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同志们》的故事:同志们你们快来呀听我把故事讲

　　作家、藏书家叶灵凤先生抗战初期离开上海时,留下了1万余册书,后来全都失散。多年之后言及当年藏书,他说:“每一本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本都有我的青春岁月。”我有一本邵燕祥先生的诗集《给同志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3月出版。同年6月友人买来寄赠给我,屈指算来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这本书也有一段值得一说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中国诗坛上新星璀璨:闻捷、公刘、雁翼、梁上泉、白桦、邵燕祥……一个个闪光的名字让正是诗的年华的中学生眼红。当时的燕祥最年轻,也最活跃。1955年,他也不过二十挂零,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地上,在长江江心的钻探船上,都有他奔波的身影,充满豪情地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放声歌唱。他的诗作《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我们爱我们的土地》《有一天我们会想起》是学校朗诵会上常选的名篇。“我们从来不懂得空虚和颓丧,我们将来也不会后悔、悲伤,我们决心永远对得起,我们的每一寸青春的时光。”喷涌着激情的滚烫的诗句,我们熟读成诵。
　　1957年,邵燕祥成了“右派”。突变的风云,让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惊诧莫名。
　　二十一年以后,1978年,我在这年第十期《长江文艺》上读到他的长诗《在书架前面》。
　　久违了,燕祥。看到他的名字,欣喜如重逢故友。他的诗,又引起我强烈的共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几乎人人都有一段与书有关的惨痛经历。这样的遭遇,何止邵燕祥一人?记得读完诗后的整整一天我都处于亢奋状态,晚上一气呵成地完成了同题长诗,副题是“和邵燕祥”。我将诗寄给了《长江文艺》,像是石沉大海。这件事也就不再想它了。
　　一天,突然收到邵燕祥先生的信,才知道《长江文艺》将我的诗转给了他。
　　诗的底稿早已丢失。幸亏燕祥先生将它全部录入他的《〈在书架前面〉的回响》,而文章又收入他的《晨昏随笔》(三联书店1985年出版),才得以白纸黑字地留存。
　　邵先生在文中说:诗发表后不久,“我收到编辑部转给我的一首同题和诗,新诗唱和赠答还是少见的吧”。“当时刚刚冲破‘四人帮’的文化禁锢和文化灭绝,特别是刚刚经过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人们对政治生活和文化艺术的一些共同感受,被我的这位素不相识的朋友真实地表达出来。”
　　燕祥先生的话自然是过誉之词。三十年后的今天重读拙作,真是感慨良多。
　　我看到感情之真:“深秋的夜晚,静静地读着你的诗,/过往的回忆,撩动我深切的思念……/多么相似啊,你的书架和我的书架,/小小书架,折射出大地的风云变幻。”“这一天,我拂去层层蛛网,厚厚尘埃,/书架啊,又增添了多采的容颜。/喑哑的喉咙又开始激情的欢唱,/于是,写下这首小诗,用我笨拙的语言。”
　　更看到思想之浅:“秋风送上我的诗,我的问候,我的祝愿:/放开歌喉吧,为新长征写新的诗篇。”“未来,/四个现代化的未来啊,/花更繁,叶更茂,果实更甜!”“秋霜自然会爬上你我的双鬓,但心头充满着万千个喜欢……”
　　彼时坚冰初融,乍暖还寒。自觉经过“**”历练,长了见识,思想不至于还沉浸在昨夜的黑暗之中,但终归把一切看得过于简单,不会想到拖着历史的古老的阴影举步之难。今天,人届古稀,更觉当年的幼稚和肤浅。
　　2002年2月,燕祥夫妇到郑州曾枉驾寒舍小坐。我拿出《给同志们》,请他题几个字。先生稍作思索,就在扉页上道:
　　
　　薄薄一册小诗,曾经沟通两个年轻人的心灵。老来一切均成纪念。连同书中那配合反胡风的“抛石头”之作,也成为作者人格萎缩和政治波谲浪诡的历史证明。幸而彼此书架上都有了不少的新书和好书,也就宽容它暂时厕身其间吧。
　　
　　文中说“配合反胡风的‘抛石头’之作”,指诗集中批判胡风的几首诗。燕祥先生后来曾沉痛地说,那是“循着‘按语’的思路,把胡风、梅志夫妇和被派遣为‘小集团’的骨干们,坐实为从事阴谋勾当的形象,极尽丑化之所事”。燕祥待人宽厚而律己甚严,他曾多次向自己这些诗作刺伤的先生道歉,这里的自责则更为严苛。
　　《给同志们》的故事还有一个“尾声”,要作交代。
　　送给我书的友人杨林,是高我三个年级的学长,少年时的画友,武汉中南美专雕塑系的高材生,颇得校长胡一川的赏识。他的作品《方志敏》《枪声远去》,屡获奖项。
　　1957年,当邵燕祥充满政治痴情在武汉采访时,远在北京他的单位的领导们却已经开始罗织他的材料,张开了构陷的网。
　　与此同时,即将毕业的贫农子弟杨林响应号召,参加“鸣放”,也因为对民主、自由提出的十八个问题,同样陷入了“阳谋”的旋涡。
　　责编:思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