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伦佑] 周伦佑

　　周伦佑出生于四川的一个偏僻小城西昌，却心雄万夫，一意破关而出，做万山之国的大王；这样仍不足以满足他的支配的欲望，还要挂云帆以济沧海，做众海盗的首领。在他那里，称霸意识中有自由意识，黄土地后面有蓝色背景。这是独特的。他出行必驾三匹马车：刊物、评论、作品，座驾非俄罗斯民间的三套车可比，有王者气派。如1986年创办的诗歌刊物《非非》，比起别的民刊，不但刊期长，规模大，而且中经两次停刊，不但锐气不减，而且思想倾向愈加鲜明。只要知道中国的出版环境，就可以知道，一个刊物的坚持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周伦佑善于创造概念，且具有随意演绎的能力，他的诗论富有原创性质，喜欢宏大、华赡、雄辩，然而，对于他这样先天的破坏性人物，结构主义也即解构主义，只是不像别的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样，动辄挟洋人以自重；与其说他是从理论出发，不如说是从诗出发，从创作实践出发，一切为我所用。至于他的诗，当然可以看作是理论的实证，往往意在笔先，驱遣万物，推波助澜，汪洋恣肆。
　　早在1969年，周伦佑开始写诗，文革时期自编过两部诗集。他在后来发表的一篇题作《证词》的文字中这样说到：“这些诗编成集时，我没有署真名，只用了化名，还画蛇添足地在诗集的序中假托这是一位死者的遗稿，以便东窗事发时有个退路。”关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他说：“那时抓人事先是不通知的，都是在会场上突然念到名字，然后由周围几个事先安排好的积极分子扑上来按住头扭住手推攘着揪上台去。所以每次去开会我都特别紧张，就怕喊到自己的名字。甚至平时有人突然喊我的姓名，我也会吓出一身冷汗！那种因极度的恐惧而‘心紧’的感觉直到十多年后再次深入我黑白不分的现实梦境，我才最终确认：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创伤，它于我已是根深蒂固不可分的了。”他最初的诗作已经带有比较明显的暴力——也可读作反暴力——倾向，如《星星的思路》、《誓》、《清泉》、《冬夜随想》、《望日》等，尤其是后一首：“我敢，我是后羿的子孙 / ……我射出最后一支箭—— / 太阳一声惨叫，扭动着 / 慢慢跌下黑暗的深渊。”这样的意象及使用，在当时是犯禁的。周伦佑也有另一种倾向，除了情诗，还写过一些形近宣传正统意识形态，充满“祖国”、“人民”一类大词的诗，实质上，那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诗，潜在着一种救世主意识。
　　到了“非非”时代，所有这些固有的倾向，都被“文化”泥石流所淹没。周伦佑先后写了《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非非主义诗歌方法》、《反价值》等论文，打出“反文化”、“反价值”的造反之旗，实际上与当时从文学界到学术界的“寻根”——文化学热潮合流。他成了一名狂热的“文化分子”。与此相对应，他写下《带猫头鹰的男人》、《狼谷》、《十三级台阶》、《自由方块》、《头像》等长诗和组诗，集中地以文化典籍的内容、建筑的排列形式，以及怪异的“遁辞”，在诗坛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只狗追撵一条小路追到一棵树下
　　爬到树上躲藏的路是一条聪明的路
　　咬住自己尾巴转圈的狗是一只通灵的狗
　　在 在 下
　　在树上 在树下 上树在
　　下 上 在
　　道不可以说出，梵不可以说出
　　陶罐盛满水，蓍草的牙齿打湿了
　　天心深处那颗星游上岸，我们也上岸吧
　　以上是《带猫头鹰的男人》中的一节，在分行书写时，突出视觉效果。诗人还有一些诗，有名的是《自由方块》，也都常常摆这类变化不定的八阵图。这里举其中的一个片断：
　　你说李白酒后看见月亮是蓝的他说月亮比
　　李白还白我认定月亮是某种形状怎么打磨都是方的
　　他看见你或我或一个像我的去过那片树林那晚军
　　火库被盗我看见他进山打猎你证明他在家和老婆睡觉
　　我说留长发的是男人你说留长发的是女人他说
　　那是古代现在男女都一样都留长发都不留长发……
　　周伦佑用词时而典雅，时而俚俗，时而引经据典，时而插科打诨，时而格律化，时而散文化，时而绕口令，时而回文诗，随处制造互文，以期达致语言的狂欢。诗是实验的，但也是炫耀的，暴力倾向就通过这豪奢的语言表现出来。再看《梅花第一章》的开头：
　　雨中不见伊人，只有梅花的疏影
　　毛发躁动的夜晚，我的心情异常平静
　　古代的临安是不会有这样的酒廊的
　　桃木的梯子上我一眼就认出了你
　　无可奈何花落去，是另一种花的凋谢
　　似曾相识的不是燕子，是一种落寞的美……
　　诗中明显地是对古诗词的仿写，情调是古旧的，价值是很文化的。总之，周伦佑在诗坛的喧哗声中，已然失去了方位感。
　　这些由文化碎片整合而成的诗歌，以文化反文化，以价值反价值，语义互相抵销，思想是空缺的，从整体来说不具革命性，局部的革命也是属于语法学的。只有当他的文化之梦被粉碎时，内在的暴力，才可能穿透才子气的轻浮的幕墙而激射开来；也只有在这时，当他不是作为洋洋得意的骄纵者，而是作为一个失败者遭到羞辱和打击时，他的叛逆的、反抗的姿态才具备了本来的意义，而不致沦为一种无害的象征。
　　九十年代，从理论到作品，周伦佑急转直下，“从玄学深处跌回到自身”。他相继提出“红色写作”和“体制外写作”，所谓“体制外写作”，只是更为明确地表示一种立场或姿态，实际上是“红色写作”的延续。红色写作的宗旨是：“以人的现实存在为中心，深入骨头与制度，涉足一切时代的残暴，接受人生的全部难度与强度，一切大拒绝、大介入、大牺牲的勇气。”“从文本转向现实，从模仿转向创造，从逃避转向介入，从水转向血，从阅读大师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在充满暴力与对抗的时代，文章标举社会抗议和绝望的主题，同时指出，重要的是反闲适，因为这种传统文人的东西，其要害是消极、妥协和逃避。作为批评的声音，它是及时的，必要的，并且带有自我反思的性质。文章认为，诗人一生的主要意象，与他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有关。就周伦佑这个时期的作品来说，也确实如此，其中的主要意象：大鸟、兽、钢铁、石头、火焰，都来源于新的经历，并非书斋里的玄想。这时，他有了“火浴的感觉”，因此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地“冷抒情”。整个八十年代，他一样陷入才子集团的迷阵里，直到九十年代才脱身而出，从空洞的文化符号进入时代的核心。