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稼轩词的文化意识】文化意识

　　稼轩词在宋代词坛甚至中国词史上最突出的个性，是其作品中渗透着浓郁的民族文化意识。正是这种特有民族文化气息和深沉的文化思考，使其词章内蕴具有扛鼎的力度和沉郁的思辨色彩。
　　稼轩词 文化意识 民族文化
　　南宋词人辛弃疾，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一部《稼轩长短句》，记录了他慷慨磊落，献身社稷的一生，凸现了他一腔杀敌报国的忠肝义胆，并抒吐出其欲救国家危亡而不能的痛楚呼号。自南宋以来，人们看到了稼轩词“沉郁顿挫”的特异个性和“议论为词”的表现手法；但更多的人则将其词冠以“豪放”桂冠而笼统赞誉之，鲜有人发掘稼轩词的文化底蕴。
　　一、齐、鲁文化的基因
　　辛弃疾出生地历城（今山东济南），春秋战国属齐国西部领地，距齐都营丘（今山东淄博）、鲁都曲阜都较近。历城地区在齐鲁文化交叉辐射下，成为儒学文化的中心地域。从小生活、求学于这里的辛弃疾，他的文化性格、学术观点、心理特质和人品素质受到齐鲁文化的深层影响。辛弃疾出生时，历城已在金人控制之下，但其祖父辛赞从未放松过对孙子辛弃疾的爱国传统教育，而且正是在故土遭异族践踏后的沉痛和失落感，强化了老人的民族文化意识，故尔其对辛弃疾从小用传统文化进行熏陶与激励，对辛弃疾成年后文化性格的养成及定型，起了关键的作用。辛弃疾幼小时植下的齐鲁文化的基因，一直影响到他后来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
　　齐文化与鲁文化虽都是儒学文化的渊源，细较则有区别。齐，乃辅佐周武王伐纣的开国功臣姜尚的封地。姜尚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文韬武略，智慧超群，传说他著《六韬》六卷，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兵书。姜尚崇尚武略、积极进取，具有兼收并容、招降纳叛的襟度，勤政爱民、身体力行的作风以及顺历史潮流而动的革新意识。他为齐国文化的尚武崇勇精神，兵战意识以及开放、务实、灵活变通的文化传统开启了先河。齐曾一度成为战国七雄之首。齐国以独有的文化集结，与楚文化交相辉映，展示了华夏文明初始期的卓越风采。
　　辛弃疾刚成年，以一介书生，毅然举义兵抗金，征战齐鲁，气吞貔貅。他单骑追杀叛徒义端和尚的事实，他率五十骑闯入屯兵五万的金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的壮举，无不显示出词人卓绝的军事家的胆魄气度及指挥才能。这正是齐文化勇武精神在他这个文化个体的具体实践。后来词人闲居时，对好友、爱国志士陈亮谈及少年征战之举，曾赋词一首，云：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二、宋代文化的色彩
　　宋代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全面繁盛的时代。相对来说，宋代文化体系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体系。宋人学术一个突出特点，是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宋代经历了“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终于在南宋朱熹手中得以集大成。
　　稼轩在一定程度表现出的对宋代理学的文化认同，反映在词的创作上，一方面是大量引用《论语》、《孟子》、《诗经》、《春秋》、《易传》等中的成句入词，感叹“功名本是真儒事”而慷慨郁勃；另方面则是在词中尽量回避剪红刻翠、柳欹花�的女儿腔、妮子态。从晚唐五代以来，文人词以女性为中心的审美情趣，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情趣中心的一大转移，就人文的角度观照，这也是文学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它正是市民文学的觉醒和起步，必然启导戏剧文学、小说文学发展和兴盛时期的到来。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当然不允许刺激感官、偎红依翠、儿女缠绵的北宋词风漫延。人生态度在一定程度趋向理学的稼轩，在词的创作中就尽量避免吟风弄月和香囊脂粉，即使写《祝英台近》这类题材，也极有分寸，温柔敦厚为本，绝不越雷池半步。稼轩词昂藏的男性阳刚之气，稼轩词与北宋文人词迥然异趣的风格，都体现出这种特性。
　　理学是重思辨的，宋代文人大抵长于思辨。稼轩词另一突出特点，便是思辨色彩十分浓郁。毛晋曾比较苏、辛词的不同特色道：“宋人谓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善评也。”“议论为诗”，是宋诗的特点；“以诗为词”，是苏轼词的个性。辛幼安乃东坡之流亚，而“议论为词”则又青出于蓝。稼轩词之好议论，固然与其齐鲁文化渊源有关，亦与宋士大夫文人崇尚清议、好品评时政的时代文化特征相契合。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词人，好议论，也是其职业特点之一。但议论中的哲理意识和睿智的思辨色彩，则首先得力于理学的熏染，其次是稼轩对老庄哲学和佛教哲学的偏爱。
　　宋代理学本身就是兼采众说，综罗百代学术而成。朱熹虽然口头说要与庄老、禅宗划清界限，事实上他正是吸收佛学和老庄哲学的思维成果，“融会贯通，使之成为他的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稼轩引朱熹为知己，却更好称老庄、谈禅佛。他的“议论为词”，很大成分系这种内容。
　　三、文化性格的矛盾
　　从宋代词史的发展脉络寻绎，稼轩词中这类颓放啸傲的格调，是南渡后朱敦儒等词作风格的继响。比稼轩稍早出，以气节名世的范成大、杨万里等诗歌创作成就杰出，然而词作亦常常表现出一种萧散淡泊的出尘之趣，同样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扭曲，在志节名士心灵投下阴影。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互补机制的作用，在社会遭异族践踏的大变动的扰攘时局中，人们有对恶势力的抗争，也有在抗争中受朝廷权奸掣肘后的失落，有奋其智能为民族而战的豪情，也有正义和理想在冷酷现实的礁崖上粉碎后的伤心与颓唐。在豪杰之士的失落与颓唐中，往往潜在于文化积累中的老庄超脱达观与佛学禅退的文化意识会露出头角，为缓和与化解郁结于心的痛楚而蠕动于作者的意识之中，并形诸笔墨。这种文化性格的矛盾冲突，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机制所决定的。中国文学史上各阶段都有一批正直文人陷在这一文化性格的两难处境中挣扎，未能获得终极超脱，决非辛弃疾一人而然。但是，这种文化性格的矛盾冲突在辛弃疾笔下表现得最大量、最深沉、最执著；在辛弃疾心灵中扭结得最痛苦、最复杂、最崇高。这一种纯形而上的文化性格矛盾冲突的痛苦，炼就了辛稼轩一颗千回百折、沉郁顿挫的词心，锻淬出稼轩词独具个性的凌利剑刃上的锋芒。
　　稼轩词为何会具备如此突出的文化意识？综上所述，大抵与以下因素有关：稼轩出生地齐鲁，存在较强的华夏传统文化场。词人从小耳濡目染，自觉接受了齐鲁文化的熏陶；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全面繁盛的时代，时代文化氛围，必然影响时代潮流的弄潮儿。稼轩作为一名自觉投入宋代历史潮流，并欲有所为的志士，必然比常人更强烈地表现出对该时代文化思潮的接受和认同；稼轩在女真族统治区生活22年，一种传统文化遭异族暴力劫持后的耻辱感，强化了对民族文化精神的钟爱和执著。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也是历代爱国志士的精神支柱和顽强战斗的原动力。特殊时代造就特殊伟人。爱国词人辛弃疾，就是这样一位时代造就的民族英雄和血性男儿。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