黄因之被迫亡命，闭门读书三年。同年，在纪念“五四”八周年的大会上，他提出“党化教育”思想，要“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接着，南京政府教育当局制订《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提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是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5}当时，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曾因指责党义教材为“党八股”而遭到国民党中训部训诫；主张“学术自由”、“教育独立”者如马寅初、潘光旦、马叙伦、许德珩、张申府、任鸿隽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监视和打击迫害。
　　在掌握政权后实施教育统制，竭力推行“党化教育”的同时，他也鼓吹教育方针应以“教育生产化”为原则。他说：“最急需的就是如何反共、如何复国的精神教育和生产教育，也就是道德教育和职业教育”{6}。在他看来，生产教育、职业教育并不影响“反共”，而是“治国”的一种工具。上世纪30年代，在当政者的大力支持下，生产教育一跃而为教育的主潮，并逐渐成为一种运动。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陈果夫（1892～1951）{7}在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改革教育方案》，要求十年内（1931-1941年）大专学校暂停文化艺术等科的发展，中学加强基本科学，核心是教育的生产化、实用化，以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其经济功能)。这个方案曾对30年代的教育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8}
　　蒋介石为把生产教育、职业教育作为巩固其政权的一种手段，1934年9月，他训令各省府通知各地普通学校，由行政机关和教育机关按照本地方需要及学生的个性与家庭情况，分别规定教育方针，以注意生产教育为原则，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法，如要求每校须设一学校园，督饬学生自行耕种，各地农作物实地练习，并得依照利用合作社之组织，附设农场或林木场，由教职员率领，学生种植畜牧，历行半工半读，所有收获，除开支及缴充购置或租赁地价外，教员学生均得分配利益，以资鼓励；每校需设一标本室，领导学生采取本地方之人为的与天然的产品，陈列参观；在公民课中添授各种合作社知识；在地理课添授本地方物产及应用改进之方法；在自然课添授农林艺桑、养鸡、养猪、养蜂及各种知识，改进技能；在理化及手工两课添授改进地方工业的方法，并把制成品出售，以资提倡等等。他还提倡勤俭办学，养成学生耐劳习苦、不用校役之风气；要求各地方行政机关及教育机关，按照地方需要，至少须办职业学校一所，务使学校场厂化、学生工徒化、职业社会化。{9}
　　蒋介石要求实施生产教育时要做到下列三项：一是所用教材须分类，就地采取，就他处采取。用科学方法比较长短，教授学生，俾资改进。二是实习时间，须较讲堂时间多一倍，以养成双手万能之技术。三是每一学期中，师生须分组分赴各处一次或二次巡回讲习，实习所得之成绩，实地指导农民或工人，改良作业。蒋介石上述关于教育生产化的指示，成为政府推行生产教育的重要张本。{10}
　　陈果夫阐释蒋介石倡导生产教育的理论依据为“救穷”。他认为“穷”是中国现实的国情之一，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救穷”，就是要提倡生产教育和应用科学，在中级学校广其用，而以大学集其成，以教育来配合民生建设，以树立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纠正传统教育空虚不切实用之弊，打破教育只是为国家养士的旧观念，增加国家社会生产力以应付非常时期的降临。他提出在小学之后设立初级生活学校和高级生活学校，并在这类学校实施生产教育。他说，初级生活学校注意于各地生产环境与惯习之适应，而使学生出校后，即能凭藉其技能在此种单纯之生活环境内，独立自谋生活。高级生活学校则不仅注意于生产环境与惯习之适应，更进一步谋生产环境之改进，其毕业生亦可在较为复杂之生产环境中，出其余力，为他人改善生活。他还积极从事生产教育的实验，以职业学校为主体，令江苏省教育厅于宿迁、宜兴、扬州、苏州、松江等地，配合当地生产事业，设立玻璃、陶瓷、酱菜、糖果、五金等职业学校，使教育与生产紧密结合，培养具有生产技能与意识的人才，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重用职教专家为“政府派”代言人
　　
　　生产教育思潮是五四前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的历史产物。生产教育的提倡者与推行者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群体，包容了众多的社会力量。各派在推行生产教育上有某种共同点，但在具体理论、措施上却各有一套，重要的是其政治倾向也并不完全相同甚或截然相反，反映出他们在教育观念、政治思想上的种种差异。最早提出生产教育的黄炎培，1918年5月在《教育与职业》第6期上发表《职业教育谈》，认为各国的职业教育就是“生产教育”：
　　各国方大致力于战后教育之研究。质言之，则所谓战后教育者，生产教育而已：如何可使土地增加其收获；如何可使人力增加其效能；制造也，如何使之更精；运输也，如何使之更捷。或谋事后弥补疮痍，或谋乘机发展国力。虽地位不同，要其心光、目光凝聚之一点，唯“地”与“人”与“物”、生产能力之增进问题而已。夫欲解决“地”与“人”与“物”、生产能力之增进问题，舍职业教育尚有他道邪？{11}
　　民国初年人们所说的“生产教育”并没有超出职业教育的范围，大体上是把它作为职业教育思潮的一种副潮来理解、来提倡的。{12}蒋介石也往往把生产教育与职业教育视同为一回事，他依靠了一批留学美国和德国的教育专家，其中最得力的有程放天、朱家骅等来推行，经过他们的鼓吹和推行，生产教育思潮流传更广、影响更大。
