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隔膜【变两代人之间的隔膜为友爱】

　　这里，我们发表宋振庭同志的两篇文章、他和青年的来往书信以及给本刊编辑部的来信。文章提出了“变两代人之间的隔膜为友爱”这样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重要问题和行动口号。当前，在我们社会，两代人之间有相互了解的一面，也确有差异和隔膜的一面，这是客观存在。它渗透在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并非没有例外。究竟如何看待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和隔膜？这个差异和隔膜是怎样形成的？解决的途径和方法是什么？人们还存在着—些不同的认识。这—组文章和书信，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和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希望广大青年、青年工作者和老一辈的同志都来发表意见。
　　在林彪、“四人帮”酿灾的日子里，我们整个民族都受了重伤。前几天和几个同志谈论，有的说坑害了两代人，也有的说坑害了四代人，即老、中、青、少四代。其实这两种说法并无本质不同，总之，那时的成年人以及尚未走上社会的一代全都遭了难。
　　那些在今天看来已如噩梦般的日子里，如果概括地形容一下，就是整个社会关系都来个大颠倒，翻了一个个儿。一夜之间，真善美变成了假恶丑，而假恶丑变成了真善美。所有的社会关系、伦理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城乡、工农、体力劳动者同知识分子之间，甚至同事、师生、父子、夫妇、老少之间，彼此信任和谐的关系一下子全破坏了，甚至彼此辱骂厮打起来。当然，这都是在冠冕堂皇的“革命”或“造反有理”的名义下进行的。
　　痛定思痛，今天对这些确实没必要天天去咀嚼它了。但是做为老年人，我至今不能释怀的是如何教育好这一代青少年，如何使被破坏了的两代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和谐、友好起来。据我观察，这远不是我一个人的隐忧，可以说是我们这一辈人的共同心事。
　　为了消除隔膜，就得交心，就得做朋友。就得说老实话。我得承认，这几年来，我对青少年的态度是属于摇头叹气派。每想到这个问题，心顿时沉下来，象一块铅板压在心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在理智上我也知道这并不对，不应该把青年看作铁板一块。这是违背辩证法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也确实看到过一些沉潜、冷静、刻苦、严肃的青少年，他们的所
　　言所行让我心服口服。但是就整个形象说，我一闭眼睛就想起了一部分疯狂了似地抄家打人的“红卫兵”，想起了那些玩世不恭、顺马由缰，忽而哈哈狂笑，忽而兔起鹘落的作派，想起了那些言语粗鄙、头脑空虚、文化教养低下的可怜可悲的形象……这时我的心都凉了。这股哀愁，使我比自己蹲班房、监督劳改还难受。
　　在沉思中，自己也有所怀疑，这样想过：我是不是已经成了九斤老太太或者十斤老爷爷？是不是因为自己已经老朽，变成障碍青年前进的老古董？我也确实听到我的孩子和他们的同辈笑话我说：“你呀！你们这些旧脑筋、老八股、清教徒！”不料，刚刚摘去“民主派”“走资派”的帽子之后，又弄来了三顶新帽子，岂不哀哉！
　　但是我依旧坚持着原来的想法。有机会时，我也力图去做些教育青年的工作。谈过话，开过座谈会，也慷慨激昂地演说过。在我发出许多热情的语言时，许多人似乎感动了，有的还报我以掌声。但我又发现，对我的话他们没有完全懂，有不少人目光还是那么空荡荡的，木然而坐，无动于衷。我的话没有产生多大效力。更可悲哀的是，在我讲话中本不该笑或根本没有笑料的地方，他们却哄堂了。我承认我不被理解了，我们之间已经存在隔膜了。更可怕的是站在街头看处决人犯的布告，那些用红笔点了头的地方，大多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这时我常常不忍看完，赶紧挤出人群，躲进我那闭门思过的房子里去。
