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男人引导女人【“聪明实力”能否引导美国走出困境】
受新保守主义影响的小布什上台后,其外交政策过分强调美国的硬实力,采取单边主义和强硬路线,引来国际社会和国人的反对声浪,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受到严重损害。面对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由美国前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领导的“聪明实力委员会”对美国当前面临的困境会诊后认为,美国应该重新反思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聪明”国家,并于去年年底推出其研究成果――“聪明实力”(smart power)报告,试图为下一届美国政府提供战略参考,以重振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何谓“聪明实力”
约瑟夫・奈和阿米蒂奇提出的“聪明实力”的含义是什么?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人们通常认为“实力”是能影响他人行为来达到既定目的的能力,而根据字典的定义,“实力”是指力量,多指物资、兵力等。两种说法虽有所差别,但却相互联系,前者强调运用实力的目的,而后者则强调运用实力的内容或手段,即只有拥有了相应的力量,才能达到影响或控制他人的目的。20世纪80年代初,奈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中首次提出 “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将传统的由经济、军事、科技力量等体现的实力称为“硬实力”,将由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等体现出来的实力称为“软实力”。根据奈的理论,前者主要指一国以军事、经济强势等来压制对方,完成国家政策目标,后者指一国以其制度上、文化上、政策上的优越性或道德性来展现其吸引力。
“聪明实力”理论则是在该理论基础上的延续和超越,是结合“硬实力”和“软实力”之所长的政策。“聪明实力”报告中将其定义为“既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它是二者巧妙的结合。‘聪明实力’是要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发展一种相互协调的战略、资源库和工具箱来达到美国的目的。”因此,“聪明实力”思想的核心就是将硬实力和软实力“聪明”结合起来,将各自的长处发挥到极致,改善美国形象,从而把世人拉拢到美国的一边,接受美国的领导。
报告认为,“硬实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军事、科技等有形实力的综合,它通过挥舞“胡萝卜和大棒”使别国屈服于自己的意志,无疑是一个国家实力的基础,而作为“硬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军事实力是基础中的基础,尤其在战争中更是处于首要地位。但报告也承认仅仅军事实力强大是不够的。《孟子・公孙丑上》里有一句话“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因此,军事、经济、科技之外非强制性的“软实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通过劝说的魅力而非威胁或军事手段来影响别国的能力。如果他人认同了自己的一套规则,自然而然就改变了其偏好。因此,美国需要调整其策略,重新审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多地 关注世界本身,关注如何帮助其他国家和个人实现其愿望,这样才能吸引世人站在美国的一边。
出台背景
“聪明实力”报告是由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下属的、美国前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领导的跨党派“聪明实力委员会”推出的最新研究成果。该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约瑟夫・奈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早在越南战争结束后不久,当时美国国内反战舆论占据上风,奈就提出了“软实力”来为美国寻找出路。而如今美国政府虽然在公共外交上下足了力气,但国际形象还是每况愈下,如今又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国内外怨声载道,于是“阿米蒂奇-奈”系列报告再次抛出“聪明实力”的研究成果。它是美国智囊机构针对不断下滑的政府声望和国际形象进行反思和纠错的结果,有着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美国民众对政府极为不满,七成民众表示对美国前途没有信心。布什总统在两届任期内一再出现政策失误,从对伊拉克问题处置的严重失当到应对“卡特里娜”飓风的束手无策,从解决移民问题的方法不得法到联邦开支连连失控等,导致了美国人对政府普遍持不信任态度。2007年11月《今日美国》与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67%的美国民众对政府深感失望,比发生“水门事件”时的66%还高出一个百分点。其次,2008是美国的大选年,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掌下一届政府,民众最关注的是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内政外交政策来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危机。“聪明实力”委员会所做的“与美国对话”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希望美国能够改善其国际形象,做投资世界的善事。因此,出台这样一份报告为美国寻找出路是顺应美国民心之举。
国际方面的原因 目前美国的国际声望正处于历史最低点,并有可能持续恶化。首先,美国在国际上的可信度大为下降。报告援引了最近一些调查报告的数据,根据BBC2007年1月在25个国家对26000多人进行的调查中发现,有二分之一的人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大部分是负面的;而2007年6月的世界民意调查则显示在被调查的15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占绝大数的民众对美国能履行责任持怀疑态度。报告认为美国国际形象下滑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美国对9・11事件的反应。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都开始质疑美国的价值和利益取向,以德国为例,9・11事件刚结束时,德国民众普遍对美国抱有同情态度,但是当美国以伊拉克与9・11事件有关,并以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德国民众却显示了强烈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进而转化为“阴谋论”。根据2003年7月的一份调查,三分之一的30岁以下的德国年轻人甚至认为是美国政府策划了当时的9・11袭击事件。其次,美国的道德感召力也大打折扣。2004年披露出来的伊拉克“虐囚丑闻”再次使美国处于尴尬的境地。
