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大爱无疆，青史永垂的“传奇”校长:垂名青史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崛起和民族振兴而奔走呼号。在那个风雨飘摇，政权瞬变的世纪里，他以对国家和人民永恒不移的至爱情感，将西方大学的文化精神一点一滴融入脚下这片神奇的沃土之中，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1939年4月，在他百年寿诞之际，中国共产党以“国家之光，人类之瑞”的祝词电贺，表达对他的崇高敬意――他就是中国文化教育界的一代宗师，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
　　
　　马相伯原名志德，亦名建常，字相伯。1840年3月，他出生于江苏丹阳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家庭中。他自少聪颖过人，富有胆识，12岁时便独自乘船到上海，进入徐汇公学读书。在十年苦读期间，他古今中外无所不窥，除了对中国传统经典有系统的阅读之外，还对西方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天文等）以及哲学、神学等用力极深，并掌握了希腊文、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等多种语言。后来，他担任过徐汇公学的教师和校长，并在31岁时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神父。但他因不满法国教士对中国人的歧视，于38岁时愤然脱离教会，投身晚清的洋务运动，成为李鸿章的重要幕僚。他曾经漂洋过海游历考察了欧美日本等国，搞过洋务，办过外交，给清廷提出过不少“富国强民”的建议，还去过朝鲜参与改革政事，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使他的满腔救国热忱受到极大的打击，于是在1901年他退隐沪西土山湾，开始专营教育活动。此后，他倾尽全部家资相继创办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并亲自主持校务和教学事宜。人生暮年，他仍旧活跃在中国教育的舞台上，为国家的复兴竭尽了所有的力量。1939年，他在复旦大学内迁昆明途中因病去世。
　　
　　
　　“传奇人生”：谱写教育救国的千古绝唱
　　
　　马相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感的知识分子，面对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无论如何是不会置之不理的。虽然此前在政治生涯中受到了诸多挫败，但是他在痛定思痛，总结经验之后，毅然将自己的救国理想转移到“启发民智，振兴教育”的道路上。从此，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炎黄子孙创立一所新式大学，便成为马相伯最大的人生夙愿。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先后考察了欧美强国的著名高等学府，并形成了自己对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独到见解。然而，要想实现为旧中国创办一所堪与西方大学相提并论的新式大学，其中的各种艰辛困苦可想而知。
　　“毁家兴学，创办震旦”：1900年，马相伯力排众议，毅然决然地将自己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余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此举一出，四座皆惊。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捐资助学的有识之士的确不胜枚举，但是像马相伯这样一次就把自己的万贯家产倾囊相赠，却只图兴办学校的案例，可谓亘古未有。可以想象，这样的壮举对当时中国各界的震动有多么强烈。1902年，在各方面条件都已经成熟之际，他以“中西大学堂”理念，创办震旦学院。“震旦”二字乃是梵文“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而马相伯也渴望这所初生的大学能够摆脱中国传统相沿承袭的“禁锢之学”，真正把学问当成“世界所最尊贵者”。
　　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而震旦学院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马相伯在创立震旦之初，便按照自己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实行了一套独特的管理和教学方法。首先是实行“学生自治制”，校务由学生推选干事自行管理。其次是提倡“学生自由研究之风”，也就是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并采用“挈举纲领，开示门径”的启发式教学方法。他在办学方针中强调了三点：一是注重文艺，二是崇尚科学，三是不谈教理。他还身体力行，亲自加入到学校管理的第一线，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学生参与到民主自治之中。随着学校内民主自由的风气日渐形成，天主教耶稣会对教学开始实施干预，目的是扼杀已经在校内盛行的自由气息。由于教会对学校“民主自由”制度的严重破坏，马相伯于1904年毅然宣布辞职。此举也得到了震旦学院很多学生的拥护和支持，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追随老校长愤然离去，并开始积极筹划建立新的学校。
　　“改弦更张，情归复旦”：1905年，马相伯游说自己的好友严复和张謇等人为成立新的学校筹集善款，又在学生叶景莱、于右任等人的辅助下，建立复旦公学（即现在的复旦大学和复旦中学）。学校定名为“复旦”，既深含“光复震旦”之意，又寄托了马相伯等人对国家未来的美好祝愿。古诗《卿云》曰：“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就是复旦的文化底蕴。复旦创立之后，一切仍仿照震旦旧制，且更将其发扬光大。马相伯在师生的一致拥戴中成为复旦第一任校长。此外，他还自告奋勇，以六十六岁之高龄亲任拉丁文和法文教授。在其学生的记忆中，他上课时总是神态自若地坐在讲台上，鼻子上架着硕大的铜边眼镜，“口说指画，不以为苦”。