　　我的这种悲凉的心情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或有了较大的变化呢？这主要是“四五”运动。“四五”运动以来的事实教训了我，使我明白了这一代虽然受了伤，但并未垮下去；虽然受过骗，但终于觉醒了（并且比我们这辈人觉醒的还早）。把青年一代看得那样消极，是错的。事实证明，希望依然在青年身上。
　　“四五”运动中许多青年忧党忧国的高度觉悟和慷慨无畏的英雄气概，使我深受震动。这时又反躬自省：我们这些老一代人果真就那么完美么？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以来，我们这一辈的多数人都在争分夺秒地工作，拚上老命争取为人民多做贡献，但也勿庸讳言，确有些人世故经验剧增，萎靡不振，只图晚年清静，僵化半僵化的思想病和冠状动脉硬化的老年症，一块在并发中。这样看来，无论对青年还是老年，偏执一端都是不应该的，两代人各有千秋。
　　为了理解青年人，我是渴望和他们交朋友，做知心人的。但积习难改，每当见到他们，特别是我的儿辈们，我就急于发表演说，教训一番，结果收效不大，收回来的往往是冷溪和疏远。为了解决这个苦闷，我也到一些老朋友家走走，见到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谈起来他们的心情也都和我一样。老“民主派”们在家里都存在着“统治”危机，老头子虽然还做着空头的“元首”，可是说话不大算了；老太太境况也不大妙，虽然还有财权，管吃饭，当保姆，调节调节老头子和后辈人的矛盾冲突，其实早已不是当年的“责任内阁”，简直不过是“看守内阁”了。
　　这苦恼驱使我继续想办法去接近青年，不仅想办法理解他们，也想办法让他们理解我们。终于有一次收到了效果。那是一次周末闲谈，不知怎么谈到了恋爱的题目，我和老伴自然想起了我们在烽火连天的年代的那段恋爱史，谈论得兴致勃勃，这时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同伴们都沉静下来了，那种厌倦、漠然的气氛一下子冰释了，我发觉他们都听得入了神，似乎有某种共同的感情在我们之间激荡起来。由此受到启发，我很少再发那种“倚老卖老”的教训人的议论了，而且通过平等地交谈、交心去研究他们思想成长、形成的历史，谈论对人生的态度、生活的趣味、理想、抱负等题目，从中发现，这些青年人对人生社会也在努力观察、思考，甚至还有许多新颖的见解，从此发现，过去在他们面前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诸葛亮”的地位，实在是有些欠聪明的了。
　　要消除两代人之间这种让人不舒服的隔膜，我以为平等地彼此对待最重要。这种变隔
　　膜为友爱的主要责任应在老、壮年这一边。要认识到，在过去的若干年，青年人受到的灾害并不比我们蹲“牛棚”、坐班房好多少。论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敏锐、更快些；论搞四个现代化，真正的生力军是他们。对当前流行于部分青年中的消极、颓废的东西，自然要批判、扫荡，但对他们的一切行为不加分析地摇头叹气，也不见得都有道理。比如在热恋中的男女青年手拉手走路乃至接吻之类，只要发自纯真的爱情，有何不可？一概斥为邪恶，都是可以不必的。记得十几年前我就大骂过电子琴，骂它是黄色乐器，现在听听也觉得满好。为什么以前跟着别人盲目地骂呢？就是因为没见过。阿Q看惯了未庄油煎大头鱼是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后来看见城里人加的是切细的葱●，就觉得是错的，可笑！但愿咱们不再犯阿Q的错误。黄瓜从哪头咬起都是黄瓜。在这类无关宏旨的问题上，还是让青年人自己做主去吧。
　　我们应当想想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是怎样对待儿辈的。仔细读读那些回忆录大有好处。马克思在假日就爬在公园的草地上当马，让孩子们骑到身上满地爬行。这种“俯首甘为孺子马”的精神，不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吗？我们说有些青年人忘了本，可是在民主作风、科学态度方面，我们就没有忘本的地方吗？我们违背老祖宗教训的地方还少吗？就这些方面说，打主观武断的屁股，打封建家长制作风的屁股，我们这一辈无法负责，而青年人是挨不上份的。让我们两代革命者之间的友爱感情快些增长起来吧！
　　青年朋友们，我爱你们！
　　（原载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