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话 .mobi【论对话】

　　这里谈的不是外交辞令中的“对话”，也不是谈判桌上的“对话”，而是思想政治工作中一种新颖有效的方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这个变革触及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承受过多的变化之后，人们的行为准则、心理定式、价值取向必然受到冲击，产生振荡。由于年龄、经历、文化、社会地位乃至利益的差异，不同的人们对改革与开放、形势与政策、理想与现实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认识，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迫切希望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人们渴望对话，渴望听到和看到精采的对话。
　　和青年对话就是和时代对话
　　最近几年，由于工作需要，我先后在科研院所、政府机关、大型企业、部队基地、高等院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职业使我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青年。
　　1983年，我在一大厂任党委书记。一批大学生到厂里搞调查，调查结束时他们提出要考察一下党委书记的素质。他们给我提了200多个问题，并“约法三章”：第一，不听定调的政治灌输；第二，必须讲真话；第三，要求当场提问当场答。对此，我也提了三条要求：第一，我是做实际工作的，水平有限，满足不了的地方，请谅解；第二，我这个人从来都是讲真话的，但我不要求你们都相信它是真话，因为你们当中肯定有人不相信；第三，当场提问当场答，你们会有失言，我也会有失言，不要抓住一点无限上纲。讨论中要有一个良好的相互信任的气氛。对我的提议，大学生们热烈鼓掌，表示同意。从此以后，我就按照这几条原则同青年“对话”。几年来，我同青年朋友面对面地“对话”200多次，青年们给我写了4000多封信，向我提出7000多个问题。几年的“对话”实践使我深切体会到，青年是社会上最敏感的一部分人，是时代的晴雨表。社会上任何微小的变化，在青年中都会引起不同的思索，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探讨解决的办法。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使命之一，就是对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心理现象作出及时分析，并妥善处理，避免对改革产生逆反心理，从而达到个人、集体、社会的心理和谐。我们同青年对话，实质上就是同时代对话，回答青年提出的问题，就是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了解青年所思、所想、所求，也就扣住了时代的脉搏。
　　“对话”中要承担多种角色
　　一次“对话”，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态度，自己的立场。他们各自把“对话”者放在不同的位置上。给我来信的青年中，求教探讨者有之，友善幽默者有之，挑剔刁难者亦有之。我将青年提问题的出发点分为四大类：问问你，考考你，求求你，将将你。
　　所谓问问你，就是家庭、单位、社会在变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引起青年的思考，他们一时理不清头绪，放在心里憋得慌，遇到长者、能人、领导，就要提出来请你解释回答。比如，邓小平提出理想教育，他们就问：为什么有些青年对理想信念不感兴趣呢？我是这样回答的：因为“四人帮”搞假共产主义，欺骗和愚弄了人民群众，所以现在有些青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有些地方分房比建房难，小孩入托比老子入党难，帮老婆调工作比找老婆难，你如何解释？我回答：现实的难，可能比你们提的还要多，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想，手中有权解决这些难的人如果也有这么多难，这些难可能解决得快些。1985年“5.19”北京足球事件后，有青年问我，你对曾雪麟教练辞职怎样评价？我的回答是，一个强者，既应在需要时激流勇进，也应懂得适当时激流勇退的道理，曾雪麟在力不从心时毅然辞职，体现了改革时代的精神，我为曾雪麟的辞职叫好！
　　所谓考考你，就是青年对给他们作报告的人都持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别人吹出的人物，总要自己亲自试一试，看看你的水平有多高，看你是不是打官腔。如果你的回答使他们满意了，他们就对你信服佩服了。在一次与青年的对话中，有人当场问我：你与步鑫生，谁的贡献大？我回答：步鑫生是著名改革家，我是一个普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贡献不等，但目标是一个。他们接着问：步鑫生5分钟就能决定处理一个工人，你5个月才能转化一个人，你对此有何感想？我回答说，现代企业管理有四种手段：行政、法制、经济、教育。我主张综合运用，步鑫生5分钟能处理一个人，我5个月转化一个人，如果两者结合，就显得我们的企业管理完善而有生机。