　　然而，复旦公学在初创时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学校既无校址，也没有经费，更缺乏德才兼备的合格教员。但马相伯并没有被这诸多难题所吓倒。他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在社会各方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帮助下，和学生们共同奋斗，终于闯过了这些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先将从震旦迁出的一部分器材和图书，寄存在旧英租界的一所宅院当中，继而由马相伯出面发电报给其旧交两江总督周馥，要求拨得吴淞营地七十余亩作为建校之用，并暂借旧吴淞提督行辕作为临时校舍。最后又争取到开办费二万两，遂定于1905年的中秋节正式开学。
　　虽然马相伯担任复旦公学校长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所创办的震旦学院的第一批学生，包括蔡元培、黄炎培、胡敦复、邵力子、徐季龙、翁文灏、李叔同、于右任等人，正是受到了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日后才得以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教育界做出了许多卓越的贡献。尤其是蔡元培此后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大力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方针，并促使“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应该说，这一切所受马相伯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在此后的几十年间，由于战争的影响，复旦公学的命运也是几起几落，但无论如何马相伯都始终关注着这所集结了他毕生心血的大学，直到他走到自己人生的尽头。
　　
　　“智慧之光”：开创中国教育的一代新风
　　
　　作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教育的一面伟大旗帜，马相伯为中国教育留下了一所享誉世界的高等学府，也为后来的教育界同仁树立了一个高山仰止的身影。同时，他也给中国高等教育贡献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说，马相伯以其博大精深、别具一格的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开启了一片新的天空。
　　“西学东渐，万流归宗”：马相伯所处的时代是西方文明不断冲击东方文明，并取得明显优势的历史阶段。为使中国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控制，只有虚心向西方学习，走现代化的富国强兵道路。马相伯舍家兴学也是为了学习和研究西方文化的精髓，从而使其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虽然关于如何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理论界有很多争议，但是马相伯对此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首先，他提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马相伯接受过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但他对中国儒家传统和封建专制主义教育有过激烈批判，批驳孔子教育思想中的夷夏之辨、读书做官等不符合现代教育精神的观念，指斥以繁琐主义和空虚主义为特征的儒家经学教育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实践，不利于创新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培养，与教育民主化思想背道而驰。但马相伯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对儒家“治学”、“立志”、“大丈夫精神”以及“民本自治”等观念，对墨家的逻辑知识和积极向上的平民人生态度，均给予肯定。他主张博古通今，在学习现代知识的同时要注意吸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要求学习要做到中西交融，在辅仁大学，他明确地提出以“中西汇合”为办学指导方针。但针对西方某些传教士欲以“彼文彼语，以化吾文吾语”的文化殖民主义，以及国内学术界日益严重的全盘西化倾向，马相伯深以为忧。虽然马相伯提倡西学，积极投身于学习和借鉴西方科学的教育中，但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不顾中国国情和优秀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指出学习西方的正确态度是“洋为中用”。为了理性地吸收西方的科学人文精神，同时也能彰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与本土化、世界性与民族性得以相融共进，他对西学采取是批判吸收的态度，明确表示那是为中国所用、振兴中华的一种手段，强调学生要联系中国文化遗产去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比较对照，融会贯通。他认为只有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不忘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才能汲取中西文化精华，融入世界潮流之中。可以总结说，马相伯是要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基础融会西方先进文化的精粹，从而创造一个适应时代历史发展需要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型民族文化。
