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区制管理模式 [学科性公司制：一种崭新的管理模式]

　　教育部部长周济对学科性公司制有一个评价:“这事虽然有争议,但无论如何中南大学把事情做成了。说不好的人自己拿点成果出来行不行。” 　　 　　在“中南大学科技型企业一览表”上,详细罗列着从2000年1月至今注册的43家企业,其法人代表和技术负责人都是些耳熟能详的院士和专家的名字:黄伯云、何继善、夏家辉、钟掘……
　　“这不包括这些年自生自灭或者跑出去另立山头的。”主管此项工作的中南大学科技处副处长唐新孝说,这些企业都是依托学校的重点或特色学科而建的,43家公司总注册资本达7亿,今年销售额已经超过10个亿,还先后承担了国家和省部级重大支持计划近50项,接受了3000多名博士、硕士和本科生的实习实验,而这一切,学校没掏一分钱,只是院士和教授们的技术类无形资产作价1.4个多亿投入公司。
　　纵观全国高校,每年通过鉴定的科技成果何止千万?为什么中南大学的成果、中南大学的教授们就能将其投入办公司并产生效益,回报社会?
　　
　　这一切得益于一种崭新的管理模式――学科性公司制的创立。
　　教育部部长周济对这一颇有争议的制度有一个评价:“这事虽然有争议,但无论如何中南大学把事情做成了。说不好的人自己拿点成果出来行不行。”
　　
　　三个最大流失
　　
　　“这项制度的出台,曾经在学校引起一场大讨论,可以说不亚于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唐新孝说。
　　1999年,中南大学李星海教授要将自己的一项科技成果拿出来,作价折成股份与一企业合作办公司。这种形式合适吗?成果作价的股份归谁所有?职务发明成果所得的股份能否个人拥有?对这样的一系列问题,学校主管部门科技处也不知该如何作答。
　　此前学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大多是这样两种形式:一是学校自办科技开发公司,法人代表是学校,学校诸多成果公司可以利用;二是教授们自己与企业谈技术转让,企业一般会与技术持有人签下能分得“纯利的百分之几”的转让合同。
　　实践证明,这两种形式弊端都非常明显。李星海教授将成果作成股份,与人合股,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种办法当然好,关键问题是股份归谁。
　　个人是否可以持股,这在当时引起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在这个争论过程中,最后在学校形成了一个关于“三个最大流失”的共识:科技人员无研究开发积极性是学校国有人力资源的最大流失；科技成果不能有效转化是学校国有无形资产的最大流失；科研实验设备不能充分利用是学校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
　　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有言:“我当时坚持,如果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也就意味着我们科教兴国战略中的主体――科研人员无法代表先进生产力。科研成果只有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生产力,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科研人员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
　　“三个最大流失”的认识统一,为个人持股及比例的大幅提高打开了大门,彻底解除了学校科技管理人员和教职员工的思想束缚,为学校加强成果转化以及“学科性公司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两个70%
　　
　　个人可以持股,那么多少比例合适?恰在这个时候,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个文件,规定科研人员技术入股个人可得其中的不低于20%的比例,没有规定最高额度是多少。当时的学校有关人员提了三个方案:60%、70%和80%。后来考虑方方面面的意见,2000年3月,中南大学出台了《关于落实国家以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政策的实施办法》,第二年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这个“办法”的中心内容就是现在流传较广的“两个70%”:将技术成果入股所获股份的70%分配给有关科技人员；将非政府计划项目结余经费出资入股所获股份的70%分配给有关科技人员。
　　这项制度通过学校技术成果入股和科技人员个人持股,以产权形式物化了学校的无形资产并增加了学校对社会的贡献,以法律的形式固定和保护了科技人员因个人贡献而应得的利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被称为中南大学高新技术产业化模式,其实质内容是“学科性公司制”。
　　中南大学创立的“学科性公司制”有两个特征:其一,这些学科性公司的股本由学校的技术成果无形资产和少量科研课题结余经费加社会资本组合而成,现在前者占总资本的24%左右,这一部分中90%以上是学校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无形资本。这样,知识就成为一种有可比价值的财富,可以在社会上进行原始的以物易物的等价交换。其二,在管理方式上,学校的教授们一般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技术总监等职务,负责技术指导、组织研发等工作;由社会投资方指派或双方共同聘请专人担任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生产组织、市场营销及日常事务等工作。
　　
　　院士群体带头推动产业化
　　
　　中南大学“学科性公司制”的经验,有一点最值得重视,即自始至终,学校强调的是学科,是要发挥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的作用,是要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
　　中南大学自2000年4月由原中南工业大学、湖南医科大学、长沙铁道学院合并组建以来,国家重点学科由7个增加到17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由5个增加到26个。中南大学可谓人才济济,有包括15位两院院士和400多名博导在内的高精尖人才队伍。唐新孝说,办学科性公司,主要就是要依靠这些重点学科和学科带头人。
　　目前在册的43家学科性公司,主要涉及的领域是材料、机电、资源生物、生物医药、冶金等,而这些,都是学校的重点学科。“我统计了一下,学校17个重点学科,其中13个背后都办有一个或若干个公司。”唐新孝说,这些公司的法人代表或技术负责人,几乎全是博导,其中8家公司是院士领衔。
　　由校长黄伯云院士率领的团队办起了4家学科性公司,其中2004年开始建设的湖南博云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1.5个亿,第二年建成投产后产值就达到2个亿。现在,该公司已经初步构建起湖南省的飞机、汽车、火车制动材料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成为湖南省迈向国际舞台的希望之星。此外,钟掘院士将铝加工方面的科技成果作价并利用非政府计划结余经费,入股国内几家大型铝加工企业,创建了长沙神润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企业化运作加快了工业铸轧机组的设计、制造、集成和推广。夏家辉院士领衔与湖南高科技创业投资公司等企业联合组建了湖南家辉基因技术有限公司,以现代企业形式组织开发基因工程技术及产品。何继善院士则以200万元技术资产及投资伙伴的600万元现金资产注册成立了湖南继善物理探测高科技有限公司。
　　在院士们的带领下,一批以博导、教授、骨干教师、研究生等组成的学科团队,依托自身学科优势,掀起了学校创业的热潮,推动了学科性公司制的快速发展。2006年,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成为该校第一个上市的学科性公司。2007年又有3-4家学科性公司计划改制上市。
　　
　　宽松政策推动学科性公司发展
　　
　　学校在推行“学科性公司制”中扮演了开明的角色:管理上不干涉内政,回报上讲求社会效益和促进学科发展,“放水养鱼”,做好服务。所以这些年不管公司发展多么快,赚了多少钱,学校只认服务,只认促进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公司赚了钱,所得利润用于再发展;教授在公司兼职,只要教学工作量同时完成,工资奖金两边拿;公司出了问题,学校就帮着服务――如此宽松政策,公司发展何愁?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大型实业企业看好中南大学的智力和技术资源,与学校合作开展成果产业化工作,如西部矿业、兵器集团、湖南高创投等企业分别与学校组建了科技型企业。此外,岳麓区政府决定启动望城坡工业园的开发建设工作,规划面积18平方公里,将与中南大学共建高科技园区。
　　公司制,一种现代企业制度,作为舶来品,它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资本的集中化、推动经营运作的社会化,是现代产权经济的最高企业组织形式。中南大学创立的“学科性公司制”,希望借用现代产权经济的制度加强学科自我发展能力的尝试,是对建立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学科技管理新模式的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