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李四,后面还有谁【张三李四如是说】

　　易中天（学者）：汉武帝以后为什么中国再也出不了超越诸子的思想家，再也出不了能够影响世界文化的思想呢？因为独尊儒术。就算儒家思想百分之百正确，也不能独尊。思想是要思要想，你独尊一种思想就是不准人家思想，不准人家思想还能有思想吗？
　　许小年（经济学家）:1、奶粉关税保护民族工业，不保护民族。2、大事，大人之事；小事，小民之事；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是“集中力量办小事”。3、市场是创新的摇篮，官僚体制是创新的坟墓。4、百姓不为官做主，有如一筐烂红薯。
　　许倬云（台湾历史学家）：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拼命赚钱，精神生活空虚，不知道为什么活，也不知道应该共同遵守的标准和尺度在哪里。“钱”对社会集体安全感的侵袭和破坏，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比经济衰退更棘手的危机——精神硬着陆。
　　梁晓声（作家）：现在有3个中国。一个是数字中国，也就是官方说法里的中国：高速、高铁、高楼、GDP、国家实力、外汇储备、富豪榜；一个是网络中国，很多人都不快乐，郁闷、愤怒、骂娘，嚷着“撕毁一切”；另一个是身边的中国，也就是每个人每天过的日子，相比从前，确实是好些了。
　　钱文忠（复旦教授）：如果社会文化、文明、道德水平持续降低，盖再多的高楼、建设再现代化的都市都没有用。只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进入一流的大学，国家才能越来越有希望。
　　巴曙松（经济学家）：人生三境界：一看远，看远才能览物于胸。只看眼前美景，难见山外之山；困于蝇头小利，难睹天外之天。二看透，天下熙熙，皆为何来；天下攘攘，皆为何往？阅透人情知纸厚，踏穿世路觉山平。三看淡，看淡非无所作为，而是平和坦然。年青时看远，中年时看透，年老时看淡。
　　叶一舵（心理学家）：很多家庭背景好、父母文化程度高的孩子，青春期逆反心理更严重；而一些父母文化水平不高的家庭，孩子往往没有逆反心理。这可能是因为在前一种家庭里，孩子往往没有话语权，父母地位高、见多识广，觉得自己说什么都是对的，很难做到民主。而在后一种家庭里，父母因为没什么文化，读过一些书的孩子有时就成了父母的“老师”，父母遇事都会请教孩子。如果孩子念了当地比较好的学校，或者上了大学，他还会变成家里的主心骨，有很多话语权。
　　吴祚来（学者）：道德领域的事情，应该由教育、宗教与公益组织去倡导，文明国家的政府，只要尽心做自己公职，政府官员不合适做道德号召。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
　　许小年（经济学家）：收入分配的恶化是不争的事实，政策和舆论的关注几乎都在二次分配上，其实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均才是主要原因。城乡差别、垄断和竞争行业的差别、国有和民营的差别、官商勾结和守法经营的差别、权贵寻租和工薪阶层的差别，都与权力和体制决定的资源、市场占有相关。仅看结果而不追究源头，无法解决问题。
　　杨东平（学者）：整个家庭教育被应试教育**，家长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况，家庭教育被挤压到几乎荡然无存的地步。
　　蔡奇（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禁书大致分政治性与道德性两类，最终以维护统治集团利益为标准。而大凡禁书，只要属于有价值的，未必禁得了，最终都由坊间保存下来。因此，读者的判断力比禁书重要，读书当无禁。
　　龙应台（作家）：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
　　王开岭(央视新闻评论部栏目指导)：从三鹿到双汇，从奶粉到毒粮，从疫苗到胶囊……这个民族若还想有明天，该有一场生存保卫战了！出了事，找个替罪羊匆匆埋了，息事宁人等于自掘坟墓。一方面，政府职能的失察成本、渎职成本微乎其微、近乎为零，另一方面，地方包庇、权力寻租、保护伞收益的诱惑大得惊人，监管和执法动力从何而来？
　　吴敬琏（经济学家）：回顾1990年代初期，那时我们太天真了，以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政府就会自动退出，就可以很平滑地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不知道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如果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就会相应产生一个寻租空间。你要政府退出它应该退出的领域，就触及到许多官员的利益了。
　　王克勤（媒体人）：何为真记者？何为假记者？何为黑记者？中国70万新闻从业者均被称记者，而持记者证者仅十多万。有人说，有证者才是真记者，此谬误。讲真话的新闻从业者，即真记者；讲假话的新闻从业者，即假记者，不管你是人民日报的还是CCTV的甚至是新华社的；凭记者身份，以报道名义违法犯罪者，即黑记者。
　　俞敏洪（新东方学校创始人）：在家庭教育中，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给孩子太大的压力，给孩子带来焦虑和恐惧，让孩子不再喜欢学习；一种是不给孩子任何挑战的机会，什么都为孩子准备好，让孩子缺乏成就感。最好的教育应当是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提供既有挑战性又能让孩子有成就感，带有一定的压力同时又能从压力下解放出来的教育。
　　陈丹青（画家）：要学好，顶管用的办法，一是老老实实读好书，一是老掉牙的话，就是受得了委屈，吃得起苦。
　　张泉灵（央视主持人）：我觉得咱该在美国投放一个新的宣传片，主角由春运火车里的人群、城市蚁族大学毕业生、南方流水线上的农民工、西部缺水地区的农民……构成。不然美国人恐怕真以为那些钱是到美国签大单的、在海边买豪宅的、在LV店前排队的中国人借给他们的。
　　马光远（学者）：如果一个行业的老总常年和会虫一样到处乱窜，抛头露面，微博达人，论坛常客，亚布力胡侃，人生导师，你会相信这个行业真的陷入困境了？你见过哪个干得非常辛苦的企业老总每天有心思抄名人名言，有心思到处胡侃？你见过哪个利润微薄的行业的老总整天炫耀自己读书？日子太好了，才像个二流子。
　　赵普（央视主持人）：昨天在琉璃厂，看见一位女士跺脚搓手打不到车，我靠过去说愿意捎她，她不敢相信，可还是上了车。下车时她一再说谢谢，要我说得谢谢她，谢谢她把信任交给我这陌生人。她说昨天还在咒骂城市的冷漠，今天就遇到顺风车，恍惚得不知说什么好。反复要我签名，说要留个证明，免得别人怀疑她白天说梦话。
　　李桂文（媒体人）：编制为什么这样红？中国人原先被放在“单位”里，现在改革了，被放到“编制”里。只要是公家的人，都要进入各种不同的编制。进编制的好处多，没编制的是临时工。这就是为什么考一个县的事业编制，还要交5到8万“赞助费”，也有人愿意交。
　　王利芬（央视原主持人）：当看到我们的名教授、名作家、名医生、名演员、名企业家、名文化人等名流们在官员面前自觉谦卑并唯恐得罪时的表情时，悲哀从心中会漫延到全身，这是透心的入骨的悲哀。不知这是出于本能还是无奈？因为他们本可以不需要这样。
　　【汪杰、余娟荐自《人民论坛》《新京报》《羊城晚报》2012年5月/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