　　“科学为父，人文作母”：马相伯对科学和人文在高等教育中各自所处地位的论述，也体现出其高瞻远瞩的深邃智慧。他认为，科学只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道德、宗教、文学等人文领域的成果，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各有其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求真，后者求善、求美，二者间并没有孰轻孰重之分。因此，他主张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的教育方式。
　　马相伯对科学教育内涵的阐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作为课程的科学知识与理论；第二，作为课程的科学技术及应用知识；第三，探求知识，追求事物本质的自由而独立的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马相伯对科学知识及理论的重视，可以从震旦学院、复旦公学的课程设置中清楚地看出来。马相伯创设震旦学院时虽然标榜其培养目标为“广延鸿儒，培成译才”，但它在课程设置上却把“质学”(即科学)与“文学”并列为两个对等的学科。在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之外，马相伯十分强调自然科学课程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作用。马相伯倡导科学教育，却并不是唯科学主义者。他在高度肯定科学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时，又从理性与价值的立场出发，反对盲目推崇科学，尤其是反对科学万能论。
　　在强调人文教育的办学过程中，马相伯首先从道德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入手，强调道德教育在人文主义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他认为，道德品格不立，一切社会改革都不过是空谈罢了。另外，他在演讲中多次强调道德教育才是教育的核心内容。他在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发表演讲时说：“所谓大学生，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索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诸君在此校学习，须遵循道德和专业内容，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马相伯所阐述的道德含义很丰富，既包括中国儒家优秀道德元素，又包括西方资产阶级一些重要的伦理道德品质。不过马相伯所推崇的道德教育，大致以儒家之理想主义为旨趣，《大学》中的“止于至善”是其最终目标。
　　其次，在人文课程实施中，马相伯结合中国近代教育的实际，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与创新。第一，在课程的总体取向上，以古典文化教育为主，同时重视现代语言课程的学习。如前所述，马相伯将课程分为“文学”和“质学”两大类，文学类课程包括古文和今文两类，古文包括希腊语、拉丁文等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学。马相伯认为，西方的古典语言与古典文学是西方精神文明的源头和象征，它具有人类共同理性的永恒价值学习它们，不仅可以获得历史的视野，而且可以穿越历史时空，养成一种宽广的胸怀，对于提升民族文化素质具有重要价值。在古典人文课程设计中，马相伯对中国古典文化格外珍视，可以说，在他的人文主义教育中渗透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
　　“学术之根，自由为本”：马相伯对大学理想的思考，不仅仅局限于大学所传授的高深知识。他对大学思想自由和民主自治的必要性也不乏新颖的理解。首先，他提出大学教育还要有充分的自由空间，大学校长要拥有独立于政府和教会等其他机构的自主权。马相伯在创办学校和经营学校的过程中始终力图使高等教育摆脱官方的控制，目的就是避免使其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且，他还主张高等教育应该独立于教会。“不谈教理”即是他反对教会干涉学校管理的体现。马相伯一手缔造的震旦学院就是他“教育自由”思想的集中体现。这所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的管理制度相当简约明确，概括起来就是校长领导下的“民主自治制”。当时的震旦学院仅设总干事和会计干事两名专职人员，其余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开学之初，由学生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来担任。学校的教师只需专心于教学研究工作，不必为学校管理的具体事情而费尽心力。随着“民主自治”的不断深入发展，这一以学生管理者为主体的制度越来越显示出其优势，并逐渐衍生出“面向所有学生，无论其思想派别有何不同都任其自由发挥”的“兼容并包，有教无类”的办学宗旨。可以说，自由的气息大大促进了震旦学院的学术发展。
　　其次，为破除中国传统的“奴隶之学”，反对为谋取一官半职的功利主义学习观，马相伯提出要在自由宽松的氛围内进行自主学习的理想。在这种环境中，他要求学生做学问必须要独立自主，求真务实，还要养成自由研究的风气；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才能选择不同的学科和内容加以研修，学习中不能伴有任何私心杂念；教师和学生在教育过程中要追求“学问之真”，为求真理可以付出一切努力；无论对科学学科还是人文学科，只要一经选定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能止步于对知识真理的一知半解。马相伯认为，只有使每一个学生和教师都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自主的创造学习，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潜力，从而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而这也是其对高等教育的最大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