虽然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都无法与目前美国的军事实力相匹敌,但从法国农场主捣毁麦当劳快餐店到韩国人反复地上街抗议美军,到中东极端主义分子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有组织的反美恐怖主义行动,美国已日趋丧失了它在二战后赢得的尊重和威信。甚至可以说,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现在都遭人嫌弃。因此,改善美国国际形象的问题亟待解决。
报告内容
报告以“更聪明、更安全的美国”为标题,旨在将美国注意力从狭窄的伊拉克战争和恐怖主义上转移开来,代之以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关注美国的目标、战略以及在当今世界上的影响。报告在序言中指出,“聪明实力”是关于实力以及美国如何在世界上运用实力的理论,他们认为,美国必须通过投资世界的善事才能成为一个聪明的国家,帮助世界上其他国家和人民获得所需要的东西是加强美国在国外声望的最好办法。马基雅维利曾说被人惧怕比被人喜爱更安全。而在全球信息化的今天,最好是两者兼备。而怎样才能做到两者兼备呢,“聪明实力”委员会的答案就是“聪明实力”。报告认为美国投资世界的善事应该主要集中在五个关键领域:
第一,激活联盟、伙伴与国际多边制度,这样才能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使其能够应对21世纪的挑战。在面对全球挑战时,美国主要有三种选择方式――单边主义、共识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原则(Consensus-based internationalism)和准则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原则(Norms-based internationalism)。三种方式各有利弊,单边主义行动自由,但却有可能面临国际社会的反对和孤立;共识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原则可以让成员国为其分担负担,但美国领导的联盟常常忽略其他成员国的利益和目标;准则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原则尽管要求国际机制和协议能够与时俱进以应付当今的挑战,但选择这种方式既可以带来短期利益又能带来长期利益,这是另外两种方式所不具备的。近年来,在处理全球问题上,美国越来越偏离准则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原则,报告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冷战期间美国能够成功遏制苏联的扩张正是依靠了这种方式,而对于目前的美国,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看,这种方式仍然是最佳选择。因此,报告认为加强与国际机制的合作、实施新的多边主义政策乃是首选之举。
第二,关注全球发展,将自身的利益与世界人民的期望结合起来。新世纪开始,美国政府对待全球发展问题上的态度消极,这也反映出美国在强大的对手苏联解体后,国内缺乏全球发展的持续有力的政治基础,因此报告认为,应该制定一套完整措施,说服美国人民使之相信进行全球投资符合美国自身利益。
据调查,目前美国的私营部门,比如各种基金会、公司、志愿者组织、大学和宗教组织等,每年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超过了美国政府。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该鼓励民间机构投身于全球发展,并将其作为除政府援助之外的其他补充手段。报告认为关注全球发展,应当首先从公共健康着手。健康是发展的关键,也是人类和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以及建立国家间稳定关系的关键,所以报告认为下一届美国政府应当首先建立一个全球健康网来改善全球的健康不平等现状。
第三,重视公共外交,通过建立长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青年人之间的关系,将世人拉到美国的一边。报告认为有效的公共外交是改善美国形象和提高其在当今世界影响的关键。公共外交的目的是与他国的国民而非政府交流,它能够为美国的政治和价值观提供借鉴,并能帮助美国人更好地认知和理解美国以外的国家。报告认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公共外交方式必须是思想、人才和信息交流,即所谓的公民外交。鼓励公民外交的一种途径是加强和扩大美国大学和高中范围内的留学项目,报告认为除了鼓励美国学生到国外留学,下一届政府还应当致力于增加国外学生到美国学习和研究的机会。
第四,经济整合,持续参与全球经济对经济增长和繁荣是必要的,但自由贸易必须惠及国内外落后的民众。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也是接受国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全球贸易已经变成美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关键因素。报告认为美国在享受全球贸易的巨大实惠的同时,不应忘记那些由于全球化而失业的人们。美国下一任总统应当重新关注美国的国外援助,并且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影响力,引导它们援助那些受到开放市场影响的贫穷国家,而在国内方面则要重新检视对这些国家的贸易政策。
第五,科技与创新,能源安全与全球气候变化要求美国领导建立全球共识,提出创新解决方案。委员会认为解决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合理方法是科技创新,而这是美国一直以来做得最好的。下一届政府应当将政府、私营部门和社会大众三者结合起来共同讨论如何在碳受限的世界中竞争。为了一个拥有干净能源的未来,报告提出以下四种方案,一是制定一个高级能源、安全和可持续性的共同原则宪章;二是建立一个平台来支持碳受限经济;三是建立联合科技发展中心;四是建立能源高效产品和服务的全球自由贸易。
报告最后指出能否成功执行“聪明实力”战略取决于政府的能力。但2007年的民意测验显示,六成的美国人认为凡是政府参与的工作,都是低效、多耗的,不仅美国国内如此,其他国家也认为美国政府效率低下且不负责任。面对这样的信任危机,报告认为美国政府首先应当提高整合软、硬实力的能力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率。但报告对美国制度和美国未来仍然充满信心,坚信美国有能力成为一个“聪明”的国家。
局限性
“聪明实力”报告从总体上来说是对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外交战略的总清算,全面否定其凭借超强实力强推美国道德观的外交战略。不同于新保守主义以武力强推民主的思想,报告认为军事力量可以用来击败国家,却无法战胜人们的思想,而如今胜利正是取决于能否吸引世人站在美国的一边,从而帮助他们建立民主国家。因此只有软实力才是赢得和平的关键。报告还要求美国在国际行动上从追求合理性到追求合法性的转变,这样才能使世人信服。这些思想反映出美国智囊机构对国内所面临问题的一种理性的思考,代表了美国国内一部分人的声音,即试图将政府视野从美国自身转向世界。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具有比较彻底的反省精神。但是,仅凭这样一份报告的出台果真能改变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吗?
