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巴 梅里美【论梅里美《科隆巴》的政治色彩】

　　内容摘要：梅里美的小说《科隆巴》在讲述一个充满原始风习的复仇故事中包孕了鲜明的政治倾向：反对封建制度，否定王政复辟，拥护拿破仑。在对待人物的态度上可谓泾渭分明，衡量的标准就是是否拥护拿破仑。当然，作者是站在形而上的立场上，登高瞰下，反对一切腐朽落后的势力和制度，肯定和赞美一切进步的因素和力量，彰显了梅里美的文人胆识和进步倾向。
　　关键词：梅里美 《科隆巴》 复仇 政治色彩
　　
　　《科隆巴》是在一桩复仇事件中展开主人公的性格的。如何评价这个事件是认识科隆巴典型意义的关键。书中提到的“愤达他”，是高斯的古老风俗。一人受辱，近亲蒙羞，其近亲都有复仇之责。报复对象亦不限于仇家，并及其近亲以致远亲。这种风尚，带有原始部落的遗痕，更具有封建宗法性质，没有什么深远政治意义。《科隆巴》的可贵之处在于赋予了这渊源甚古的风习以崭新的社会意义和浓烈的政治色彩。
　　事件发生在拿破仑倒台后的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政治大动荡也波及远离法国本土的高斯岛上的小村：“1814年，拿破仑下台了，……村长被指控为波拿巴党，撤了职，由巴里奇尼接替。拿破仑百日复位时期，又轮到巴里奇尼被撤职。最后，经过这场风暴以后，他又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把村长的印信与户籍簿册重新接收回去。”[1]这个在王政复辟时期掌权的巴里奇尼是科隆巴家的仇人。这使后来的复仇事件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科隆巴的父亲，原是拿破仑的上校军官，曾“随帝国的鹰旗在欧洲南征北讨”，这时“被迫退伍”。回村后处处受气，村长不但抬走他家墓地上的碑石，还不准他把亡妻按遗嘱埋在自家林子里。稍有违拗，以律师为职业的村长，便上告他“为首率众，图谋不轨，纠集波拿巴余孽，意欲推翻王室”；随着又挑起争夺小溪主权的诉讼案，在他难以取胜的情况下，用阴谋手段枪杀了科隆巴的父亲，又换掉死者临终写下凶手姓名的纸页，毁灭罪证，掩盖真相，且依靠和州长的亲密关系逍遥法外。科隆巴识破奸计，矢志复仇。但按高斯风俗，父死子当家，复仇应由科隆巴的哥哥奥索承担。奥索也是拿破仑的部下，“如果那一位还做着皇帝的话，他早已是上校了”。[1]但因他“参加过滑铁卢战役，又是拿破仑的同乡”，[1]也被迫退伍了。奥索从小离岛，在大陆求学服役，受资本主义文明的熏染，颇有一点费厄泼赖的绅士风度，缺乏复仇的决心和勇气。他认为科隆巴的“猜疑”没有切实的根据，即使有，也要“静候法律解决”；解决不了，也只能“借端寻衅，跟他决斗”。奥索最会短枪，也决定不用，要用剑和长枪“结果对方的性命”，“把高斯人的观念与法国人的观念调和”。这样，科隆巴要实现夙愿，还必须克服兄长的动摇犹豫，或者说，必须战胜乃兄的费厄泼赖精神。经过科隆巴的积极诱导、激发，奥索身上的高斯精神复活，在自卫反击中打死巴里奇尼的两个儿子。胜利后的科隆巴并不宽宏大度。看见垂死的老仇家时，仍然哼起了全书的主题歌：“我要那只放枪的手，那只瞄准的眼睛，那颗想起这个毒计的心……”。[1]可以说，反费厄泼赖是科隆巴精神的核心。
　　小说颂扬科隆巴，不是宣扬宗族斗争，不是表彰封建孝义，恰恰相反，是歌颂反封建专制的斗争，鲜明地表现了作者肯定拿破仑，反对波旁王朝的政治立场。奥索曾这样谈到拿破仑，“我们是拿破仑的同乡，也许我们不像法国人那么爱戴他。至于我，虽然我的家族和他的家族是仇家，可是我爱他而且崇拜他。”[1]拿破仑和巴里奇尼同是仇家，于前者是“佩服”，于后者则彻底报复不可。显然这也是作者原则立场的表露。拥护拿破仑，梅里美不但和司汤达、雨果、大仲马等人一致，而且态度更明朗。他以是否拥护拿破仑为界限把书中人物分成两个阵营。凡是受过拿破仑熏陶的人都是崇尚正义、聪明正直的，称为“前进分子”，连落草为寇的也富于正义感，逗人喜爱。代表复辟王朝的一方，如州长、村长及其二子，都是阴险毒辣的黑暗势力，而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现，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尽管他们有权有势，可在群众中出现时总是心虚胆怯，因为他们极端孤立。所以科隆巴能满怀信心地说：“这儿所有的人都站在我们这一边了，我们可以把他们剁为肉酱。”[1]