　　所谓求求你，就是青年的要求与意见没被领导接受，他们希望借名人或报告人之口说出支持他们的话，以作为迫使领导收回原来决定的武器。这样提的问题，有求求你的性质，如果你的回答与他们的想法一致，他们的反响最强烈，甚至站起来高呼。譬如，一些爱跳舞的青年问：“你对迪斯科怎么看？”我说，迪斯科有强烈的节奏，无固定规范，跳起来可以自由发挥，很能体现青年朝气蓬勃的劲头，有时代感。一些不爱跳舞的青年又问我；单位规定限期扫除舞盲，消灭死角妥当吗？我回答：允许人们成为舞林高手，也允许人们甘当舞盲。
　　最后，所谓将将你，是极个别青年朋友，对思想政治工作有成见，有一种反感情绪，对政治报告厌恶，有时来听报告专门找茬，挖苦讽刺出难题，让你回答。对此，我仍然以诚相待。有一次我给大学生作报告，接到一个条子，上面写了几个问题，并且将我的军说，你敢当众回答吗？条上的一个问题是，“政治部政治部，不如我们，小卖部，你们不卖油不卖醋，玩笔弄墨搞干部，今天喊打倒，明天喊拥护，一夜就转一百八十度。这是不是你们思想政治工作的真实写照？”我当众回答：“四人帮”时期确有如此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大大改变，今天还在改变之中。当然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不能迁就忍让，一味迎合，对一些错误的思想，一些涉及原则问题的错误观点，一定要理直气壮地提出批评。
　　“对话”引起的一些观念突破
　　“对话”，由于它自身具备的时代性、真实性、群众性、知识性等特点，的确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好方法之一，是对我们某些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观念的突破。
　　首先是新时期民主观念的突破。“对话”易于创造一种自觉自愿的反思气氛，大家追求的不是谁胜谁负，而是真理。所以，“对话”很能体现民主、自由、平等精神。高度民主既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又是我们的手段，这种民主关系在“对话”中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领导者要与群众对话，你就要了解群众，你就要与群众平等相处，你就要有宽容的大将风度，你就要在平时的工作言行中以身作则；否则，“对话”就无法进行。各级领导都深入基层与群众“对话”，并接受群众监督，是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整治官僚主义顽症的一剂良药。这样做，我们的民主生活就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其次是现代教育中疏导观念的突破。过去的思想政治工作，疏导是单方向的，往往是领导讲群众听，群众必须遵循领导规定的轨道，而事实上，领导不一定百分之百正确，被领导者也不是全无真理。而“对话”有问有答，问中有疏，答中有导，你来我往，可以互相倾听和思考对方的意见，体现了现代教育双向疏导的特点。现在的青年自称是“全频道”、“立体化”、“多功能”，这就要求我们的思想工作者也必须具有“全频道”、“立体化”、“多功能”的本领，才能与他们匹配，发出共鸣。否则，还是老面孔、老一套，你就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第三是思想政治工作时效观念的突破。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不仅是方法问题，也是世界观问题。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不在于谈话上百次，家访几十次，大型报告多少次，停产学习多长时间……而要看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在现代化的工作节奏中，不能随便占用工作时间找人谈话，更不允许停产做思想工作。而“对话”这种灵活的形式却不太受限制，人数可多可少，时间可长可短，地方可大可小，只要沟通了双方的思想，促使他们沿着正确方面去思考议论，就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中国的孔夫子与他的学生对话，由其弟子及后人汇编成一部《论语》，共500多句问答，1万多字，在中国流传2000多年，家喻户晓；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歌德的谈话录、马克思和他女儿们的对话都在世界广为流传，成为人类宝贵的精神遗产。这说明从古至今，人们都喜欢“对话”这种形式。我们为什么不能请有阅历的革命前辈、各级领导和理论家、思想家都来回答青年提出的问题，同青年对话呢？我们应当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编纂一部饱含“真、善、美”的新《论语》，它不仅指导青年们的行动，同时也能净化语言，成为我们民族历史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