首先,“聪明实力”本身的提法就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约瑟夫・奈简单的将实力划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部分,看似简单易懂,并且很有说服力,但这正是其缺陷所在。因为实力不能简单地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他们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清楚。而且,不仅是“软实力”资源可以对他人产生吸引力,“硬实力”资源(比如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可以产生极大的吸引力,这使得奈的“软实力”的理论不可避免的具有内在的硬伤。在阐述“聪明实力”的报告中,这一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仍然套用了原来的软硬实力理论,这使得“聪明实力”的解释也变得模糊不清。比如,最初经济力量是与军事力量一起划为硬实力的,但在报告的后半部分却被反复的用作“软实力”的来源,造成了概念的严重混淆。并且软、硬实力的大小也难以加以测定和衡量,而报告提出要将软、硬实力“聪明的”结合起来,但如何才能聪明的加以结合,软硬实力的比例应如何分配,仍然语焉不详。
其次,“聪明实力”报告仍然没有摆脱美国领导世界的思维模式。报告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应当是尽力延长并维持其作为善的代表的卓越地位。这看似崇高的目标,却明显带有大国的傲慢。美国强调延长其善的代表的卓越地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其他国家果真是这样认为的吗?这真是其他国家所期望得到的吗?况且,什么是美国所谓的“善”?报告称“善”就是给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但离开了美国的领导却无法得到的东西。但符合这个条件的事情究竟又能有多少呢?这只不过是美国一厢情愿的自信罢了。当今世界正在走向多元化,“己所欲,必施于人”未必就是好事,美国必须学会保护和尊重世界的差异性,重新审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如果总是抱着优越感不放、一味追求领导地位,而认识不到时代背景的改变,那么再好的理论也将是无济于事。
再次,报告对美国日益下滑的国际形象的原因诊断不足甚至有偏差。报告认识到美国国际形象下滑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美国对9・11事件的反应,即伊拉克战争。但奇怪的是,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分析及对美国形象的影响在报告中却只字未提,而是更多的集中在如何运用实力从而避开了外交政策。如果一个研究美国怎样在世界上运用实力的报告不对问题的各种原因(比如伊拉克战争)进行深刻的分析的话,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报告要求美国追求在国际行动上的合法性,但怎样才是合法,报告的撰写人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事实上,约瑟夫・奈和阿米蒂奇都公开支持伊拉克战争,尽管奈曾批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时间发动的正确战争”,并指责布什总统跳过盟友和国际组织一意孤行,导致给这场战争蒙上了一层不合法的阴影。但问题是,奈没有认识到侵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是永远也不可能具有合法性的,伊拉克战争只能是一场“错误的时间发动的错误的战争”。
最后,报告能否得到执行仍是未知数。在报告的开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主席约翰・哈默雷(John J Hamre)指出美国是一个拥有伟大理论的国家,而这篇报告就提供了一个真正伟大的理论。而实际上,美国正在日益变成一个充满虚假、言过其实理论的国家,尤其在政治思想和外交领域更是如此。报告坚信美国可以再次成为一个“聪明的”国家,但问题是如果美国政府缺少“聪明的”的政治家来执行这些“聪明的”理论,这又如何实现呢?既然掌管美国政府权力的人员不变,他们仍然会用严格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框架来限制新的理论,那么再多的理论创新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聪明实力”报告是美国智囊机构在反省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失误而作出的理性思考,是美国理论创新的又一大突破,尤其在2008年美国大选之前出台此份报告,对美国下一届政府的内外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指导意义。但是,由于报告对美国问题的国内制度根源和时代背景认识不够深刻,且报告自身也存在一些缺陷,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各种问题仍然值得怀疑。
(编辑/万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