　　《科隆巴》写于1840年，这时的波旁王朝已经倒台，金融资本家已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时候写反封建压迫、反王政复辟的主题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呢？书中写的虽是反封建斗争，但经过典型化的形象所包含的社会意义绝不限于形象本身，它概括了所有的阶级社会里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科隆巴的复仇，不是无原则的牙眼相报，而是以正义抗击邪恶，以光明反对黑暗，是被损害、被欺凌、被压迫的善良者对抗受到法律偏袒和官府护佑的恶势力的斗争。作者为这种正义斗争高唱赞歌，并启迪读者：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情况下，不能抱任何幻想。委曲求全，只能任人宰割。赞美对邪恶势力进行睚眦必报、锱铢必较的斗争精神，反对资产阶级的病态文明，是贯穿全书的主要思想。
　　有人认为梅里美没有从银行家统治的社会现实中获取批判现实主义的题材，“少写以阶级不平等为主题的作品”，是作者创作中的“蜕化”现象。但梅里美的高超之处在于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批判当时社会某方面的弊端，而是统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精神痼疾。抱着对资产阶级平庸生活的强烈不满，去追求理想化的英雄品格，从人生哲理、道德情操以致法律体系的高度否定资本主义现实。居高瞰下，出奇制胜乃是《科隆巴》与《嘉尔曼》赢得世界声誉的重要原因。从梅里美1830年前后写的《马铁奥・法尔哥尼》、《塔曼戈》到《科隆巴》，再到《嘉尔曼》，从反封建专制，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证明他是在不断前进的。
　　法国金融资本家政权稳固后，一方面积极对外掠夺，一方面加紧对国内人民榨取。统治者为维护剥削阶级的天堂，让人民安于“地狱”般的生活，建立一整套资产阶级道德哲学，鼓吹费厄泼赖精神，打起“文明”幌子掩饰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的社会关系。这时候作者在书中写科隆巴一次次戳穿权势者掩饰罪行的阴谋，撕开伪善者欺骗舆论的假象，动员和组织力量向恶势力报复，正是对资本主义压迫进行抗争。在人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歌颂自我克制、坚持为理想奋斗的科隆巴，歌颂重义气、轻生死、藐财利的土匪，借土匪之口说出“在世界上金钱是万能的，可是在丛林里我们重视的只是英勇的心胸和百发百中的枪支。”[1]宣称宁可死在露天，也不“讨床席债”――死在家里，让财产继承人“半真半假的哭哭啼啼”。这正是对拜金主义的辛辣嘲讽，作者有意把具有几分原始性的岛民和受大陆文明熏染的人物加以对照，由衷地赞赏前者的强悍个性，反衬后者的优柔寡断。一面嫉恶如仇，生机勃勃；一面因循苟且，苍白无力。作者暗示：前者是人民的天性、本性，而后者则是天性的“蜕化”，人性的异化，个性的泯灭，从而在更高程度上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尤足称道的作者由此继而把批判锋芒引向了它的后盾――资产阶级法律和国家机器。娴熟法律的村长是杀人越货、嫁祸于人的罪犯；执政的州长是罪犯的保护伞和帮凶。奥索以为“法律会替我报仇”，科隆巴则指出：“等那些法官来，他们只会办公文，糟蹋纸张，说一大堆废话。”作者写道：“高斯是没有法律的，与其相信一个王家法院的推事，还不如相信一枝好枪。”小说还满怀同情与赞佩之情描写了两个仗义助人的土匪，他们“公开地反抗社会，一不做，二不休”，“在枪弹射程以内到处称王，……可以发号施令，可以除暴安良，……这的确是极道德的，也是极有意思的”。[1]公开宣扬这种土匪观念，颂扬他们对抗法律，对抗警察的正义性，表彰他们藐视金钱，拒绝过循规蹈矩的生活，明显地表现出作者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蔑视和否定。
　　在无产阶级已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梅里美没有把理想寄托在新的社会力量上，而是从原始民情的“英雄”身上，汲取诗情，是有局限性的。但他绝不是要复古，回到过去，而是极端不满现状，强烈要求改变它。正因为他歌颂了资产阶级道德、法律所不能容忍的人物，引起人们对当时生活制度的怀疑，他的作品才震撼世界文坛的。
　　
　　参考文献：
　　[1]梅里美.梅里美短篇小说选[M].郑永慧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 本论文为湖北省教育厅2005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之一部分，编号：2005q146。
　　
　　侯国玉，襄樊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欧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