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ppt课件 [新文化运动后期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探究]

　　摘 要：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势力间进行了三次论战，其中第二次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论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运动之目标、中国的阶级状况、中国的前途等方面。本次论战中，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诸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阐述，有着极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当代中国反对资产阶级思潮泛滥、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后期；社会主义；论战
　　中图分类号：D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8/09-0026-04
　　作者简介：许益新（1989- ），男，江苏南京人，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党史。
　　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并日益成为主导。在此期间，反马克思主义势力先后对马克思主义发动了三次进攻，由此便爆发了李大钊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陈独秀、李达等人和梁启超、张东荪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和陈独秀、李达同区声白、黄凌霜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经过这三次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伪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从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初步理论准备。本文将重点介绍在此期间的第二次论战，即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一、双方论战的几个焦点
　　1.社会主义运动之目标是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梁启超将欧美等国发生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因解释为“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1］。在他看来，欧美工人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经济待遇，而非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解释将社会主义运动给庸俗化了。与此针锋相对的是，李达指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就在于把资本主义这个“以自由竞争及私有财产为根本的社会组织永远除去”，从而“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2］62。陈独秀则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动机就是“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3］87。社会主义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是论战双方的根本分歧所在。
　　2.关于中国阶级状况的争论
　　尽管双方都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是劳动阶级，但各自对劳动阶级的划分标准是不一样的。梁启超认为，唯独有职业的人才可称为劳动阶级，而无职业的人则属于游民之列。因为“全国人民什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1］，所以他得出了在中国几乎没有劳动阶级的结论。而在李达看来，无业游民是失业的劳动者。他指出，在中国“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2］66-67。接着，梁启超给出了怎样才能产生劳动阶级这个社会主义运动主体的方法，指出“劳动阶级之发生，恒必与资本阶级相缘”［1］。也就是说，要等到先出现资产阶级后才能出现劳动阶级。张东荪也认为，应该“造成一个绅商阶级同时造成一个劳动阶级”［4］。对此，李达指出，照梁启超等人的说法，中国若无劳动阶级，那自然就应没有资本阶级，即中国可以算为一个无阶级的国家了。他反问道：“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实现消除资产阶级的国家，中国既无阶级，又何须制造阶级？”［2］67他还指出，说中国没有阶级区别的人是“不懂社会主义的”［2］47。梁、张等人不承认中国有阶级区别，是为了对各阶级间本来就存在着的矛盾进行歪曲。在张东荪看来，工人受苦“直接受自资本家的很少，而通统是受自工头的”，除此之外，工头还要为工人的道德水平堕落负责，所以“不能十二分苛责资本家”。他还认为，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的痛苦和废不废除地主没有关系，要怪只能怪“天灾兵祸”［4］；农民因为没有文化，所以无法应对天灾，而兵祸对农业的破坏比大工业所造成的自然经济解体要大的多。这就在相当程度上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入侵洗脱了嫌疑。对此，李达提出了质疑，他指出，佃户和地主间的阶级对立，是自古就有的。“田主每日毫不劳力，专门掠取佃户劳力所得的结果，度最奢侈的生活。佃户无论如何含辛茹苦的劳动，他们的命运总是铸定的”［2］47。陈独秀也反问道：“若说中国贫困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非仅由资本家压榨……既然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那通商口岸与都会少数人过的‘人的生活’并且是‘奢华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当真他们的命运比多数得不着人的生活的好些吗？”［5］208-209蔡和森根据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切身体会，论述了中国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交通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西方工业国文明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常常可以掠夺一殖民地或势力地带以和缓他本国‘剩余生产’‘剩余劳动’的两种恐慌”［6］。梁、张等人通过无限放大中国劳动阶级的自身缺点来论证代表劳动阶级的政党和真正劳动者的国家都不可能出现。他们断言，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社会革命不是真正的劳农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而是“在已过的许多内乱上再添一个内乱罢了”。一句话，中国的劳动阶级没有资格“用狄克推多制贯彻劳农主义”［4］。李达对此提出了反驳，他指出：“有人说中国劳农程度低不配专政，我要问中国劳农底智识人格比徐世昌梁启超还低几何？”［2］774并指出：“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2］47
　　3.中国应不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本次论战的直接导火索，同时也是核心。双方对中国应该走哪条道路来发展自己的观点可谓泾渭分明。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从实用主义、庸俗生产力论的角度出发，虽然表面上赞同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前提是通过先走完资本主义道路来为发展社会主义准备条件。而陈独秀和李达则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度，论证了发展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条件并不一定在性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在梁启超看来，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前提是“有许多现成之生产机关”，但在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他虽然也承认，走资本主义道路劳资纠纷会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却又说这固然“极可厌憎”，但又“极可欢迎”，因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能够抵御列强的经济入侵的。张东荪更是认为，中国有四种病，即“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外力病”。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依靠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式的实业制度。在他看来，“中国的实业，不论中国自己开发与否，外国总是要求大开发而特开发的”，开发中国的障碍是军阀，列强会帮助中国的实业家即资本家去扫除这个障碍的。实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解决就业的问题，也就能够收到“增加生产力救不得食不得衣的人”的效果，在此情况之下，“才有讲教育的余地”［4］。这样一来，他所讲的中国的那四种病一下子就解决了三种，至于怎么解决“外力病”即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政治文化入侵，他只字未提。这充分暴露了他不敢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之所以希望由帝国主义列强来“共管”中国对抗“赤化”了。他声称：“若没有共管一层，绅商阶级是不会勃兴的。”［7］总之，发展实业的方式只能是资本主义式的，而且离开了资本家，实业就发展不起来。他还说，立刻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违背“马克思之经济进化论”的，“似乎太越阶了”，而“资本主义的企业的发达终是利在目前而害在将来”［4］。对于上述观点，陈独秀、李达一一进行了批驳。陈独秀认为，发展实业固然是对的，开发实业需要资本、需要资本集中也是对的，“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5］209。资本和资本家不是一回事，所以开发实业不一定非要牵涉到资本家和资本主义。而且，就算中国搞了资本主义，中国资本家开办的企业也根本不是外国资本家开办企业的竞争对手，等待他们的只会是经营破产的悲惨命运。因为“按诸产业竞争的原理，手工业遇着机器工业必然要失败的，小规模的机器工业遇着大规模的也是要失败的……那时革中国资本家命的，不是可怜的中国工人，乃是可怕的外国的穆藕初、虞洽卿们”。他还指出，中国的资本家不是在直接地就是在间接地充当外国资本家的买办，他们是为外国资本家掠夺中国服务的。所以，“只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5］212。至于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开发实业能够改善民生，陈独秀则认为这无疑是颠倒黑白、引鸩止渴。他建议张东荪去上海闸北的贫民窟考察一下，亲身体会那里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非人的生活”，这绝对可以得到比内地旅行更好的教训。他指出，造成张东荪认为的中国大多数人未得着人的生活的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照这样发展下去，“造成一班中国资本家，也不过使中国人中之少数人免了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5］209。李大钊则认为，以中国社会经济贫困、生产落后为理由就认为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条件的看法是不科学的，“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8］。李达则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例，指出俄国的工业没有英美等国发达，工会组织也没有英美等国健全，但却在英美之前干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他呼吁“在中国运动社会革命的人，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实行上去做”［2］56。这里所指的理论的约束，无疑是针对梁、张等人的庸俗生产力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