　　程放天（1899-1967）山西新建人，早年留学美国、加拿大，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历任山西省教育厅长、安徽省教育厅长、安徽省政府主席、浙江大学校长、驻德国大使、四川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教育部长、考试院副院长等职。1932年11月，发表《改革中国学校教育刍议》一文，提出以生产教育为言，被人视为政府派在生产教育上的代表人物，主张对现行教育系统进行全盘改革，实施生产教育和生活教育。他认为，生产落后，经济枯竭，是中国最大的危险。现在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的需要，都要仰给于舶来品。照此下去，人家不必调一兵，不必发一炮，我们也非日趋灭亡不可。他说：
　　尤其危险的，是过去的教育，不但不能增加人民的生产力，反而减少人民的生产能力。本来是个农家子弟，假如他不受教育，长大后还可以做一个胼手胝足的农夫，一受教育，便再也不肯下田耕种。本来是个工人子弟，假如他不受教育，长大后还可以做一个刻苦耐劳的工人，一受教育，便再也不肯动手做工。这种现象到处皆是。所以大学毕业、中学毕业甚至小学毕业的学生，大多数都成为安坐而食的不生产分子。大家都往政界、教育界挤，挤不进去就失业。所以学校毕业生一年多一年，失业的人也一年多一年，社会上不安定的状态也就一年甚于一年。这种教育，非促成亡国不可。{13}
　　有鉴于此，程天放大声疾呼：“我们现在必须以教育的力量挽回这个颓风，以教育的力量增加人民的生产能力”。他希望通过推行生产教育，使原来能生产的，生产能力更强；使原来不能生产的，受教育后，也成为生产分子。程放天把政府经济上的失误归罪于教育，甚至指向失业的学生，这一直是蒋介石政府的观点，也是这个政府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朱家骅（1893-1963），中华民国后期教育首脑人物之一，“三民主义教育”的忠实推行者。曾留学德国，入柏林矿工大学读采矿工程。1917年归国任教北京大学。1918年再度去欧，在瑞士与德国研究地质学，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北京大学聘为地质系教授、德文系主任，为北京大学第一个最年青的教授。1930年秋任中山大学校长，是年11月调中央大学，不久任中英文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长。1932年2月至11月、1944年11月至1948年12月两次出任教育部长，他对德国职业教育的了解，明显有助于民国期间职业教育的发展。如他强调教师的培养，明确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要求注重实习和与社会的联系，在学时的安排上做到均等从。他说：
　　应重于单科专设，不嫌其细而务求其专，使其易臻切实，并注重适应地方需要使其因地制宜。至设立时，应顾到社会需要使能互相应和。办理时就随时与社会各项职业密切连络。内容设备，就注重实习，使与教科均等份量。训练更应严密注意道德培养，团结习惯，公民常识诸事，皆为注重职业教育不可不特加注意者也。{14}
　　他还对专科教育与大学教育的不同进行了论述，认为专科学校主要目的在养成国民在技术上的专门技能，论其程度，“与职业教育之专以养成工徒工头与临工者不同，与大学教育之实科教育专以养成高等技术人才又不同之指导”。专科学校介于二者之间，一方面受高等技术人才的指导，一方面协助高等技术人才指导工头工徒监工。正因为它所培养的是“技术上极重要的实用人才，故在产业发展上处中坚地位”。他主张发展专科学校，但应注重实科，重点放在发展农工等实科。
　　朱家骅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原因，是他看到了德国的职业教育能培养国民的职业技能，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他任职教育部期间，通过了一系列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如1932年12月，国民党第4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关于生产教育的决议，其主要内容有五：一是要求各省市尽量扩充职业学校。私人捐资兴学，劝其设立职业学校。私人办理有成绩的职业学校，由公家予以补助。公私立中学成绩不佳或地方无此需要者，一律改办职业学校。二是要求职业学校注重生产技能教学和劳动习惯的培养，不必规定同样毕业年限，不必分农工商等科，应就地方之需要，注重专科单设。三是职业学校不以收费为原则，使贫寒家庭子弟有入学的机会。四是高级职业学校不仅为书本或理论教学，应注重专门技能训练，并需与实习场所打成一片。五是高级职业学校应由教育部视察各省需要，斟酌缓急，逐渐添设。
　　1932至1934年期间，政府先后公布了《职业学校法》、《职业学校规程》、《职业实习学校规程》、《中小学师范学校规程注意事项》、《各省市推行职业教育之规程》以及各科教学大纲、学时、师资、经费等一系列规定。上述一系列规定，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并标志着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化建设新阶段的到来。据中国教育学会生产教育委员会所著《中国生产教育问题》载，仅江苏一省1932至1934年间，职业学校就由6所增至22所，中学职业科由1933年4所增至1934年11所，私立职业学校由1930年4所增至1934年的14所。{15}
　　
　　三、政府主导的生产教育、职业教育
　　
　　生产教育作为一种运动和思潮，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蓬勃兴起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它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的历史产物，特别是政府的主导，政府部门把生产教育与职业教育视同一体，推动了生产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1928年南京政府制定了“戊辰学制”，教育政策明显进一步向职业教育倾斜。1930年4月，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改进全国教育方针案》称：“在各级各类的教育内，都应注重科学实验，培养生产能力，养成职业技能”。同月，教育部训令全国从本年度起，限制设立普通中学，增设职业学校；在普通中学中添设职业科或职业科目；县立初中应附设或改设乡村师范及职业科。5月，国民会议通过的生产教育决议案中，规定“尽量增设职业学校及各种补习学校。职业教育之制度科目，应使富有弹性，并接近固有之经济状况。私人筹设职业学校者，国家应予以奖励之”。6月，行政院公布国民会议议决的《教育实施趋向案》，认定中国大祸唯贫与乱，针对此二大祸所应施行的教育，一为民族复兴教育，二为生产教育。
　　与此同时，一批专家学者大量发表文章。1931年9月，《中华教育界》出版《中国教育出路问题专号》，全期13篇论文都间接直接指出现行教育不适应社会经济状况，主张以生产教育为今后中国教育的出路。其中主张最力者，乃陶行知、舒新城等。此后，讨论生产教育的文字，充斥各大报刊版面。《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大公报》等都为生产教育问题出特辑，专家学者对于生产教育的理论及实施原则，阐述相当详尽，其中具有系统思想而自成一派者有职业教育、生活教育、民生教育和政府等四大派。各地学校莫不以实施生产教育相标榜，此行彼效，盛极一时。
　　应该看到，生产教育对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中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但这一时期有关职业教育的立法与1922年“壬戌学制”的指导原则“七项标准”比较，删去了“谋个性之发展”，这与政府的思想倾向有直接的关系。
　　蒋介石按蔡元培的思想，把职业教育列入智育的范畴，但明显违背了蔡元培民主主义政治立场、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和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目标，以及在教育实践中，所坚持的“尚自然”、“展个性”的原则。蔡元培始终宣称“教育超轶于政治”或“教育独立于政治”。{16}蒋介石视教育为其附庸和工具，他坚持反民主的政治立场，恰恰是在大陆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仍然应该注意到上世纪60年代，蒋介石在台湾提出的基础教育目标：“发展青年身心，陶融公民道德，灌输民族文化，培育科学精神，实施职业陶冶，充实生活技能，以奠定其学习专业技能或继续升学之基础，并养成中拥爱国之健全国民”。{17}他要求中学教育以职业教育为主，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育，在台湾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职技教育体系，使劳动力素质得以提升，并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
　　
　　注释：
　　{1}蒋介石.教育与革命建国的关系.见孙邦正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13-14.
　　{2}同上.
　　{3}蒋介石.改造教育与变化气质.1951年，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台北：中正出版社,2176.
　　{4}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年4月，蔡元培全集卷2.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9―10.
　　{5}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68.
　　{6}蒋介石.改造教育与变化气质.1951年，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台北：中正出版社,2176.
　　{7}陈果夫，国民党政治家。上世纪20年代末曾与吴敬恒、张静江等提出对共产党弹劾案，遂有“清党”之举。1928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
　　{8}王炳照.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卷7.199-200.
　　{9}任时先.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429-431.
　　 {10}蒋委员长提倡生产教育.1934年9月时事月报.第11卷第3期.
　　{11}田正平、李笑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22.
　　{12}董宝良、陈桂生、熊贤君.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卷7.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195.
　　{13}程天放.改革中国学校教育刍议.中华教育界第20卷第5期，1932年11月.
　　{14}朱家骅.抗战教育与学术，台北：革命文献，第53辑，112.
　　{15}中国教育学会生产教育委员会.中国生产教育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80.
　　{16}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教育独立议（1922）.蔡元培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卷2第９页；卷4第５８５页.
　　{17}陈进金.战后教育政策之形成―以“九年国民教育政策”为例.台北：史���，史�偶拾，2003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